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8日夜，在距北平百里之遥的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赶到通州文庙。通州文庙是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所在地。细木繁十万火急地提醒“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二张不稳”——“二张”指的是“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队长张庆余和张砚田。细木繁要求殷汝耕紧急处置。殷却不以为然：“他们都是没娘的儿子，除了冀东，无处逃生，可以放心！”
时年54岁的殷汝耕或许认为，时下，他人生正在走向巅峰，区区两位保安队队长并无胆量妨碍他的似锦前程。1935年11月，他在日本方面的授意下建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管冀东22县及唐山市、秦皇岛市，人口800万，面积3万平方公里。但过去近两年时间里，冀东并不完全掌握在殷汝耕的手里。以通州为例，当时的武装力量有三支：一是日本人的势力，包括日本警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二是“自治政府”下属的保安队；第三支是驻扎城外的29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卫戍平津、拥兵自重，一直是日本方面看重的拉拢对象。关东军参谋专田盛寿是一手策划“华北自治”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助手。他后来回忆，土肥原曾亲口向宋哲元许诺，如果宋愿意加入傀儡政权，就让殷汝耕做宋的部下。
但在7月28日这天晚上，形势已经大变。“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和谈破裂。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日，日军动员本土的3个师团进入华北。27日深夜，南苑之战爆发。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到这天晚上，29军副军长佟凌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宋哲元撤回保定，平津的陷落大势已定。殷汝耕不难想象，日本人正在全面控制华北和平津，在未来版图扩大了的傀儡政权中，自己将是无人可以一较高下的一把手。
然而无论是土肥原贤二还是殷汝耕都未能看到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所呈现的蛛丝马迹。“冀东保安队”前身是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冀东在《塘沽协定》后被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军，只能由警察维持治安。1933年夏，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省政府名义建立特种警察部队。“冀东保安队”虽列在傀儡政权名下，但哗变事件时有发生。1936年底，驻昌黎的官兵就发生过三次哗变，最多一次涉及400人。
张庆余和张砚田领导的驻通州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大部分人员来自原东北军，背负国仇家恨，与日军矛盾由来已久。1936年8月27日，张砚田部第四分队百余人哗变。在通州城内保安队士兵常与日本特务、“浪人”发生冲突。
殷汝耕对张庆余、张砚田等人早有戒心。张庆余、张砚田曾与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密谋设立一个与殷汝耕并驾齐驱的军务长官，以便掌握更多军权，但此计被殷汝耕知晓。或许根据殷汝耕的一贯逻辑，他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官场中司空见惯的单纯的权力争夺。他托人从中疏解，并多次宴请二张，张庆余、张砚田也表现出了尽释前嫌的顺从。但殷汝耕并不知晓，冀东伪政权成立之初，张庆余曾密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的商震请示应对之策。商震嘱其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暂时虚与委蛇。1936年初，通过原冯玉祥国民军宿将、河北省哥老会首领之一张树声斡旋，张庆余、张砚田曾赴天津与宋哲元秘密接触。宋哲元对二人爱国和抗日态度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坚定立场，强化军队训练，做好准备工作，并赠予每人1万元经费。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面见29军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冯治安请他于中日开战时一面出其不意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起到夹击效果。29军参谋长张樾亭已经将张庆余、张砚田所部编入29军战斗序列。
细木繁的担忧来自一场“不合作”。1937年7月27日凌晨，驻通州日军突然向29军发动攻击。然而部署在通州旧城南门的保安队并未像日本方面安排的那样截击29军，只是对空鸣枪放炮虚张声势，29军得以安全撤离。日军对保安队甚为不满。当日9时，日军12架飞机轰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教导总队营地，保安队十余人伤亡，房屋被炸毁。
