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媛媛林维蔚刘逸军翁婷宗峻麒（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作者简介：衡媛媛（1994-），女，汉族，江苏扬州人。
摘要：当前广场舞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南京广场舞在开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基于政策网络视角来分析南京广场舞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困境。为此，在政策网络的视角下，以促进社会和谐、加强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为价值取向，分别从参与者个人、政府部门以及社会这三个方面对当前南京广场舞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广场舞活动合理有序的开展。
关键词：广场舞；政策建议；政策网络
1引言
截至2013年末，南京老年人口共有121.71万人，占户籍比重的18.93%，老龄化程度高。就南京市而言，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保障，但老年人的情感、受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较少被关注。广场舞由于其活动的松散性、低消费、可自由加入、不受硬性规定限制等因素，成了南京老年人最愿意选择的娱乐休闲活动，更多的老年人愿意通过参与广场舞来达到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
随着广场舞规模的不断扩大，参与人群的不断增加，无序成长的广场舞群体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附近居民的诟病，从而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冲突：浦口区铁桥小区广场一男子因噪音打扰孩子做作业用锤子砸坏跳舞者的音响；高考期间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内的“广场舞”还在跳，街道接连多日收到小区内考生家长投诉；甚至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都因不忍广场舞的噪音而得了“心律不齐”……一时间，健身娱乐、陶冶情操的舞蹈竟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上述现象引发我们的深思：是什么原因使得广场舞在受到部分老年人追捧时，又给其他人带来困扰？广场舞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来发挥其积极作用、更好的融入国民文化建设中，从而减少对他人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有关广场舞的研究成为热点，许多学者从起源、定义、开展现状、发展困境、对策建议等方面对广场舞进行了探索。夏翔鹰等[1]认为，广场舞是由早期的祭祀礼仪借助于渐渐消失的民间舞蹈形式得以重生演变成现代城市广场舞。对于广场舞的界定，于秋芬[2]指出广场舞是一种在一定面积的场地上开展的，以歌舞形式呈现的具有开放性、自娱性、广泛性的集健身与形体舞蹈为一体，配以音乐的体育项目。田山[3]则认为广场舞是指由人民大众自发的，在广场、公园、街头巷尾、楼前空地上统一进行的，以健身、自娱、交友为目的，在音乐伴奏下的以舞蹈为载体的健身活动。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调研，探究广场舞活动的开展现状。王玮[4]
通过对银川市三区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得出了银川广场舞活动中人口比例的结论以及发现了活动因场地不足而存在的问题；陈瑞琴[5]通过对苏州7个广场舞活动点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苏州广场舞健身者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参与频率等特征。在广场舞的作用方面，李少奇等[6]从充实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促进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发展、促进社区文化以及和谐社区的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康钊[7]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广场舞有助于促进老年心理健康。杨清华[8]认为广场舞具有较好的体育锻炼价值，可以把广场舞作为高校体育校本课程进行开发。为了更好的发挥广场舞的积极意义，学者们根据对广场舞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姜丹[9]提出，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设置管理部门，举办社区比赛，以此来促进广场舞科学规范的发展。樊晓和崔国文[10]认为，要尽快建立管理与协调机构来调解广场舞活动中的不和谐现象。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广场舞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于广场舞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二是对于广场舞活动中存在的矛盾认识不足，没有深入分析广场舞节分形成的原因；三是针对广场舞提出的对策建议较为片面、松散，大多都是从噪音以及管理出发，提出的多为短期的对策。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广场舞政策的内容，而较少的关注广场舞政策的形成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忽视了广场舞政策领域内各政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本文将从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微观个体、中观和宏观社会三个角度来对广场舞政策碰壁的原因做尝试性分析，以期构建社会互动协调机制，规范广场舞活动的和谐开展。
2政策网络类型
2.1政策网络理论
政策网络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策过程与公共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形成不同的理论派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罗德·罗茨（Rhodes）对于政策网络的研究，罗兹（1992）以利益综合、成员资格、垂直相互依赖性、平行相互依赖性以及资源分配5个指标作为分类标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