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钟阿城先生的一次访谈，他教读者怎样判定一部作品是否伟大：要看小说看上去是否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若像，写得再俏皮，也只能入畅销书排行榜，而不能列入影响数代人的作品之列。
换句话说，一流的写作往往没有这么聪明外露，作家只像一位农民一样耕耘，沉浸在人物叵测的命运中，绝不可能有心思每分钟都在讲俏皮话。
这下，我终于明白《围城》为何一度在文学价值上被争论得很厉害。
这部小说的开头，太像“几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了。“苏小姐身段瘦削，轮廓线条太硬，就像方头钢笔画成的，”“鲍小姐被叫作局部的真理，因为真理总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每一页、每一节、每一个人物出场，钱锺书先生都奉献了让人永生难忘的毒辣刻画，然而，读者的注意力，很可能被这些聪明绝顶的比喻分去大半，以至于读到第三章人物的形象还有一点虚浮。
记得杨绛先生回忆说，1944年，锺书先生开始写作《围城》时，家境非常困顿，杨先生去小学谋求教职贴补家用。为了让锺书先生少受时局和开销的影响，杨先生辞去仆役，自做“灶下婢”。因此，锺书先生“每写几页都要给灶下婢看的”。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苦中求乐的心态，《围城》一开始就陷入了俏皮讽喻的汪洋中。这些比喻就像口含九制橄榄，让人回味半天。可你且想一想一张嘴含入七八颗橄榄的样子。
然而，这部小说还是摆脱了“聪明过度”的可能性，逐渐变得深沉朴素。为了结婚，孙柔嘉使出了秘而不宣的手腕，而方鸿渐也顺水推舟入了围城，各种婚后的龌龊就像皮袍底下的小咬一样出现了……写到这里，锺书先生已经很少说俏皮话，他也不再每写几页都要兴冲冲拿给杨先生看了。连现实生活中的他，在饭桌上也不再妙语连珠。那是一段沉静的时光，锺书先生完全沉浸到方鸿渐的命运里，连他紧紧贴着眉毛的黑框眼镜，也显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无奈。
小说始于聪慧，终于敦厚，以一个洗尽铅华的收尾，挤进了一流作品的行列。
（田龙华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