事已至此，张庆余、张砚田等人秘密集合，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将起义指挥机关设在县城北关，规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28日午夜，起义信号响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攻占特务机关，细木繁被乱枪击毙，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全部被歼。
起义军冲进通州文庙的时候，细木繁刚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见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却不见人。厕所、壁橱、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起义军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代殷汝耕的去处，仆役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把殷汝耕拽了下来。
1933年5月31日，中日华北停战首席谈判代表熊斌（右三）和冈村宁次（左四）在《塘沽协定》上签字（视觉中国供图）张庆余后来回忆：“事先本拟枭首示众，以平民愤，但冀东伪教诲锻炼所副所长刘春台劝止，说：殷逆系何应钦、黄郛的心腹，说不定拥有中央密旨，我们不宜擅杀，最好押送北平交给宋哲元，转解中央比拟安妥。”于是起义军将殷汝耕押解到北关吕祖祠指挥部监禁起来。在那儿，起义军要求殷汝耕表态反正抗日。这个要求让殷汝耕迟疑不决。
1940年4月，以汪伪政权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的身份访问东京的殷汝耕（前排中）在赤坂“锦水”料理店宴请早稻田大学时代的老师盐泽昌贞（前排右三）（邹德怀供图）“弄潮者”
1947年，《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观摩了首都高等法院刑二庭对汉奸殷汝耕的正式审讯。龚选舞在回忆录里描述殷汝耕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转过头猛一看，不由自主地揉了一下眼睛，原来这押进来的人犯简直像位明星。尽管他已年近花甲，但穿着一袭绸袍，在端正、优雅、安详之外，竟还显得有些飘逸！我甚至可以发誓，他该是我所曾见到最为漂亮的中年男子，如果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准比当时最吃香的赵丹、刘琼、陶金、舒适一类明星还要英俊！可是，他却是那个臭名四扬的殷汝耕。”龚选舞说殷汝耕在庭上的表现“文雅之至”：“与庭上对答之际一路总是不温不火的镇静安详，不躁不急的谦逊守礼，听到他那细声温语，真令人不敢再信命相之论。”
殷汝耕的风度倒也不难解释。1883年，他出生于浙江余姚县的名门望族殷氏家族。父亲殷鸿畴官至刑部指分四川司行走，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随慈禧太后一行西逃。还京后，慈禧念其曾护驾有功，遂赏湖北安陆知府一职。殷鸿畴膝下五子，除早逝的长子外，全都曾赴日本留学，亦全是时代洪流之参与者。次子殷汝威曾在东京任黄兴秘书。三子殷汝熊历任湖南高等监察厅长，浙江、山东高等法院院长等职。四子殷汝骊191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殷汝骊爱国之心拳拳，与沈钧儒共同主持“全浙公会”，组建“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募捐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营救沈钧儒等抗日七君子。唯有五子殷汝耕与兄长殊途。
1908年，哥哥殷汝骊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就读。殷汝骊有志于革命，拉着同在早稻田留学的弟弟殷汝耕一并加入了同盟会。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兄弟二人和其他同盟会骨干成员一道重返东京。孙中山和黄兴在东京成立军事学校“浩然庐”，组织大家学习。民主革命家陈铭枢回忆，学校聘请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退职军人和日本大学教授担任讲师，殷汝骊和殷汝耕同任翻译。殷汝耕的日语顺溜，因此有了日本通之名。
殷汝耕的仕途发展几乎都与他的日本通身份有关。1917年，护法政府成立后，他被委为驻日特派员；1928年，任外交部驻日特派员；1932年4月，殷汝耕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在谈判中任翻译，参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殷汝耕不温不火的仕途生涯终于在50岁那年因一场巨大的民族危机发生了转机。1933年5月，黄郛北上就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与日媾和、解决华北危机。为与日本直接交涉，他带去了一支以“知日”著称的队伍。殷汝耕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1933到1934年，殷汝耕在黄郛手下参与了《塘沽停战协定》及其善后协定的谈判。对于黄郛而言，那段岁月，身为外交官，“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争，只好强颜以好意奉求”，“彷徨午夜，相对凄戚”。日本之野心绝不只在长城一线已是世人共识。而当时的华北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地。投机政客、军阀余部云集平津，加上日本人的策动，情势扑朔迷离。翻天覆地时代的大潮眼见将滚滚而至，而潮水究竟要往哪里走，每个人自有掂量。
