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川摄）
80年代，大部分年轻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只有两个，一个是《参考消息》，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最后5到8分钟的国际新闻。经常会有索斯比（Sotheby's）、克里斯蒂（Christie's）等拍卖行的新闻，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新闻里说：今天伦敦拍卖了印象派大师凡·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被一个神秘买家通过电话买走，听说这个买家来自日本。一辈子都忘不了电视里的那个画面，古老的建筑里，一个文质彬彬、打着领结、五十开外的长者，站在高高的拍卖台上，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那些雍容华贵的男男女女。那是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游戏，那么遥远、那么神秘、那么高贵，我觉得我一生永远达不到。
1991年，我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时，去杂志社下属的文化市场研究所，当时天已经黑了，在北京南城马路的路灯下，研究所所长李刚和副所长杨林给我拿出一份《羊城晚报》，上面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却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他俩说，我们搞拍卖行怎么样？当时它就触动了我脑海里电视上关于拍卖场面的画面，我说行啊。我觉得自己最初建立嘉德的动机就是再造中国文化和精神上的上流社会。
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颁布，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拿着报纸天天看，一点点学。我创办嘉德的合同书、章程全是按照这两个文件的条文自己写出来的，然后又拿着报纸到文化部、人民银行跟他们宣传这些，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股份制的思想和观点，把老祖宗搬出来说服这些体制内的官员。
我因为之前搞中国500家大企业评选，与国有企业领导关系很熟，很快募集到2000万元股本。多年来的经验让我对体制很了解，知道申请执照一定不能直接提出或触及文物拍卖，只能打擦边球，说做工艺品，因为工艺品不受文物管制。但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向文化部申请办公司，须要一个有实力的和文化艺术相关的单位做股东。我就找了中国画研究院，给了他们5%的股份，2000万中的100万。中国画研究院出个文，由他们向文化部打报告，文化部受理了。我们还需要国家文物局批准，我很敬佩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率先批了，他说拍卖是为了保护文物的流通和利用，收藏也是一种保护，不是流失。随后我又去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工商局注册登记。
这就是改革之初的时代，各种变革在变与不变之间，在合法与没有法律支持之间，突破旧体制的作为与如何作为，都体现了人们的胆识与智慧。
1993年5月18日，全部程序走完后的第二天，“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租了四个房间，正式开张。筹备期间，长城饭店公关部总经理王雁南有一天和我说：“索斯比有人来北京，见不见？”我说见，到访者是索斯比拍卖行管家具拍卖的梅森。他和我说，拍卖一定要公正，卖高了卖便宜了都会伤客人，拍卖行不能跟买家卖家抢生意，只能做中间人。一定要保证艺术品的品质，不能欺骗人，因为别人早晚会知道，知道了，就不舒服，就会离开你。与梅森的一席话对我影响很大，嘉德从此坚定不买不卖，诚信经营至今。
1949年后国家规定文物专营，只有文物部门直属的文物商店和外贸部下属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可以出售文物。而嘉德这种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交易方式，对于原来陈旧落后的文物商店体制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1993年我们第一次征集拍品时，他们还没有马上意识到我们对他们的挑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赵榆陪我去了很多地方，当时嘉德没有自己的专家，每一件东西拿回来都得找外面的专家看，包括徐邦达、耿宝昌、章津才，他们也没有钱的概念，看了也不收钱，觉得我们去请教就很高兴。
嘉德从1993年5月至1994年3月，用了几乎一年时间征集第一次拍卖的拍品，那时长城饭店四间办公室的日租就要400多美元。天天付房租，月月付工资，我压力非常大，时常胸闷、心痛，晚上睡不着，做噩梦，没有经历过压力的人，体会不到心冒冷汗的感觉。
1994年3月27日，终于迎来了首场拍卖的日子。我们请徐邦达先生给嘉德开首槌，为中国拍卖行业的未来发展敲下了开创性的一槌。第一次拍卖基本是朋友帮忙，友情致胜，165万元的齐白石《松鹰图》被国旅总社买下，张大千的《石梁飞瀑》拍了195万元，被中关村信用社买走。全场拍卖成交额1400万元，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创下齐白石、张大千个人绘画价格的世界纪录。当晚，我们去了长城饭店旁边亮马大厦里的萨拉伯尔韩国烧烤店，庆祝首拍成功，喝真露酒，我们全都喝醉了，我在办公室椅子上睡了一宿。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嘉德刚成立时，我就想拍卖《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早期的著名油画，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受到大家推崇。我有这种敏感，这张画会写进历史。最终在1995年秋天，建行以550万元拍下了它，加上10%的佣金，605万元，相当于现在三四个亿，轰动全球，也给嘉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接着嘉德又搞了一场新中国美术拍卖，当时我去菲律宾出差，在机场看到好几份杂志的封面和封底都是嘉德拍卖的报道，影响很大。
