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所喜爱的

半年前，当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有一种无可避免的可疑性”时，我还未读到《烛烬》。这样说，并不是在暗示我的体会胆敢与马洛伊·山多尔的杰作相提并论。这种可疑性，实际上早已蔓延在现代行为和现代写作中，我只是受到这种传统（或者进一步说）这种命运所影响的许许多多普通写作者之一。同时，这种可疑性也和旅行有关。我们都知道，那些旅行之后回到城市的格列弗们，通常是更有理由不被信任的人。他们有理由和材料谈论城市里的人从未想到、也从未关心过的事物，因此也就更有理由受到怀疑。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已过去，虽然在那个时代肇始的文学和思想仍然在影响我们的想象和行动，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旅行者不被严肃对待的时代。不再有重要的未知来自地球上的别处，即使有，也是细枝末节，不值得被太多关注，猎奇的文艺影像和各种社会科学，也比旅行记更能做到新奇的或者专业的表现。

我并不反感那些多多少少是夸大了、或者喜欢对人谈论他们的旅行经历的人。是的，也许他们在某个无人区的经历并不值得如何书写，有些技术性的处理手段或者美景的细节也是事后添加的，同样，他们在旅行中产生的一点感悟或者诚实，也许是贫乏而不是经验的产物。经验的贫困，不仅作用于原地不动的人，同样也作用于那些离开城市远行的人们。但是，我并不反感他们，不认为他们的话语是希望被消费者购买的欺骗和媚俗。他们中有的人，在我眼中如同那位可疑的闵希豪森男爵—这位夸夸其谈的吹牛家，这位想象与实际不分的旅行者，比那些对他冷嘲热讽的人们要更为诚实。他是堂吉诃德的一种变体，更矮小，更故意，但可能比堂吉诃德更坚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脸皮更厚），不在乎被嘲笑，保持快乐，并且，不会忏悔。比可笑的旅行家闵希豪森男爵更可笑的，是追问他每个细节的真实性的城市实证主义者们。

现代美学鼓励内向性，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佩索阿，坐在北京或上海的某个房间里，把自己当作核桃壳里的自我中心至上主义者，宣布他的灵魂不想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古典学者伯纳德特在评述一位学者同行时说：“古人不是世界主义者，这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异邦智慧’。所以他们不学习其他语言。这种看法导致他不能理解哲学具有决定意义上的重要性。一旦做出那样的区分，你就用不着旅行了。”今天，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越来越缺少那种本能的、粗粗拉拉的旅行者—他们曾经是那20年的传奇—城市里的人们越来越是一些自足的古人，和当代的复古风潮同步。即使人们远行，也有了各种精美的食物和工具。写到这里，我挺怀念过去一位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旅行者，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随随便便揣着两瓶矿泉水，在珠峰下的海拔6000米的山地上走了一天。当他下山后遇到装备齐全的户外人员时，后者为他感到后怕，他也仅仅是幸运之神眷顾而没有走错下山的路，否则酷寒、野兽、缺氧和脱水很容易要他的命。同样，我也怀念过去因为工作原因，我访问过的一些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的徒步考察者，他们意味着一个还有点儿缺心眼、轻信的粗粗拉拉的时代。随着时间过去，我不再苛责这种轻信，一如史诗中的故事里的人对现实、对他人和对希望的那种轻信。没有这种轻信，就没有一系列的遭遇变化和叙事的火光。

当然，我的一点旅行经历—因为有意避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闵希豪森们，并自命为比他们“真实”—实际上即使如何事后解释，也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闵希豪森们那样值得对人谈论，我好比一个处在过去的粗犷希望和今天的精细实际之间的人，而且不想得罪后者。那些旅行也没有深深影响我的生活，我像所有的理中客一样懂得区别对待，不像闵希豪森们—他们中曾经有一位在80年代参与过江河漂流，感到被自然界的非人性力量深深触及过，这使他一生中都处在那种影响里，做不好一个恰当的社会人，那种影响成为他的局限，一种我尊敬的、我不能够获得的局限。而且，如果我在他们面前谈论自己的一点点旅行，是没有礼貌的。

并不是危险随着全球化的表面繁荣而减少了，实际上，一个今天的旅行者面对更多的社会危险。不久前，独自在中东地区进行古迹考察的年轻考古学者刘拓的遭遇，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位旅行者的事迹最初在网络上传开时，响起的是国人的嘲笑声。人们颇为自负于不再天真，能够一眼看到本质。但刘拓的事迹有一次唤起了我的羞愧感，他显然比我更是那种配得上撰写“大地报告”的人。

那么，一次次平庸的旅行带给我的是什么呢？我也不想太苛刻地要求自己。至少，我在这些旅行中明确了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其中许多是在旅行中产生的，在城市中不会产生。

埃利蒂斯在《一个人所喜爱的》中罗列了许多旅行中经过的地点、物品、文学和艺术作品，使我也想尝试写一份自己的目录—

一本1950年版的朱维基翻译的拜伦《唐·璜》。一张墨绿色旧军毯。一些从西藏阿里地区、雅鲁藏布峡谷，青海可可西里和江源地带，新疆可可托海、艾丁湖，黑龙江边，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黄海边带回来的普通石头。在一些早晨里，乌绿的被风刮得生动恢弘的北方树木。球形闪电在半荒漠半工业地带里流窜，像野狐狸，旋生旋灭。耸峙几十米高的地热蒸汽柱掺杂着早上的平流雾，笼罩住盆地里捕捉宇宙线的装置阵列，一只鸣叫着的鹰出没在雾气里。色谱一样变幻着的盐湖。

尽管我以为我也能罗列若干，但很多我事先以为会提到的东西，却在刚刚快要写出时褪色，进而与我的关系模糊了。其中有的我几乎不再记得，有时又会异常鲜明地梦见。

自然现象、地貌和文字作品，是不属于物品也不属于人的现实关系的事物，是两者的中间状态，也是人的理解力的呈现—或者，理解力的一些时刻。如果可以包含这个范畴，我们可以例举得像埃利蒂斯一样多。

埃利蒂斯所说的也只是“一个人所喜爱的”，并不是“一个人所喜爱的物品”，更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他罗列的许多“物品”他并不拥有，比如他不可能拥有那些古代建筑、地中海岛屿和亚细亚的山川河谷。只有一个真正的物质大规模拥有者可以有罗列“一个人所喜爱的物品”的机会，这种人历来不是很多。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愿意提供一份清单，也像埃利蒂斯那样确切写出喜爱的原因，甚至在道德上有各种问题，但这份目录不见得完全没有意义。也许，人们应当注意他们的对立面对于社会和地球的描述。

我希望不久以后的旅行目的地是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和一些暂时还未发生变乱的中亚地区。

西方近代文学作者，内亚近、现代史与现实，一些民族史诗和传说故事，地理政治学，自然现象与中国事实，我希望这些作为长期理解对象与想象来源的元素，构成一个格雷厄姆·格林式的“我自己之世界”或者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个人知识”。当然，我仅仅只是廓清了非常少的一部分。这些元素，都需要立足于现实，也是从现实停止之处—或者说一些渐变部分开始。写作也是从觉察到一种渐变而开始的，发生这种渐变的载体之一，则是一些并不那么特别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