陈铭枢在回忆录里说，早在“浩然庐”时期，“殷汝耕在校时，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好”。但为何不好，他并没有解释。1918年，殷汝耕与日本女子井上慧民结婚，取了日本名字叫井上耕二。井上慧民的哥哥是日本宪兵队军官。与陈铭枢无话不说的殷汝骊干脆禁止两家眷属往来。陈铭枢引用殷汝骊对弟弟的评价：“我这个弟弟品质极坏，只要利之所在，他将来不仅可以出卖朋友，而且可以出卖民族。”
以“利之所在”作为权衡标准，在当时的华北，殷汝耕的选择并不难做出。在殷汝耕看来，日本不仅有实力，也有“亲善”的可能。1920年他与日本人合作开过“新农垦殖公司”。1925年冬，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事件发生。殷汝耕在郭松龄军中任外交处长。不久，郭军战败，郭松龄夫妇遇难，殷汝耕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曾记述当年殷的情况：郭松龄倒戈失败后，殷汝耕“不得不逃亡到辽河畔新民县我领事馆避难达数月之久。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妥善安排，在黑夜里才使得他得以逃出东北军的重围”。张作霖曾悬赏10万元买殷汝耕的脑袋。殷在领事馆避难期间，结识了日本政界人士金井房太郎等人，在金井的护送下，得以于1926年逃往日本。后来，张学良获悉情报数次致电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强烈要求引渡叛乱嫌犯，均遭断然拒绝。
从“知日”“亲日”到最终“投日”，殷汝耕随潮就势。1933年10月中旬，日本政府斋藤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政策》，其中明确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逐驱国民党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殷汝耕本并不入日本方面的法眼。1935年，在华北掌握兵权的，有北京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在保定的商震。把这4个人掌握起来，使之相互合作，便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政权，这是负责此事的天津军司令多田骏的想法。这年10月，关东军将土肥原贤二派往平津主持建立亲日亲满政权。多田告诉土肥原，亲日政权很快就可以建立，因为他已经分别和这4人进行了试探，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满洲合作，“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生的中立政权”？这4个人都表示大为赞成，并表白自己并不反日，对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还可以帮忙；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自己一定充分合作。
土肥原贤二以知华著称，立刻判断多田的主意根本行不通。专田盛寿回忆，土肥原说，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和中国人打交道，只有一个人在场时，他回答得很爽快肯定；要是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在场，他们就会采取“你如果干，我也干”的观望态度。特别对这些实力人物，如果只是一个一个地分别说服，而不让他们面对面地共同约定下来，新政权是建立不起来的。土肥原积极设法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京共同聚会，研究新政权一事，果然，双方态度都暧昧不明，敷衍搪塞，不了了之。接着，他安排宋哲元和韩复榘的直接会面，也以同样的结果告终。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由法警押赴刑场（秦风老照片馆/FOTOE供图）几轮接触，土肥原明确了策动华北实力人物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滦榆区兼蓟密区专员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阎、韩、商4人中选择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总之，殷汝耕被视作了搭建亲日政权的基础。专田盛寿回忆，这是因为土肥原看出殷汝耕是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不成问题。
日本人看出了殷汝耕的贪念。专田盛寿回忆，由于蒋介石的反日政策，对日方亟待出售的商品征收很高的关税，有意识地拒绝贸易，令日本商业界十分为难，于是日本商人把眼光转移到了中国“主权以外”的冀东地区。秦皇岛一带由殷汝耕管辖，殷汝耕对流入冀东的商品大为欢迎，只象征性地收极少的进口税（名为检查费）。“殷汝耕政权也由此开辟了一个很好的财源，日本的贸易公司也大大喘了一口气。在这样的关系下，日本和殷汝耕关系自然而然亲密了起来。”
