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秋天，通过香港到罗湖的那段木桥路，我重新踏上了内地的土地，开始了摄影记者的职业道路，也见证了那一个时代的流逝。
在我的脑海中，内地一直离我很近。我1951年出生在香港，4岁时被父母送回福州，因为他们觉得内地的教育更好。那所小学在福州军区的旁边，班里同学都是部队子弟，而我母亲出身于福州一个大家族，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我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当时全班人人都戴红领巾，就不给我戴红领巾，“全红一点黑”。小孩子都希望和大家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拼命地去除“四害”，去打苍蝇，去捡石头铺铁路，特别积极，但是我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都是3分。结果我1960年要回香港的时候，全校办了一个典礼，校长给我戴红领巾，欢送我回香港。我那天回到家挺兴奋的，但隐隐约约也有一丝困惑，这是我最早的一堂政治课。我后来对内地的好奇心是很明显的，或许就是童年在福州的这段经历，让我有了特别的眷恋也好，挫伤也好，种种复杂的情感一直将我拉了回去。
我从香港高中毕业后，去了纽约学国际关系，经常去图书馆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东西。但在尼克松来华之前，中国的大门是关闭的，信息很有限。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摄影课。一方面，它关乎创造，关于视觉；另一方面，我有一种成为记者的冲动，想要追随我父亲的道路，他曾在《大公报》任职。我摄影的启蒙老师是《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Mili），他将我带进《生活》去做他的助手。《生活》聚集了当时美国最好的一批纪实摄影师，包括布列松1949年去中国，60年代、70年代马克·吕布又去，都是被《生活》派遣的。但和这些摄影师天天相处在一起，他们却从来不跟我谈相机、光圈、快门这些，我的老师基恩·米利也是如此。他将很多他喜欢的作品剪报贴在墙上，每天下班之前，他会切一块苹果，再倒一杯小小的威士忌，给我一份儿，然后就对着墙面开始聊，怎么用肢体语言来表述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比摄影技巧更重要的是，基恩教会我怎么去阐释人类的体验，并将其富含生气地反映到二维影像上去。他让我坚信，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在“文革”的时候，我几次去广州探亲，当时人与人关系的肢体语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说去理发馆，理发师傅先叫我站起来，跟着他读毛语录，念完才给我剪头发。去饭店，整个广州只有两三家饭店，人们都要排很长的队，轮到你了，服务员把筷子“啪”地一下扔到你桌上，一堆人站在旁边等你吃完。
1976年，我在巴黎毕业实习结束，去拍摄葡萄牙的葡共竞选、西班牙的社会党候选人。之后在巴黎，计划拍摄法国的新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Barre），但那天早上从酒店出来，就看到当地所有的报纸头版都是毛泽东的整幅照片，毛泽东去世了。我就给纽约打电话，说我要去中国。很幸运，《时代》（Time）杂志给了我一份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这是当时美国新闻界最热的职位。
当时北京去不了，我滞留在广州，开始在珠江两岸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市民。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这些人虽然都戴着黑纱，但是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到他们的肩膀，看到他们的步伐，和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充满警惕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肩膀不是僵硬的，脚步不是匆匆忙忙的，脸上的表情也不算很伤心，而有一种不寻常的平静。这些肢体语言的变化，再加上之前尼克松、基辛格已经访华了，我就觉得可能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我意识到，毛泽东的去世，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10亿中国人预料之中的震惊，他们花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没有毛的未来。可以说，这个判断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我在1978年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不久后又加入了美联社。后来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有关中国的照片65%是由我拍摄的。事实上，在1978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从1978年驻北京到1983年离开这5年间，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拍摄“毛以后的中国”，拍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蔡小川摄）新时代是什么样的，人们在当时也不太明确。虽然在报纸上得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人们毕竟远离政治中心，并不清楚其中的意义，这些也没办法在图像上表现出来。有些符号呈现是明显的，比如有一张在历史博物馆门口，工人把巨大的毛泽东像拆下来时的情景，用图像来展现个人崇拜时代的消失。还有一张是在四川峨眉，一个修鞋匠在街边小店里吃午饭，头上正好悬着一幅毛泽东像。他无法告诉你为什么那店里有毛泽东像，但这个景象说明，在那个时代，政治对生活的渗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一些新生的事物我是比较敏感的，并且有意地去探索。那个时候有民主墙，还有北岛、芒克这些诗人，大家会去圆明园跳舞，会凑在一起朗诵诗歌，这种思想上的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现在回想那个时代，就像阿城所说的，其实是中国的第二次启蒙。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细节，我去看普通人生活的细节，他们怎么工作，如何去爱，乃至互相建立起新的肢体语言。比如当时北影的很多朋友让我带他们去友谊商店逛一逛，他们觉得去友谊商店就是出国。一到冬天，整个北京都是大白菜的季节，每家一买就是1000公斤，最少都买500公斤，所以那时的房子里，从楼梯到阳台，6个月里都堆满了大白菜。我还记得南斯拉夫一个政治报的驻京记者，他和太太拿着一个小电影机拍了部非常幽默的片子，就拍中国人跟白菜，到处都是白菜。我强烈地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北京，只要你有兴趣，只要睁开眼睛，支起耳朵，什么都能看得到，什么都能听得见。总体来说，那时的人们是充满好奇地向“前”看的，而不是向“钱”看。
