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风景园林;乡村振兴;空间重构;土地整治;杭州;绕城村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05-0011-08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8-03-20
修回日期:2018-04-12
基金项目: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编号LGN18E080001)资助
Abstract:Spacereconstructionisanimportantwaytoguidetheruralproduction-living-ecologyspacetoreachanewbalanceandrealizethetransformationofruralindustries.TakingtheexampleofthepracticeofbuildingbeautifulvillagesontheRaochengVillageinXihuDistrictofHangzhouasanexample,thispaperanalyzesandsummarizestheproblemsexistingintheproduction-livingecologyspaceofthevillage,proposesanoverallstrategyforspacereconstruction,andcarriesoutlandremediationonthebasisoflandtransfer.Fromthethreeaspectsofproductionspaceconditioningandguidance,improvementandpromotionoflivingspace,andrestorationandexpansionofecologicalspace,the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oftheproduction-living-ecologyspaceisrealized.Ithascertainreferenceforthecurrentbeautifulvillageconstructionandruralvitalizationpractice.
Keywords:landscapearchitecture;ruralvitalization;spacereconstruction;landreclamation;Hangzhou;RaochengVillage
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基于农村地区变革提出的,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通过建设健全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1]。
近年来,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相互耦合交织的进程中,生产要素快速流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系统结构性失调的问题,如农村空心化加剧、工业污染加重、土地利用率下降、耕地地块破碎化,以及大量撂荒地的出现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势的原有空间载体(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简称“三生”)已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高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需求,因此必须寻求科学合理的方法,引导“三生”空间达到新的平衡,实现农村转型时期的空间重构[2]。“三生”空间失衡问题在城市近郊的乡村地区尤为显著。
本文以杭州市西湖区绕城村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为例,对规划前村庄空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提出在空间重构背景下的景观营造策略,进而探讨风景园林学科在乡村振兴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
1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背景与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地区经历了明显的重构过程,从我国的乡村发展实践来看,乡村重构包括经济、社会和空间层面的重构,而乡村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体现在其空间格局的变化,即乡村空间重构。国内学者认为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来自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并表现在农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3]。
对于“三生”空间的划定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存在差异。就乡村区域而言,生产空间包括农业生产用地、区域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用地,以及乡镇企业用地等;生活空间包括村民住宅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以及商业设施用地;生态空间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林地和防护林地等[4]。同时,“三生”空间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各部分比重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三者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空间组合中人类命运的发展轨迹。而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是由于“三生”空间分配不平衡、不协调、不科学所导致的。
