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曾偶遇一个懂生活的高手。他不过是一个暑假来北京打工、二十岁出头的大男孩。我看到他时，他正在跟一个外国人连说带比划地“聊天”。大约是那个法国人在跟他咨询一道菜。两人“手舞足蹈”地用两国语言交流中国菜谱，最后他推荐的菜居然很合法国人的口味。
法国人离开时，给他竖了个大拇指。他则热情地将法国人送到门口，顺带连说带比划地给人家推荐了景点。
他过来上菜时，我忍不住笑他，难道不怕给人家指错路，丢了中国人的脸。
他夸张地大笑，拉长腔调说：“我外语说得这么好，表演得这么形象，交际能力这么强，怎么会丢国人的脸。”
我问他：“你每天都过得这么妙趣横生吗？”
当时，他在那家餐馆打工已一月有余。我猜想这么枯燥的工作应该早已让人心生厌烦。
他挠挠头，说：“妙不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每天都很有趣。”就连他刚到北京最落魄的时候，他也觉得极其有趣。
他刚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钱包就被偷了。当时他身无分文，住在地下通道里。下过雨的深夜，难以入眠的他，和几个流浪汉在通道里打了一晚上扑克。然后，他继续上路，去找一份安身的工作。
暑期工没那么难找，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找到了这家餐馆。休息日，他就拿着地图在北京各处转悠。跟旅游一般惬意。
他故意用一口老北京的腔调，发音准确无比，这是他跟餐馆周边的北京大妈大爷们学来的。
似乎，在他眼里，满世界都是好玩得不得了的事情。简单一番交谈，你就能轻易地感觉到，他活得生机勃勃的。这大概就是罗莎琳·德卡斯奥所说的：对于内心充溢快乐的人们而言，所有过程都是美妙的。
人生的确需要时时激活，却并不有赖于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它们顶多只能起到一针强心剂的作用。短暂的疗效后，一切又将归于平常。所以，真正有趣的人生一定是生根发芽于寻常光景。
记得杨绛先生在书中记录他们一家爱去动物园，把各种动物的秉性写得惟妙惟肖。
写到大象，她写道：“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那饲养员呢。”每一个情节都是那么饱满，有光芒。我突然明白了，之所以钱先生能留下《围城》等文学巨著，正是因为和杨绛先生一起，参透了这日常生活里的寻常乐趣。
真正有趣的生活，从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它囿于厨房，却容得下山川湖海的纵横生趣。生活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不能当救命稻草。
要想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我们必须学会与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水泥地里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木木摘自《仅有一次的人生，就要酣畅淋漓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