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夯实中日民意基础
去年9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人民中国杂志社在东京举办了“民间的力量”主题图片展，展出内容包括本刊当年的报道页面、珍贵的历史图片等第一手资料，引来了日本各界的关注。这些具体的事例和生动的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一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此后45年来两国民间各个领域的交往，有力地佐证了“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这句至理名言，验证了民意基础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
今年，我们又拉开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帷幕。中日关系经历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过去几年里，中日关系经历了严峻考验。去年起，一些向好的势头带来了希望。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就改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沟通，签订了一系列包括经济、安全、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政府协定。这对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的今天，如何发掘民间的潜力，修复、夯实受损严重的民意基础，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创造更充分的有利条件，对日媒体正是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今年又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天两国民间交流的广泛性与规模早已不可与40多年前的水平同日而语。仅就民间外交而言，除了传统的友好团体继续发挥作用之外，新型民间组织、各种NGO等也积极投入到交流中来，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公共外交的概念深入人心，民间交流的主体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些都为对日报道提供了丰富的选题资源。
十几年前笔者开始参加由电通公司、朝日电视台等民间机构与国新办联合主办的媒体人士对话会。对话会采取闭门形式，与会者可以畅所欲言，坦率交换意见。十多年过去，双方各大媒体的一线骨干，尽管价值观、新闻观都有不同，但通过坦诚交流，大家成为好朋友，也都一定程度了解了对方的立场，为相向而行创造了条件。我在对话会上一再强调的观点是，两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对本国民众正确认识和了解对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两国的民意走向发挥着巨大的引导或诱导作用。我坚持呼吁，应该重视跨文化交流媒体的独特作用，两国媒体的决策层应该进一步加大对话力度，扎实开展务实可行的共采共稿等多种形式的媒体合作。
近年，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联合主办的“北京—东京”论坛是一个更大的公共外交平台，各个分论坛几乎涵盖中日之间存在问题的所有领域。各路嘉宾在这个平台上，基于每年的双方舆论调查结果，分析两国民意对立的问题点所在，为中日两国消除分歧、扩大共识建言献策，其社会影响日渐扩大。这个论坛作为交流平台的特点之一，就是每年坚持通过民调分析两国舆论对民意的影响，进而将其作为在媒体分论坛交流时的依据，探讨在改进民意方面双方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选题策划从被忽视的领域切入
对日传播媒体在夯实民意基础方面可做的事情有很多。在加强现有时政报道和经济报道的同时，还应该在相对被忽视或重视不够的领域加大选题策划力度，以便打开对日工作新局面。笔者根据近年来的亲身实践与思考，结合目前的主要问题点，重点展开以下讨论。
1.地方交流。地方交流是中日交流的一大特征。各地的横向交流，扩大了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造福了地方人民，同时也为更深入均衡地加强两国人民了解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近年来许多地方友好城市的交流已经形同虚设，人员来往也大不如从前。一些地方官员，对中日关系感到没有把握，开展地方交流的积极性有所下降。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因为广泛的民意基础就在地方。我们不能只注意东京而忽视关西、忽视东北地区、忽视九州。同样，日本和中国的交流也不应该只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广州，还应该对中国广阔的内地多加关注。《人民中国》每年都向中日双方的地方政府呼吁加强交流，“美丽中国”“知事访谈”等栏目都是为这种交流搭建的平台。今年青海外宣办将通过人民中国杂志社东京支局的协助，在日本举办“大美青海”展等交流活动，这是“美丽中国”栏目产生的延伸效应。
2.灾难报道。两国人民在灾难面前相互守望，是增进两国民意改善的重要报道资源。今年是汶川大地震发生10周年。不论是四川还是福岛，当年大地震发生时，中日两国人民曾相互守望，互相支援。《人民中国》在汶川地震、东日本地震、熊本地震发生时，做过许多有温度的、有针对性的及时报道，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心灵距离。今年第八期《人民中国》再次推出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特辑报道，其中还通过东京支局采访到当年日本救援队成员。这个策划无疑将再次在日本读者中引起良性反响。
3.人文交流。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旅游。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于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向往，日本曾兴起来华旅游热，修学旅行也十分普遍。那时候中国公众还不具备赴日旅行的经济实力，因此双方的旅游是不对等的。如今仿佛一切都倒过来了，中国游客大批赴日旅行，而来自日本的游客却完全不成比例了。旅游是增进彼此了解的最直接途径，但目前的这种失衡却令人感到遗憾。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各地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旅游可以非常接地气地了解中国实际发生的变化。然而日本旅游者、来华留学和修学旅行人数都远远少于从前。日本媒体的片面夸张炒作造成心理恐惧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游客赴日游也要克服过度的消费主义倾向，增加和当地人交流的比重，以加深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人民中国》策划了“不平衡的中日旅游”等多个针对上述问题的选题策划；连续多年推出的金牌栏目“美丽中国”，刊登的对地方城市历史、文化的深入报道，引起日本许多读者关注，并得到赞誉。今后，对日报道应该在这个领域进一步加大报道力度，吸引更多日本游客特别是年轻游客来华旅游，以“一见”克“百闻”，校正日本媒体对中国片面、失实报道带来的负面作用。