那个时候，在权力上，殷汝耕也已经尝到了与日本合作的甜头。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州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1935年7月，陶在日方的威逼下辞职。南京政府下令让殷汝耕继任陶滦榆区专员，苏玉琦任蓟密区专员。殷汝耕接到调令并没有马上去唐山赴命，而是先到天津，与土肥原密谈。1935年8月，殷汝耕在唐山就任滦榆区专员仪式上宣称，他本人仍兼蓟密区专员一职。因为知道殷汝耕有日本人撑腰，苏玉琦根本未敢赴任。
让殷汝耕违抗南京政府的任命是土肥原的一步试探。专田盛寿回忆，1935年11月中旬，宋哲元的态度一直不明确，土肥原暂时决定停止对宋的说服工作，转而全力扶植殷汝耕。本来，日本方面认为“殷汝耕由于有冀东贸易的关系，同时和关东军的关系也源远流长，他揭起反蒋叛旗本有可能”，没想到的是，“他那彻底的反蒋态度，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11月24日，专田盛寿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与殷汝耕及其部下见面。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专田盛寿马上去拿香槟酒。不巧得很，香槟酒已全部卖光。专田盛寿提议用日本酒代替。土肥原和殷汝耕客气道：“太不巧了，只有日本酒，怎么样？”殷答：“用日本酒庆祝比香槟还好。”殷汝耕干完杯，就紧急驰车返回通州。
1937年8月，进占北平的日军与中国儿童合影，佯装“亲善”（左/右：邹德怀供图）
1937年8月，进驻被占领的南苑机场的日本陆军航空兵部队第二天，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宣称：“从此，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专田盛寿评价说：“宣言使用的强硬语言，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蒋介石很快下达了逮捕殷汝耕的命令，可是日本军的这道墙太高，他到底没能办到。”
聪明反被聪明误
1937年7月28日这天晚上，殷汝耕对自己的前程有如此的信心不无道理。土肥原曾称赞他是效忠皇君的能人。“自治政府”成立以来，殷汝耕不遗余力。
通州有儿歌：“殷汝耕坐冀东，不是下雨就刮风。”1936年，为适应日本对棉花的需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制定了一个《冀东区域植棉改良增殖计划》，强行划地几万顷土地，拱手交给日本“兴中公司”作为试验植棉的农场；日本6家纱商，也成立于“华北棉花协会”，以统制华北的棉产。同年，伪政府对拒绝日方收购的唐山华新防止产课以重税，迫使该厂陷入困境，不得不将资产一半售与日本企业。秦皇岛的耀华玻璃厂和柳江煤矿的长城煤矿公司也先后以收买股份的形式为日本侵略者所霸占。对迁安金厂峪金矿，伪冀东政府先是下令限制私人开采，后来通过天津的资本家出卖给日本人。1936年1月11日，伪政府保安队侵入塘沽，占领新河、军粮城等产盐区，并向长芦盐运稽核所索款每月60万元，否则停开新（河）榆（临榆）段车辆。当天伪政府在辖区内设立大隆、大兴公司，由日本人垄断盐产。根据日本方面的需要，伪政府进口日本商品所规定的税率只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海关进口税的四分之一至八分之一。日方规定，货物一经冀东完纳，即不得再完他税。由于税率低微，大批走私货物如潮水般地涌入冀东，流向华北乃至全国各地。
在政治上，殷汝耕也毫不收敛。“自治政府”与“满洲国”缔结了军事、外交、交通协定。1936年4月12日，殷汝耕派遣秘书长兼外交处处长池宗墨为专使，率团赴伪满专程答谢关东军的支持。池宗墨在长春拜会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和“满洲国”外交大臣张燕卿，分别呈送了殷汝耕的亲笔信。殷汝耕在感谢信中说：“不肖殷汝耕……得贵关东军充满友谊之援助，建立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本政府这次特派秘书长兼外交处长池宗墨赴新京，代表不肖殷汝耕……对贵军以往的真诚援助和友谊表示感谢，向阁下表示敬意。”“如没有中、日、满三国的共同协力，就谈不到增进东洋和平及东亚民族的福祉。”“特别是在确立东亚和平、民族繁荣的大计上，日、满、支三国须同心协力。为达目标，我冀东与贵国自应一马当先。”
殷的作为连日本妻子井上慧民也看不上眼。据在北平与殷家比邻而居的严家理先生回忆，他曾听井上慧民说过：“殷样（日语‘先生’）这样搞，不仅中国人瞧他不起，连日本人也瞧不起他。”
1937年7月29日上午10时许至黄昏，日军派出12架飞机轮番轰炸县城。入夜，起义军挟持殷汝耕弃城向北平进发，拟与驻北平29军会合。由于情报失灵，部队行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才知北平守军已弃城而逃，北平沦于敌手。日军从城内杀出，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殷汝耕趁机脱逃。
虽然逃得一命，但这个试图在时代洪流中投机得利的小人物最终被滚滚的历史车轮碾压而过。“通州事变”中，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被杀时，他的妻子适在北平幸免一死。她知道丈夫生前曾多次提醒殷注意二张行动，而殷始终不以为然。为了替夫报仇，她纠集其他日本家属，向日本驻军控告殷与二张互相串通。曾经在华北呼风唤雨的殷汝耕在日方看来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殷汝耕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关了3个月。在狱中，他不时诵读佛经，为“通州殉难者”沉痛哀悼，给细木繁撰写纪念碑文：“同细木繁志同道合，相处无间”，“先生虽身殉，而所志竟成”。经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的竭力说情，殷才最终被释放。
