对于个体来说，“四十不惑”意味着心智坚定，不为外物所惑。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外交等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绩是中国故事的国际吸引力所在。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借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道路，总结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通过讲述中国故事，为世界提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借鉴，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和使命。
一、治国理政经验的国际传播环境
中国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与世界多数国家情况迥异，在全球利益格局中，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引起传统大国的压制、新兴国家的猜忌、发展中国家的误解，将是我国国际传播工作长期面临的环境。目前阶段，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的认知和评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角。一个视角是意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看到中国发展给世界发展带来的机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援助为它们克服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机会，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和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为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带来新的希望。另一个视角是担心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警惕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担心崛起的中国会危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甚至像历史上曾经的列强那样走上争霸的道路。发达国家担心中国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同视角的国际社会利益群体对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接受范围和接受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区分“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对象是有效传播的前提。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可以简单分为五类：一是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传统强国，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三是如波兰、土耳其、以色列等区域强国，四是如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等体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五是欠发达国家。这些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政治制度、文化宗教与中国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兴趣点和接受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针对不同类别的国家采取相适应的传播内容与传播机制应纳入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具体工作的考量之中。
二、治国理政经验——中国故事的内容建构
加快中国故事内容建设，需要对讲好中国故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共性问题、敏感问题加强研究，对“讲什么中国故事、对谁讲中国故事、如何讲中国故事”提出一套科学严谨、系统规范的解决方案。但是，自2013年，我国明确确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对外宣传工作方针以来，“讲什么中国故事”是相关实践部门和理论工作者仍没有实现突破的“工作瓶颈”。总体来说，中国故事的内容建设依旧滞后于传播渠道建设。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现有“中国故事”停留在经济、文化、科技层面，内涵单一，吸引力和传播力有限；二是“中国故事”的内容建设和产品传播在实际运行中相对分离，导致在国际社会传播的“中国故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丰富性有限。面对多元化的国际传播受众，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无法简单套用一套“中国故事”的叙事方式。目前对外传播的中国故事重在结果导向，以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等成型的“中国产品”“中国成就”为主，而对“生产”这些发展成就的“中国制度”讨论和展示不足。制度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的核心要素，也应是当代中国故事的核心构成。
建构以治国理政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故事，首先需要明确“好的中国故事”的标准和价值导向。从标准上来看，“真”是“好”的前提。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是“中国故事”的真实吸引力所在。真实的故事、真诚的态度、真理的力量应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和目标，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讲事实、讲数据、讲困难、讲作为，是故事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基础。从价值导向上来看，需要秉持价值导向多元化的原则。设置中国故事议题时应跳出“中国特色”的局限，多元回应世界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议题、具有世界发展共性的中国议题、世界关注中国的议题、世界质疑中国的议题，均可以纳入“中国故事”的议题。
在明确中国故事建构的多元价值导向之后，中国故事内容的多元化构建，应由多个专业的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以学术研究积累为依持，运用易于传播的语言，讲清楚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魅力所在。从过程、成绩和困难多个维度出发，从制度、理念、实践多个层次讲述中国经济建设故事、政治建设故事、文化建设故事、社会建设故事和生态建设等多领域故事。具体的建构工作需要完成四个环节的建构：一是以求真的态度梳理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走过的发展道路，即中国道路；二是以科学的方法挖掘中国发展道路中发生的有可借鉴可传播价值的中国故事；三是以开放的话语体系呈现中国故事，即话语体系建构；四是将用开放的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故事传播出去，即中国故事的传播。这四个环节紧密相连，是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国际传播的系统构成。
在具体内容建构上，秉持专业原则，以学术话语引导社会话语，让专业人士讲通俗故事。如，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之一是政府助力市场，由于GDP考核的约束，更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是企业税，政府必须扶持新企业进入市场，扩大税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国政治故事可着眼于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军事外交发展等多个角度讲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故事，在政府质量、责任政府、绩效政府、廉洁政府、电子政务等超越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体系内讲述中国政治发展故事是能够被国际社会听得懂的故事。中国社会建设故事可落脚于民生改善成果，如扶贫减贫、城乡登记失业率较低、教育水平提升快，以家庭和邻里为单位的互助型社会支持体系。中国文化的故事既可以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也可以围绕“开放”“发展”“和平”等现代文明理念展开，开放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制造业的真实价值得到了验证和体现等等。
