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代表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被认为是“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生命形态、精神表达和审美风格的亦重亦轻是陈忠实作品突出的艺术个性，同时也构成了我们走进和把握陈忠实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一个农民的儿子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西安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落，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1955年，靠卖树为生的父亲实在无力承担两个儿子的学费，只得让当弟弟的陈忠实先休学一年，供大儿子考上师范学校后再做打算。可是大家都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陈忠实先在农村当老师，后来又在区文化部门工作过四年，最重要的是在公社工作了十年。那时他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而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进行工作。那十年是他对中国乡村的体验、理解及生活积累最重要的时期，对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为他后来创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陈忠实认为，作家深入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另一种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这两种都是可取的。作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陈忠实写作初期的最大特点是，农村日常的形形色色在他笔下尤显逼真，充满了强烈的美感。
一部能当枕头用的大书
直到今天，提起陈忠实，大多数人想到的便是他的《白鹿原》。“我还不打算写《白鹿原》续集或者姊妹篇，因为没有要表达的东西，写不出来了。”陈忠实坦言。
1983年，在文坛耕耘了20年的陈忠实获得了专业作家的身份，从此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酝酿写一部书，一部“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他渴望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
为了潜心创作，他从城镇带着铺盖，回到了乡下老家。这个旧宅老屋，可以说是他文学写作和精神生命中的一个原点。在那里，他坐在一把小竹椅上，旁边是歪了一条腿、非得拿麻绳一圈一圈捆结实了才能放平的方桌，想象自己和“白鹿原”上所有男男女女的对话。陈忠实说：“我在创作时必须把自己关在屋里，这里笔下的人物仿佛都在我的周围活动，要是屋子里进来一个人那些人物都吓跑了，我也就写不出一个字了。”陈忠实在农家小院一住就是几年，直到《白鹿原》出版他才回到西安。
结果《白鹿原》大放异彩，陈忠实如同一位智慧的老者讲述了渭河平原50年的岁月变迁和一个家族两代人的心灵秘史，彰显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浓烈的地域风情，为中国当代文坛育出了一棵根深叶茂、苍翠生辉的大树，立起了一座拔地而起、撼人心魄的高峰。
一生不曾改变的乡土情结
熟悉陈忠实的读者会发现，陈忠实每一篇文章的末尾，落款往往是家乡的“原下”“二府庄”等字样。即使在作协大院写出的文章，他附上的也是“于雍村”或“雍村”，没有一次用过街巷或单位的名字。
他潜意识里依然亲和着乡村。尽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头了，却拒绝把某某街、某某路作为文章末尾的写作地点，而乐于附上某某村、某某寨这些乡村的名字。这种亲和和拒绝的意向，源于他一生不曾改变的乡土情结。
“不管怎样，每一位作家都有他的生活场，都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谁也无法摆脱。贾平凹的生活场在陕南商州，我的生活场就是白鹿原。”陈忠实说。
1992年春天，当陈忠实在自己绽放梨花的院子里，把《白鹿原》手稿交给编辑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连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如今，斯人已逝，但那部以命相换的《白鹿原》将永不荒芜。
陈忠实访谈录
问：您是如何想到要写《白鹿原》这部书的？
陈忠实：我老家那个村子背靠白鹿原。我过去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白鹿原的历史，都是写我当下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后来，在不经意间我发觉到这个原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大事的时候，真是有一种震撼性的心理过程。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了解，使我对陕西、对关中人的理解，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面对我生存的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的再认识，就产生了要写《白鹿原》这个长篇小说的意念。
问：有人认为，《白鹿原》正面观照了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对传统社会做了一个史诗性的观察和描述。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陈忠实：我主要是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1949年以前，从封建社会解体到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是怎样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心理，这些乡村的乡绅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样构架的？当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这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各种人，发生了怎样的精神迁移或者裂变？实际上不要说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民众的精神心理上，仍然没有完全解构完那些传统思想。不管是传统文化中美好的，还是腐朽的东西，都仍然在支撑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
问：小说《白鹿原》中，田小娥是非常出彩的一位女性。她死后最终化为飞蛾，并带来了一场瘟疫，这让许多人认为是运用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您怎样看？
陈忠实：写《白鹿原》之前，我的确看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但我相信，自己写的是本民族的事情，生生死死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不会去弄什么概念移植和故作新潮，我不会把人忽然就变成甲虫了，我们民族没有那种东西。
问：作家在语言上都格外追求创新，您对自己的文学语言也是下过很大功夫，有着高度自觉，这种思维习惯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陈忠实：在创作过程中，我学习过赵树理、柳青等作家的语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意识到一个作家必须在包括语言在内的整个创作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不长苗”，大树的叶子把阳光都遮住了。作家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写他的所有生活体验，他必须根据他体验到的内容和人物，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这应该是语言创造最生动的东西。
问：现在许多作家都改行当编剧，还有的写小说时总考虑怎么能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本，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忠实：对那些本身具备编剧天赋和才能的作家，当编剧是件好事，但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当编剧。我不赞同在写小说时老惦记着改编成剧本，这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如果老想着怎么能把情节写得离奇、惊险，甚至硬要加一些所谓有戏剧性的冲突，这就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白轮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