1938年以后，殷汝耕回到北平，声称要过“隐居”生活。其实，1938年底，他还曾来到陶尚铭家，表示自己有意出任伪河北省长，请陶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面前美言几句。陶表面答应，实际并未去办。陶尚铭后来了解到，王克敏确曾推荐过殷汝耕任伪河北省长，由于日本军方反对而作罢。
令人感叹的是，1947年，殷汝耕一案在南京审理时，殷本可逃过一死。殷延聘章士钊、叶在杭与张文伯三位大律师为他精心设计辩护。据说，章士钊从“老牌汉奸”称谓里想到了妙法：殷的叛国行为主要发生在始于1935年11月25日终于1937年7月29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期间。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当时尚未公布实施。这一辩护在法理上一时无懈可击。但就在此时，陪审的一位年轻法官却提出反诘：“殷某割裂冀东国土犯行固发生在《惩治汉奸条例》公布施行之前，但是为敌伪划策、修浚运河以便利兵粮输运，且由此而获任为治河伪官，却是在条例施行之后。”原来，1938年以后，殷汝耕始终不甘于寂寞。他应汪精卫伪政权的邀请赴南京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这期间，他提出了日本海空军既在海上蒙受盟军威胁，不如修浚运河，贯通南北，使运输船舶得以避入内河以策安全。殷这番说辞，企图借此以求在南北两伪组织之外，独树一帜，称雄河上。因此他的此一计划虽获日方赞同，卒因陈公博与周佛海之杯葛而未见实施。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判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处死刑。殷汝耕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均被驳回。他又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俯念防共有功”，准予特赦。蒋未给回信。同年12月1日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执行枪决。执行庭设在南京可容万人的朝天宫大殿。临刑前，殷汝耕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后又忽而大声叫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
池宗墨
（1890～1951）
池宗墨系浙江平阳人，青年时期赴日本留学，曾先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明治大学，归国后一度供职于教育界。北洋政府时代他出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首席督学、北京中学校长、厦门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后转入商界，曾为中国银行郑家屯分行行长和苏州通成纺织公司经理，但并不得志。北伐胜利后，池宗墨以所谓“王道政治”的宣传者自诩，敌视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理论，因此成为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政界边缘人。
早在留学时代，池宗墨就与平阳同乡殷汝耕交好，北洋时期又曾一起混迹于实业界。1932年殷汝耕随黄郛北上、获任河北蓟密区行政督导专员后，池宗墨即前往投效，于1935年初出任专员公署秘书长。在此后日军推动的“华北分离工作”中，他与殷汝耕沆瀣一气，为一己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1935年11月，殷汝耕公开附日，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翌月改称“自治政府”，池宗墨依然以伪政府参政兼秘书长的身份为其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4月，他曾作为殷汝耕的专使前往长春和大连，“感谢”伪满洲国和关东军承认冀东伪政权的“独立”地位，并鼓吹“中日满三国，非诚笃亲善、共同协力，（就）不能确立东亚和平”。
尽管池宗墨在日本军方心目中的利用价值远不及殷汝耕、殷同等老资格“日本通”，且其政治地位完全系因依附殷汝耕而获得，但他依然野心勃勃，希望博取更多利益。1937年7月29日，冀东伪政权保安队在通州反正，殷汝耕一度被扣押，之后失去日方的信任。恰好因事不在当地的池宗墨乘机向日军示好，于7月31日获准代理政务长官一职，并获准在唐山重建伪府。为向日方输诚，池宗墨不惜多次向日方表示“谢罪”，承诺逮捕审判通州事件之责任人，并向死难日本人家属赔款120万日元。不过随着统一的华北伪政权在1938年1月成立，冀东伪政权最终被合并，成为伪“临时政府”下属的河北省，池宗墨改任伪行政委员会参议的闲职。嗣后他再度弃官从商，任河北采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协助日本进行经济侵略。抗战胜利后，池宗墨一度被国民政府逮捕审判，但依靠装疯逃过惩罚。1951年镇反期间在北京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文/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