4.评论选题。媒体本身对两国民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前面也提到，近年对媒体责任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一个大背景是，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移动终端的崛起，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得到拓宽，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新闻也鱼龙混杂，甚至有人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事实”时代。情绪化、简单化导致的与民粹主义思潮相伴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一有机会便成为干扰中日关系理性、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成为绑架民意、削弱民众互信的顽固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传统媒体，新媒体、图书的影响也应该列入我们的评论选题关注范畴。如何正确引导、平衡不同观点，克服商业主义、广告至上主义导致的对受众的误导与迎合，都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良知。媒体一线人员的交流已经有了一些畅通的平台，而媒体高层决策人士的直接交流不论是渠道还是次数都非常不够。除了对话，还应该采取一些行动。从大家有共识的领域做起，比如就灾后重建、精准扶贫、有效治理污染、人口老龄化等话题共同策划、采访，发现彼此的关切与利益共同点，甚至在条件成熟时推进媒体合作。这一切，都是媒体本身在夯实民意基础方面可做的“基建工程”，对日传播媒体“打铁必须自身硬”，同时还要引导日本媒体与我们相向而行，共同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5.中日关系。不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当年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那一代人已经老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在今天的中生代、新生代。如何在喧嚣的舆论环境中放大老一代人曾经发出的睿智声音，并在今天将后继者的新声推出，也是媒体应该积极面对的课题。今年初，92岁高龄的野中广务先生去世，《人民中国》微信公众号转发了一篇中国外交家怀念野中先生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转推。人们为这样一位有良知、有信念、有担当的老牌政治家的离世感到惋惜，更为后继乏人的现实感到不安。周恩来、田中角荣，或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那样彼此建立“言必信，行必果”政治信任的老一代人，大部分都已做古，健在的人也年逾古稀。所以，应该加紧推动中生代、新生代政治家或者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智库、学者之间建立个人信任关系，形成真正深入的交流。历史上中日千人规模的交流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今后还可以继续开展这样的交流。但今后更加精准的、机制化的深入交流将是提升交流质量的关键。如果这些努力都在媒体报道中得到有力体现，并有效地传递到双方手中，对民意的正面影响不难想见。《人民中国》的“中日关系大家谈”在中日关系最为困难的5年中坚持每月推出，以致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与评价。今年6月，结合李克强总理访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等，《人民中国》策划的特辑更是将中日有识之士的声音集中推出，用新的睿智的思想影响日本受众。
6.流行文化。针对年轻一代的兴趣与思想创新报道方法也是媒体的紧迫任务。年轻人之间往往以动漫、音乐、文学、舞台剧等早已没有交流鸿沟的流行文化进行着富有成效的交流。日本的流行文化外宣做得比我们要好。流行文化交流是我们改善年轻一代民意基础的重要工具，我们也要善用好这个工具。为应对年轻读者后续乏力的局面，近年来《人民中国》在报道中增加了两国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漫画要素，将一些历史话题、传统文化话题运用流行文化要素处理，用这样的办法我们稳步争取到一些年轻读者的关注；同时，策划作文大赛、摄影比赛、动漫创作大赛等多种活动吸引中日双方年轻人参与，在实践中也收到明显效果。其好处是，既照顾到了年轻一代的接受习惯，又注意引导大家避免在交流过程中形成陷入流行文化本身而忽视彼此真正相互了解的倾向。此外，媒体形态的多样化也为吸引新的年轻读者提供了机会。《人民中国》的微信公众号由于围绕精准的读者定位，立足于中日人文交流设置选题，创办短短3年粉丝数即超过3.3万人，而且保持强势增粉势头。结合24节气申遗成功连续推出两年的“俳人笔下的节气与花”、每年一度的日本“工薪阶层川柳佳作汉译”等栏目大受欢迎，成为圈粉利器。
7.国情变化。彼此加深对对方当代历史的了解也是增进互信的重要环节。对于中日两国在当代发生的深刻国情变化，媒体也应该及时策划出好的选题，以推动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发展的正确认知。今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日本将是平成时代30年落下帷幕的一年。我们彼此对这一段的各自发展有多大程度准确、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将决定今后我们如何相处。冷战结束之后开始的平成时代，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意识所发生的变化，值得中国方面认真研究；同样，经过40年改革开放，走进全新时代的中国，也值得日本冷静、客观、全面地了解与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全面复兴，对日本是机会还是挑战，在日本国内认识很不统一。鸠山由纪夫前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思想、福田康夫前首相最近在中国强调的“和合思想”都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交集，值得媒体多做文章，推动媒体、智库、学者作为介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力量，多多发声，引导民意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
8.文化交流。文化交流能够对民意走向形成有温度的影响，这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媒体给予更多重视。那些动人心弦的作品在中日几代人中形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不可低估，并值得在今天发扬光大。40年前高仓健、中野良子主演的《追捕》直到今天还在被记忆，并在去年由中国导演吴宇森重拍；同样，中国电影《那山那人那狗》给日本观众带来的感动至今犹在。四季剧团的音乐剧《李香兰》和中国人物传记电影《周恩来》曾在1992年分别在两国引起轰动。去年松竹大歌舞伎访华公演与中国京剧在日巡演，以及中日合拍的《妖猫传》在两国的同时公映都为民意回暖营造了气氛。今年，中国电影节在日本举办，日本的狂言大师也将率经典作品来华演出。
特别要指出的是，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政府签订的合拍电影协议对人文交流具有特别意义。1982年为纪念邦交正常化10周年，中日合拍了电影《一盘没下完的棋》，影片讲的是两国围棋棋手如何因战争而改变了命运。这部电影的片名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围棋是古老中国的发明，由日本推广到世界。以围棋为媒介展开的故事就好像中日两国在东亚舞台上相互博弈的命运。历史告诉我们，比邻而居，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如何确立一种良性竞赛而非恶性竞争的机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人民中国》在今年7月号“中日关系再起航”特辑中专门就电影合作与交流在近40年中日民间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系统梳理，各方反响强烈。
简言之，夯实两国民意基础，为中日关系发展行稳致远创造舆论环境，对日媒体应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本文仅就如何改进中日关系中几个需要引起进一步重视的领域的相关报道提出经验之谈，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