总体来说，准确、科学、令人信服地传播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需要建立在中国故事内容建构的多元化基础上，而多元化需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价值导向多元化；二是故事主题多元化，中国故事应全面展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领域的故事；三是故事角度多元化，制度与实践、理念与价值、结果与过程、正向经验与负面教训等多角度、多侧面建构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述。“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项系统工程，外交外联外宣系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相关学术性研究、政策性研究是中国故事内容建构的主体。优化和完善相关工作的智库支持力量，提高中国故事建构的全局性和长远性，提升外交外联外宣等部门相关传播决策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是推进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国际传播的根本性工作。
三、治国理政经验的国际传播机制建构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传播是在现行国际体系内进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贡献在于打破“西方中心论”，为国际社会贡献新的视角，提供新的发展理念。从传播效果出发，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尊重传播对象国的话语体系去阐释中国的立场观点，寻求最大公约数，才能更多地争取国际舆论对我方立场的理解与支持。为了争取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国际传播工作应更多地通过融通中外的概念表述，真正达到增信释疑的目标。“融通中外”，知易行难，尤其是当“中国故事”的内容建设和产品传播在实际操作中相对分离和割裂时，重传播、轻内容建设，很难成就“好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多元化建构，可以从人才培养、渠道拓展、信息沟通机制、绩效管理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化人才多元选拔和培养机制。扩大国内国际传播人才挖掘范围，在全国范围内跨机构、跨部门、跨专业、跨领域搭建“国际传播人才库”，以点带面，突出专业重点。跨学科、跨机构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中国故事内容建设”工程。二战后美国政府资助中情局在高校成立社会科学联合促进会，社会科学将所有学科的壁垒打开，跨界研究兴起，学术上迅速产生了一批极具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社会科学学者和“美国梦”产品。同时期苏联的社会科学被禁锢在意识形态里，国家故事的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其次，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合作网络。原中央编译局（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讲好中国故事问卷调查（2018）”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故事传播效果最好的组织排在前三位的是媒体、社会组织和高校科研机构，党政国家机关排在最后。效果最好的传播形式前三位是海外媒体报道、海外中国主题推介和自媒体传播，而官方发布的效果最为不显著。官方传播主体具有“权威发布”的特征，而非官方的传播主体是“在场发布”和“态度发布”为主。借助新媒体传播媒介，在受众那里，“在场发布”和“态度发布”的即时性和真实性往往比“权威发布”更具传播力和影响力。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下的国际传播主体和平台已超越官方机构和政府间平台，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商业主体和公民个人也成为传播主体。以国际舞台为背景的话语平台突破了传统传播路径下的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和书籍等需要授权的公共传播媒体，以新信息技术为媒介的网络传播、点对点传播的出现和兴盛已改变了国际传播的传统制式。
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和大众性也决定了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路径不易被公共权力完全纳入管制。国际传播工作需要变政府主导为政府引导，突出政府、主流媒体之外的组织的作用，激活社会组织、智库、企业、少数民族等民间的力量。政府增加和提高对以这些主体为主导的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活动的支持。目前的国际传播渠道建设的投入重点依然是机构、出版物、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传播成本高、传播速度和效果有限。可研究欧美政界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的“推特治国”“脸书理政”经验，加大对投入成本低、传播效果直接的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投入。
再次，建立信息双向流通机制。对外，改革和创新我国对外信息传播平台和工作机制，拓宽海外获取中国官方和民间信息的渠道，增加信息传递的透明度、准确性和及时性，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对内，多点资助专业机构长期开展相关主题国际传播效果调查、海外对中国国家发展动态和专项议题的认知度和支持度调查，坚持调查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为首要原则，以防误导国内舆论和相关部门决策。
最后，应倡导建立健全国际传播工作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目前的传播工作停留在“传播出去”的层次，对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并用以优化传播本身的工作还没有成形的机制。讲好中国故事是作为国家形象建设的内容之一，由官方统筹推进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论是作为工作推进的手段，还是工作改进的工具，建立国际交流和国际传播项目的绩效评估机制都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效果为导向，以问题破解为标准，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投入产出进行绩效管理和评估，可以“传播力”“绩效产出”为核心要素构建。传播力的评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场”，即传播主体在舆论场域内出现的频率；二是“评价”，即传播内容获得的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三是“认同”，即该传播主体的传播内容是否得到了目标受众的价值认同。传播效果的评估也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无效果，即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效果；二是正向效果，即得到了预期的正面效果；三是反向效果，即得到了预期之外的负面效果。以科学的绩效评估为抓手，优化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在当下具有很高的紧迫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文献多语种数据库建设”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7ZDA108）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