土地整治是基于严格的耕地保护和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通过对土地的综合整治,以期提高农村的生产力、生活质量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它发生在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及体制系统这三重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框架之内[5]。而乡村空间重构也基于以上3个要素,并可直接解释为“三生”空间,自然系统对应生态空间,经济系统对应生产空间,体制系统对应生活空间。农村“三生”空间的重构,最终是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实现的[6]。从国外经验来看,荷兰等地的乡村景观规划也是与土地整理过程紧密相连的,其土地整理的重心是从单纯的以调整农业为目的演化为乡村地区更加有效的土地多重利用,荷兰的乡村景观规划也逐渐从为农业生产等经济因素服务,发展为注重有效的土地利用与景观品质,将生态进程的保护和发展相结合[7]。
在实践层面,王乃举以安徽池州市为例,分析文化生态型乡村应进行乡村空间的特殊重构,规划建构乡村意象空间[8]。北京市何各庄村规划,通过乡村空间重构,实现了村庄升级,丁寿颐总结该规划的关键在于乡村多元价值的挖掘以及乡村内部要素的重组,并延伸讨论乡村重构作为一种新的城乡关系转型路径的意义[9]。李红波以苏南为例,提出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是乡村聚落格局不断整合升级、聚落空间用地逐步集约和交通依赖度逐步增强的过程[10]。上海市的新农村建设将生态、产业和文化建设作为主线,提出了全覆盖推进、规划引导、资源整合、建管并举等对策措施[11]。张宏以广东碧江村为例,分析乡村社会治理与乡村规划的协同关系,提出建设自主的乡村系统和多元化的治理模式,重塑当地村民的社会关系、管理关系、空间关系和景观格局[12]。徐文辉、唐立舟针对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价值偏离所带来的问题,提出“宜居、宜业、宜游、宜文”的规划建设策略[13]。范颖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建设西部第一“香”村实践为例,对转型期乡村建设的路径与特征进行探讨,经历“一元”乡村关系走向“多元”社会关系的转变,乡村空间建设的诉求已从最初的改善民生发展到经济富民、文化乐民、生态育民等综合效应上[14-15]。
综上所述,在乡村建设和振兴的过程中,往往涉及经济、社会、景观、文化等多方面要素,空间是各种要素作用的载体,空间重构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空间重构具体表现在对“三生”空间的优化调整上,土地整治则是实现农村“三生”空间重构的必由之路。
图1绕城村区位图2绕城村的发展困境
绕城村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地处西湖区与余杭区的交界处(图1)。杭州绕城高速西线与村落相接,绕城村因此得名。近年来,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绕城村被各种区域基础设施包围,除东侧的绕城高速以外,村庄南部被杭长高速穿过,北侧是在建的杭州地铁2号线。由于外部空间的割裂和自身发展的滞后,绕城村与周边土地的联系越来越弱,成为城市中的一块“飞地”。
2016年12月,杭州市西湖区正式启动“美丽西湖行动”,对绕城、华联等村庄进行“美丽乡村综合整治及提升工程”,该项目综合了土地整治、美丽乡村和产业调整等多方面内容。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作为绕城村主要设计方,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在项目建设之初,设计方对场地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分析发现,近年来,受到快速城市化影响,绕城村原有的社会关系、人地关系和经济结构已发生巨大改变,现有土地利用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其自身发展需要,也无法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必须通过调整才能实现新的发展。
2.1生产空间破碎
绕城村村域面积2.16km2,辖区内共有11个村民小组。截至2015年,总人口4282人,其中常住人口2331人,外来人口1951人。
村内共有农田142hm2,其中基本农田约14hm2。但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土地农业产出值低,耕地呈现非农化和非粮化倾向(图2)。许多农田被园林企业租用作为苗圃,面积约88hm2,树种多为香樟、红叶石楠等园林苗木。还有部分农用地被租用作为堆场,用来堆放城市建设垃圾、工程器械和建筑材料等。此外,由于村民在自家房前屋后进行违章搭建,对耕地也有相当程度的侵占。
村庄内有工厂11家,包括铸钢件厂、服装加工厂、石材批发厂和仪表电机厂等,多为个体经营,规模小,分布较为零散。大部分工厂临水而建,多数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河道中。
