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树勇TextbyLiuShuyong
有关中国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影像关注与持续记录，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成为许多秉持人道主义立场的中国摄影师的重要摄影实践。那些居身主流社会生活与文化视野之外的人群，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现实，一一出现在摄影师的影像文本当中。这些影像的价值在于：一、一反当时影像为宣传服务的僵硬姿态，直抵当下中国底层社会的现实状况，经由影像的冷峻书写，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以期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二、在摄影行业内部，一改当时摄影以艺术为名义，以审美为借口，回避社会问题，不敢直面现实，终日沉湎于风花雪月式影像营造的痼习，转而开始强调摄影师的在场性和独立判断，重视影像作为证言的真实属性，重建影像的纪实性美学。
20多年过去，这样的纪实摄影实践已然成为众多中国摄影师秉持的方向。对一个个话题的长期追踪记录，形成了大量纪实摄影专题作品，无论视觉描述的丰富性，还是相关背景资讯采集、研究的深度，都已远非昨日可比。更值得看重的是，这些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被看作是“社会主义阴暗面”的影像内容很难公诸于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这些影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经由这样的影像，我们知道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熟悉的生活经验之外，还有很多人以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方式艰难地活着，我们知道了这个国家远非过去宣传的那样富足和幸福无边。它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面对和去解决的问题。
纪实摄影家们期待通过自己的摄影，显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并影响那些能够关注、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群和力量。可是，多少年过去，有多少人群因为这样的摄影得到了有效的关注？有多少问题因为这样的影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据我有限的观察，摄影家解海龙先生拍摄的《我要上学》产生的巨大影响，感动了无数善良的人们，无数善款捐助，使得全国的贫困地区建立起一座座学校，让无数失学的孩子在风雨之外得以接受基本的教育。摄影家于全兴先生历时十几年拍摄的大型纪实摄影专题《幸福工程》记录了一个国家发起执行的救助工程，无数贫困母亲通过小额贷款的方式，自助自救，得以家有粮吃，身有衣穿，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仅此两案，由于国家的介入与干预，才使问题得以初步的缓解。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明白，我们看到的问题远比我们预料的要复杂得多。抱怨没有用，单纯地寄希望于他人也没有用。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行政机构和全社会所有人的关注、行动和持续努力。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国民和政府必须经历的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活着才有意义，我们的工作才有价值。亦唯有如此，怀谦卑之心，任艰难之事，我们才能见到众生，并最终见到自己。
借此机会，向摄影家于全兴先生所做的工作表达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