回头看《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中照片所反映的年代，正是我从26岁起，作为摄影记者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时期。那时中国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去恢复和重建常识。我们能够看到，先前的很多社会创伤和动荡正是因为失去常识造成的。这期间，我带着儿时的记忆，也带着在西方受到的政治科学和艺术教育返回中国，试图以照相机这一工具，来解释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政治历程。
我拍摄中国，抱有的关怀和同情是很明显的。一方面，相对于外国摄影师，我的经历和情感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更贴近一些，如果马克·吕布和布列松看到一个标语，他们不知道上面在说什么；或者拍人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懂这些人在谈什么。另一方面，我又有一定距离，因为如果我一辈子在中国长大的话，可能对1978年的画面没有那么敏感，可能会觉得日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不会拿起相机。
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5年时间，1984年底离开，后来又成为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那时也没想到，去莫斯科一年后苏联就解体了，我成了唯一抓拍到戈尔巴乔夫掷讲稿宣布解体的照片的人，并以此拿到了1992年的普利策奖。1994年，一系列大新闻结束以后，我跟美联社申请请假一年，但心里说要回到中国。于是在香港待了两年之后，1997年又代表时代华纳回到北京。
我在90年代回到北京定居后，能够明显感觉中国社会已经从集体主义转变到个人主义。所以在那之后，就将镜头聚焦在个体身上。这些人是这个时代里面出人头地的人物，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但我拍的时候镜头还是中立的，尽量不带仰慕或者批判，只是通过这个人背后的故事展现一种社会现象。比如我感受最深的是去拍上海年轻作家郭敬明，我很好奇，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买他的书。他倚靠在东方明珠夜景下，但我拍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虽然看似很成功，但他一点没有安全感。
“毛以后的中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交差的事情。我很清楚，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寻找的没有绝对定义的命题。
对我来说，情感上总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在物质层面已经实现了第一步，但精神层面还在延续。（感谢实习记者邱仲瑛的录音整理）
手记
刘香成摄影作品中国作为一个拍摄对象，留存最早的影像是1844年法国外交官勒·埃及尔（AlphonseEugèneJulesItier）拍下的澳门风景，他还在那里拍下了第一个中国人肖像——两广总督耆英。之后陆续有很多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有名的如卡蒂埃－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他在1948～1949年间辗转京沪，拍下政权新旧交替的转折时刻，也诠释了他所信奉的“决定性瞬间”。还有马克·吕布（MarcRiboud），他是50年代第一个被获准进入中国内地拍摄的西方摄影师，此后22次来到中国。
不过，对这些短暂停留的西方摄影师来说，中国依然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异域和他者，往往被赋予一种东方主义的浪漫，或者被置于一种6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眼中理想化的革命氛围中。而在大批中国摄影师的意识中，影像手法则受到苏联影响，去制造不属于当下、只指向未来的乐观想象，很多时候会像处理一幅传统山水画那样去建构照片。
身处这两个群体之间，刘香成是个特例。他1951年出生在香港，之后在内地、香港、美国都有成长经历。在中国早年的生活使他了解了制度的必然性，而在美国和欧洲的经历又让他接受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1976年，26岁的他作为《时代》周刊的美籍华裔摄影记者进入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对于中国来说，刘香成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这让他既有拉开距离的观察视角，又有饱含情感的切身体认。
这些为当时的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细节，在40年之后再看，无论是对那一代人，还是年轻一代，都显得无比珍贵而新鲜。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场景仿佛很遥远，但其实也不过40年而已。从这些照片中，我们也再次意识到，中国在这几十年间走得多么快，走了多么远。
能够在恰当的时间被放置到恰当的地方，当然也是刘香成的幸运。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向着经济改革迈出第一步，通向世界的大门也刚刚打开，刘香成刚好在场，而且带着敏锐而独特的视角，有意识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尽管他那时尚且年轻，摄影生涯才刚刚开始，但拍摄《毛以后的中国》，无疑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即便他在之后因拍摄苏联解体获得普利策奖，也不能掩盖这段经历的光芒。而且，中国也是他日后一直延续的拍摄母题。
我在上海摄影中心见到刘香成。为了创建这个摄影中心，他在2014年离开了北京，搬到尚在开发的上海西岸。他有摄影师对于肢体语言、对于事物细节的敏锐，但我更惊讶于他和大部分摄影师的不同：当一个复杂问题抛出时，他会陷入长久的思考，回答时语速很慢，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性阐释，而不是直观的、感性的。这也印证了刘香成一直坚持的观点：照片——尤其是好照片，会更多地依赖于摄影师知道些什么，而不是摄影师看到了什么。对他来说，“决定性瞬间”不在于亲历现场一次，不在于快门、光圈、景深在那一次恰到好处的设置，而在于他多次的观察，以及背后长期深入的思考。
刘香成67岁了，他用相机定格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如今已经很少在一线拍摄。不过，当我问他如果为这个时代拍摄肖像，会拍什么时，他说还想拍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他认为，中国有这种内在需求，而且中国认识世界其实才刚刚开始，这条路还很长。（贾冬婷）（方学辉摄/视觉中国供图）1991年，中国的时装模特卢娜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