村庄内部道路交通用地也明显不足。绕城村东侧与南侧的高速公路为过境交通,真正进入村庄的内部交通并不方便。村内主要交通网为自然形成的两横三纵结构,横向道路宽度5~6m,纵向道路宽度3~3.5m,车辆交汇困难。场地内较多断头路,村庄聚集区道路等级较低,易拥堵。
总体来看,和许多城市近郊的村庄一样,绕城村已经不再依赖传统农业发展经济,耕地被非农用途切割占用,土地呈斑块破碎化面貌;产业发展缺少统一规划,造成凌乱、分散、低效的现状,并对环境造成一定破坏;由于管理上的粗放和土地权属不清,许多土地被荒废、闲置,土地价值贬损。
2.2生活空间拥塞
由于绕城村位于城郊,房屋租金相对便宜,许多外地打工者在此租住,房租收入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村民为扩大房屋面积,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私自搭建建筑,致使生活空间闭塞、拥挤,不仅破坏了建筑风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图3)。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私家车的增多,村内原本狭窄且不连通的道路系统已不能适应交通的需求,给村民的日常出行造成极大不便。规划前绕城村内仅有一处公共绿地——杨亭湾公园,面积仅为0.11hm2,人均绿地面积2.56m2,无法满足村民的日常游憩需求。此外,在基础设施方面,村内缺少防灾减灾工程、基本环卫设施和污水排水系统。在对村民的调查中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有72%的受访者认为村庄环境不佳,65%的受访者认为村庄内部公共空间不足,81%的受访者认为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图2绕城村土地利用现状
图3绕城村改造前的建筑私搭乱建情况
图4绕城村改造前的河道2.3生态空间破坏
违章搭建房屋的行为和工业的无序化发展,不仅侵占了道路、耕地、水体,而且破坏了原本连续的、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生态网络。分布在绕城村内的工厂,大多是产业结构单一,现代化、科学化不足的老式企业。村内有多处地块被用作垃圾、废物堆场,如同一块块伤疤破坏着村内的生态环境,对村内景观视野造成极大负面影响。
场地内虽然水网丰富,但内河无法环通。内河水深较浅,存在淤塞现象,且存在枯水期。同时,由于缺少污水收集、处理和排放系统,居民的生活用水、工厂生产用水直接排入河道,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散发恶臭,对周边村民的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纵观全村,村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存在“脏、散、乱、差”的现象(图4)。
图5绕城村土地流转地块示意图
图6绕城村土地整治示意图3绕城村的空间重构策略
综合来看,绕城村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引导和统一规划,表现出凌乱、分散和低效的特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违章搭建、占用耕地的情况;村民经济收入单一,主要依赖房屋租金和土地租金;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的建设滞后,不能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环境形势严峻。因此绕城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是视觉景观的改造提升,更是一次乡村重构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空间等多个方面。
空间重构以土地流转为基础,以土地整治为抓手,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绕城村通过土地流转,先将土地回收整合,再进行统一部署(图5)。流转地块面积共83.5hm2。
土地整治规划提出,在产业布局上,引导村民走向现代化农业,达到产业兴旺;在空间布局上,做好旱改地、旱改水等措施,做好土地整理工作;在生态布局上,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好服务于村民的公共绿地,让江南水乡风情融汇于绕城村内。具体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田间道路工程,以及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通过垦造耕地、改良土壤,对田、水、路、林进行综合治理,提高有效耕地面积和土地质量,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图6)。完善田间截排水系统,解决项目区排涝问题。配套完成田间灌溉系统,改善灌溉条件。修建田间道路,提高与外界的交通联系,满足机械化耕作需求。做好生态修复,减少水土流失。通过土地集约整治,达到“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景观效果和作用功效。
绕城村的空间重构从村庄内外需求出发,梳理“三生”空间的问题根源,在持续发展的目标下,提出生产空间整备与引导、生活空间改善与提升,以及生态空间修复和拓展的具体措施,最终实现“三生”空间的融合发展(图7)。
3.1生产空间整备与引导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16]。土地经过流转和整治之后,由政府进行统一部署,规划方基于绕城村的发展定位和目标,提出对绕城村产业空间进行整合优化,打造集生态农业、旅游休闲、运动养生、乡村民宿、文化创意于一体的产业模式,共同实践“农村复育、村民富裕、农业提升”的目标。