但影响最大的拍卖还是天安门宫灯。开国大典用的宫灯一共8个，是用铁棍和竹皮做框架，外面的红布每几年一换。1994年国庆开始采用新式灯笼代替原来的8个旧式宫灯。当时天安门管委会需要筹集几十万元给郊县老百姓打两口深井，于是我们给他们出主意，8个宫灯，管委会自己留一对，送一对给中国历史博物馆，送一对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剩下一对嘉德卖掉，用于筹钱打井，最后他们同意了。
拍卖当天爆棚了，像政府开记者招待会一样，拍卖桌上堆满了话筒，起码有几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下午2点拍卖开始，场内气氛非常凝重，七八个买家争到800万元以后就剩下中华百亭鱼乐园和国安广告公司两家了，他们一直咬到1380万元，最后被中华百亭鱼乐园买到。整个过程太快了，从无底价到1380万元用了不到7分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坐在后面，心里一直在说：疯了！疯了！
那时候老百姓家家都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面的天气预报，收视率特别高，节目里预报每个城市天气的时候都有个背景图片，其中就有北京的中华百亭鱼乐园，那是一个宁波的开发商搞的房地产项目。拍卖结束，大家围住我要采访，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记者说：这样吧，你就说一句，天安门宫灯成功拍卖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这么一句话我说了五遍才把它说清楚。
当时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我们有很大压力，很多人质疑拍卖会不会加速文物的流失，好像拍卖是卖国一样，因此我觉得必须以事实让大家看到拍卖有利于文物保护。在开始拍卖的第二年1995年秋天，我们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杨永德是香港的大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齐白石的画，他给了我们165件，拍了将近1300万元。这是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拍卖一下子从“卖国”变成了“爱国”，从此改变了拍卖的政治形象。
这个专场意义重大，但为了这场拍卖成功，我向杨永德垫付了1500万元保证金，从而错过了张先《十咏图》。1995年的一天，有个人找到嘉德，说有件“东北货”，北宋张先的《十咏图》。那时我入行时间不长，不知道北宋的东西到底有多值钱，没有这个文物知识。黑乎乎的画说要400万元，要我们先垫付200万，但那时我把钱都垫付给了杨永德。我将信将疑，没有同意，谁知他扭头就去找了“瀚海”。1995年10月3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张先《十咏图》在瀚海拍了1900万元。这场拍卖改变了中国书画市场的格局，瀚海在古画拍卖上越来越好，嘉德则在近现代绘画和油画领域卖得好。
当天晚上，我正郁闷地开着一辆黑牌沃尔沃漫无目的地在长安街上行驶，当路过天安门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东升同志，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党组通过了泰康人寿的创办申请。”
嘉德初创时我自己做董事长兼总经理，掌控宏观和建立各种人脉关系。人家说我像设计家，我觉得我就是督促着别人干活的，尤其是第一场拍卖之前，压力大得天天逼着大家干活。从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起，我就只做嘉德的董事长，把总经理的位置交给了王雁南。
嘉德20周年的时候，我们去纽约做推广和答谢活动。到纽约的第一天，我就去见了苏富比的梅森，当年嘉德初创时，他对我这名新入行年轻人的谆谆教诲，成了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因此我和王雁南还特意与他合了影，以作纪念。
手记
（中国嘉德供图）1995年10月，中国嘉德'95秋季拍卖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9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广受欢迎，基本上人人都要看。1994年3月27日，陈东升创立的嘉德首场拍卖成功后，《东方时空》的现场报道引用他的话，说嘉德的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
“那时这完全是一句祝福的话，没想到25年后居然成为了现实。”陈东升感慨地说。如今纽约、伦敦、香港和北京已经形成全球四大拍卖交易中心，艺术品市场就此被分为西方艺术和东方艺术两大板块，其中东方艺术就是以中国文化艺术为核心。
1744年成立于伦敦一片果园和花卉市场的苏富比正是陈东升创办嘉德拍卖之初崇敬与学习的对象。在苏富比香港拍卖会上，这位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真实见到了他在《新闻联播》里憧憬已久的拍卖现场，他扛着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送给他的摄像机，“偷偷摸摸拍现场的一切，牌子、记分牌的样子、拍卖师，连预展时用的玻璃罩子是几公分厚等细节都仔仔细细抄在小本子上”。
作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陈东升离开体制下海从商，在1993年创办嘉德拍卖，1994年创办“宅急送”之后，1996年他移交了嘉德拍卖的实际管理权，创办泰康人寿，并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至今。2016年，泰康人寿更是以16.25亿元人民币控股13.52%成为苏富比单一最大股东。“今天，我们用25年的时间，走过他们200年时间走过的路，与他们形成鼎立之势。”陈东升说，“为什么能这么快？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让中国艺术品市场像其他市场一样繁荣起来。”
25年里，中国拍卖行业从无到有，他经历了一切。当年艺术品价格不高，老干部、知识分子、收藏爱好者等中产阶层都可以买到，而今艺术品市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艺术品慢慢集中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他认为这些企业家和大收藏家是人类文化的守护人。“因为艺术最后要被人鉴赏，被人保留，艺术品被价值化是很重要的，人们就会珍惜它，就会把它收藏进博物馆。”也正是艺术品市场的繁荣，评论家、美术杂志、鉴定家、博物馆等一个生态群体才会繁荣起来。（张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