当地政府与杭州五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在绕城村和华联村整治后的土地空间上打造一个集农业产业开发、农产品物流与加工,以及休闲观光农业和现代旅游农业研发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将原本简单的产业结构升级为一产(循环农业、景观菜园、育苗中心等)、二产(鲜花港花木市场、观光农场等)、三产(农业亲子运动庄园、水果丰收乐园、特色名宿等)相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建设内容还包括农村复育(特色农产品体验一条街、花卉果蔬合作社、农贸市场邻里活动中心等)和两岸交流中心(两岸农青创业试验田、浙台农耕文化馆等),将农业产业与旅游相结合,创建4A级景区。计划在绕城村建成杭州规模最大、档次最高、设施最全的专业花卉苗木交易市场——杭州五生鲜花港(图8、9),将其打造成为一流的花卉展销市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花卉集散地。在创造优美环境的同时,也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3.2生活空间改善与提升
规划秉持农村聚落合理、人口适度集中居住的原则,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积极利用乡村公共绿地与庭院绿地提高村民人居环境质量。
在建筑整治方面,首先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对剩余建筑进行分类整治,根据建筑的结构、立面、样式等情况分为A、B、C3类(图10)。为了使不同建筑之间的风貌相协调,对部分建筑立面进行整改。拆违之后,村内建筑共计362幢,统计发现,建筑色彩以灰色、朱红色、白色、黄色为主,其中朱红色建筑127幢,占比35.2%,灰色115幢,占比31.6%,其他颜色共计120幢。因此,选择朱红色作为村庄建筑的基底色(图11)。
图7绕城村空间重构模式图
图8绕城村五生鲜花港鸟瞰效果图
图9绕城村五生鲜花港建成实景图
图10建筑整治模式图其次,注重住宅庭院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景观营造。庭院面积的设定与建筑占地面积一致,且不小于60m2,不大于120m2,如前院面积不足,则用后院补充(图12)。针对公共绿地缺乏的问题,增加了入口生态公园、生态河道、邻里中心、花田公园、湿地公园、滨水步道(慢行系统)及若干节点(图13、14),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25hm2。通过这些绿地的有机分布,拓展村民的休闲生活空间。
3.3生态空间修复与拓展
规划从修复和拓展2个方面对绕城村的生态空间进行整治。首先关停污染严重的工厂,建设污水管道;生活污水统一收集,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再排放。由于河道久未治理,部分河道被淤泥堵塞,排洪泄洪能力减弱,因此必须清除河内淤泥,疏通河道,并新建3个水闸,建排灌站,平时补水,汛期强排。此外,为了促进水体的流动和自我净化,将内河环通,在村庄东南角开挖河道500m。设计上为营造江南水乡农村形象,将河道适量拓宽,部分河道建设草坡入水式的生态驳岸(图15)。原村庄临近绕城高速一侧的防护林宽度较窄且不连续,因此对林带空间进行拓宽,并补植树木。规划形成沿水系和村庄边缘布置的绿色环线,成为村庄未来的生态屏障(图16)。此外,为了配合土地流转和土地整治,原场地中许多苗圃中的苗木需要外运,规划对这些苗木进行就地利用,部分保留作为生态林地,部分用于公共绿地的植物景观营造。
3.4“三生”空间融合
“三生”空间并非互相独立,而是相互融合、共生共存,规划基于统筹发展和多规融合的理念,从生态、经济、社会等角度统筹全域资源(图17)。
生产空间的更新,根据现状产业模式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对各区块加以提升,以“花木大世界”为主题,向农业观光产业园靠拢,向共生型产业生态圈升级,致力于打造4A级景区。在此过程中,不仅是经济的单方面发展,还要求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生态绿色元素聚合,提升乡村整体形象。
11-1
11-2图11绕城村民宅改造前(11-1)后(11-2)对比图
12-1
12-2图12绕城村住宅庭院改造前(12-1)后(12-2)对比图
图13绕城村平面图
图14绕城村公共绿地分布图
图15整治后的河道
图16整治后的湿地公园生活空间的提升,包括拆除违章建筑、改造建筑立面、拓宽改造村道、改善景观绿化、完善基础配套、增加公共绿地等综合工程,既可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又能打造良好的景观视野。特别是道路系统的升级,车行系统与慢行系统相对独立,为村域景区化奠定基础,为村民、游人提供舒适的游憩氛围。
生态空间的改造,也非单纯植树造林增加绿化率,而是伴随村民、未来游客的需求营造不同的绿色空间。除了对残破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还利用拆违空间营造公共休闲场地和景观菜园,实现生态空间的多重价值。
4结语
经过2年多的规划建设,绕城村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原本脏、散、乱、差的场地不复存在,而是更加靠近“村民的美好家园、市民的休闲乐园、地域的生态绿洲”的规划目标(图18)。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空间重构实现了从割裂、无序、低端的发展模式走向集约、和谐、融合的发展方向,实现了质的提升。可以说,改造前的绕城村主要追求经济价值,而经过改造,绕城村进入了追求生态环境价值、生活价值等多元价值的新阶段。建设过程中规划团队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多次与当地村民进行规划交流,听取村民意见。因为拆除违章建筑,造成村民租房收入减少,曾引发不小的矛盾。但经过反复沟通和协商,拆违工作如期实施,拆违与整治的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如今,随着村容村貌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居住环境的提升,村民的单位房屋租金明显提高,改造前房屋单间月租300元,改造后升至1000元。同时,经流转后的田地年租金也由原来的1000元/亩增长至2000元/亩。此外,由于产业的注入,给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来源。
空间重构、优化布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先着眼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之间的矛盾关系,再立足于村庄自身的资源特色,对“三生”空间进行统筹安排。在具体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风景园林专业应发挥其统筹协调作用,把握乡村空间重构的表现方式与具体方法,综合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产业提升等方面的关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一分力量。图17绕城村“三生”融合模式图
图18绕城村南入口景观注:文中图片均由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园林二所提供。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副教授斯震,硕士研究生陈维彬、殷碧雯、鄢祖义,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园林二所吕方剑、郑吉、徐朝露等人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8-03-20].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
[2]于辰,王占岐,杨俊,等.土地整治与农村“三生”空间重构的耦合关系[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7):447-451.
[3]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2013,68(8):1019-1028.
[4]扈万泰,王力国,舒沐晖.城乡规划编制中的“三生”空间划定思考[J].城市规划,2016,40(5):21-26;53.
[5]李秀彬.土地利用变化的解释[J].地理科学进展,2002,21(3):195-203.
[6]龙花楼.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策略[C]//2013全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青海西宁,2013:31-36.
[7]张晋石.荷兰土地整理与乡村景观规划[J].中国园林,2006(5):66-71.
[8]王乃举,黄翔.文化生态型乡村重构与旅游发展研究:以安徽池州市为例[J].旅游研究,2010,2(2):5660;68.
[9]丁寿颐.转型发展背景下的乡村重构与城乡关系的思考:北京“何各庄模式”的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20(10):5-9.
[10]李红波,张小林,吴启焰,等.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5,30(4):591-603.
[11]应建敏,汪琦.上海新农村的嬗变升华:从村庄改造到美丽乡村建设[J].中国园林,2015(12):14-17.
[12]张宏,胡英英,林楠.乡村规划协同下的传统村落社会治理体系重构:以广东省碧江村为例[J].规划师,2016,32(10):40-44.
[13]徐文辉,唐立舟.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四宜”策略研究[J].中国园林,2016(9):20-23.
[14]王勇,李广斌,王传海.基于空间生产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规划应对[J].规划师,2012,28(4):110-114.
[15]范颖.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四川乡村建设理想空间发展探寻:四川省宜宾县“西部第一‘香’村”建设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17(2):77-82.
[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2018-01-02)[2018-03-2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66232.htm.
(编辑/刘欣雅)
作者简介:
徐斌
1977年生/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临安311300)
洪泉
1984年生/男/浙江淳安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园林历史与理论(临安311300)
唐慧超
1984年生/女/天津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绩效评价(临安311300)
李琳
1995年生/女/河南商丘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临安311300)
林麒琦
1993年生/女/安徽安庆人/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临安31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