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大陆生活的人来说，论及香港影像，不乏沙龙、风光和当代作品。充斥着娱乐和实用主义的香港却于19501990年代出现了一批反映中下阶层生活，与内地思潮相呼应，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影像作品，这一现象颇值得关注。
这类影像作品把镜头对准香港劳苦阶层，如渔民、码头工人、作坊工厂及市井茶肆等，反映了香港繁华背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变迁。相对于沙龙、风光时尚及先锋学术性作品而言，这些作品被归入“左派”一类。于1960-1970年代，更有大批“红色”作品出现，这些影像令香港的摄影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光彩。这些影像表现出来的香港另一面，已经鲜为人知，我们把目光回望到50年代，此时香港已有不少摄影人向国内媒体投稿，积极参与文化互动，唐遵之于香港1950年代拍摄的作品《妈妈到那边去》先后入选十多个国家的摄影展，获奖牌、奖状近十次。此作曾入选第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1957年又刊于《人民画报》扉页，1961年，这幅作品参加苏联莫斯科国际沙龙影展，在世界各国五千多张参赛作品中名列第二，获得了银牌奖。1964年，蒙敏生的《青山湾捕鱼忙》也获得“全国摄影展览铜牌奖”。香港摄影人的这些创作，与大陆互动频繁，其实都有赖于香港早有积累的深厚群众基础。从社会基础看，香港是免税港口，大量质优价平的摄影器材得以迅速普及，令普通白领职员、工厂工人等中低收入者很早就可以参与到摄影创作活动中。1960年代始，香港长江摄影器材行还大量销售国产摄影器材，如海鸥相机、珠江相机、公元胶卷等，这些价廉物美的器材还满足了左派摄影人的爱国情怀。在1950年代香港中华摄影学会成立时，这一组织便聚集了大批工薪阶层人士，其作品视角也平实自然，记录了大量中下阶层的生活场景，摄影学会自然带有了“左派”意味。当时，他们的口号是“用摄影去反映中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爱国货，用国货”等。此间活跃的左派摄影人包括陈迹、麦烽、钟文略、陆幸如（女）、蒙敏生等，从东南亚回来的陈复礼后来也加入其中，香港的各大事件，特别是劳工生活等场景，摄影作品均有充分反映。《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媒体也纷纷开设摄影副刊，刊登了大量此类摄影作品，此时，香港的纪实摄影、街头摄影空前活跃。1963年，香港大旱缺水，这批摄影人还踊跃走上街头，拍摄香港制水苦况，事件由此放大，促进和推动了后来的东深供水工程。
文革期间，香港左派摄影群体与大陆产生强烈呼应，常常搞一些革命题材的“静物摄影”和“造型摄影”活动。他们与“大华”、“裕华”这两个大型国货公司有紧密联系，一旦大陆有什么“文革”瓷器和雕塑到香港，必定第一时间通知他们，供他们摄影创作之用。他们以这些“文革”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布景、环境，营造出革命的主题。
1960年代，香港资深左派出版人李青先生接纳廖承志意见，与陈复礼先生共同创办了香港《摄影画报》，旨在团结爱国摄影人士，抵制和淡化殖民主义思想，并影响东南亚。香港《摄影画报》为32开方形本，麦烽先生是首任主编，当时多为黑白图片，共出版了477期。另外，对左派摄影的推动，不能不提长城、新华、凤凰三家电影公司，这三家公司拍摄了大量反映香港中下阶层生活与文化趣味的电影，1971年三家电影公司还组团前往大陆，拍摄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杂技英豪》等反映大陆文体现状的纪录片，并不断向全球华人展播，影响很大，其影像风格和政治取向对香港左派摄影人也影响至深。1970年代，李青再次组织香港摄影家进入黄山、南京、北京等地进行摄影交流创作，以陈复礼为团长，麦烽为副团长的摄影创作团受到了廖承志的接见。1980年代初，陈复礼更成为第一位在北京举办个人摄影展的香港摄影人。
1960-1970年代，左派影像虽然蓬勃活跃，但在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腾飞，社会形态和思潮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左派摄影群体也随之开始了分化，只有以陈迹为首的少数几位摄影人仍然在坚持此类创作，自1980年代始，香港摄影创作非常活跃，各类摄影社团蓬勃发展，一时达到20多个，时代在发展，影像的表达也随之有了新的诉求，此时，香港摄影界的“左派群体”影响力已开始减弱，至1990年代，“左派群体”的创作与活动都明显减少，那些左派影像也随着那个时代远去，变得模糊而渐渐被人淡忘。
（文／蒙嘉林钟少丰）
父亲蒙敏生
家父蒙敏生先生是香港摄影师，上个世纪40年代即开始摆弄相机，而今已是耄耋高龄，谈往事似乎有理事不清之感，然惟有相机在手，则神清气爽，至今还拍摄不辍。一辈子拍摄香港的市井社会，老了也拍一些花花草草娱情弄性。86岁的老人，现在平均每周还拍摄三个胶卷，令我这个靠摄影谋生的儿子汗颜。
家父自青年时代即谋生在香港，我则少年在广东上学读书，上山下乡，后一直工作在广州。让自己的儿子成长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这是身处资本主义香港的家父的一种有意安排，从中也可以揣摩老人家的意识形态所属阵营了。靠摄影吃饭，又不靠摄影吃饭；自己不以为是摄影家，儿女也不以为他是什么人物；偶尔参加影赛，《青山湾捕鱼忙》在1964年获得“全国摄影展览铜牌奖”也就是他这一辈子的最高荣誉了，自己的“作品”也不见在传媒上发表多少。总之一辈子地拍，底片越集越多。香港寸土寸金，一般人住处是十分逼仄的，于是我想将这批大占空间的底片运到广州来整理。为此我几次到香港去进行初步清理，剔开一大批因保管不善、霉变粘连完全不能用的，大约还有10万多张底片。因此，我这个做儿子的也才有机会对家父半个世纪的成果有了初步的了解。
家父的摄影“创作”生涯开始于50年代，其中有少量沙龙作品，而绝大部分是纪实摄影，记录香港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景象。香港的农民、渔民、码头工人乃至作坊、工厂、社会活动、有轨电车、市井茶肆、民俗风情、中产阶级、港九工人运动、香港市政变迁等，在他的照片中都有反映。另外，60年代到80年代，他多次往来香港广州，还记录了不少广东“文革”期间的社会景象。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来说，对香港的印象或想象大多就是摩天大楼、霓虹闪闪、跳舞赌马、消费天堂、金元世界、文化沙漠、时尚先锋等等。但这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香港，也可以说是充满娱乐感和实用主义趋向的报纸、电视、电影传达出来的媒体的香港。家父的照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景（劳动阶层），即便像我这种对香港还算比较了解的人，在翻检他的照片时，也有大开眼界之感。他的照片记录最多的就是香港的市井、香港的劳动人民。这种记录是平实和自觉的，是不带有功利性的。因为靠拍这些照片无法谋生，在香港也很少有发表的机会。为什么他乐此不疲呢？这就要谈一谈他的思想背景了。
1949年中国大陆刚解放，家父回家省亲，在罗湖桥看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就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跨过了罗湖桥。这时，他希望香港也能够早日得“解放”，摆脱殖民统治；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一天凌晨，他站在香港新界荃锦公路上，与新界民众一起迎接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一边老泪纵横，一边用他手中的照相机（特意装上乐凯400度的胶卷）记录这日夜盼望的景象。他拍照片，喜用国货—公元胶卷、代代红胶卷、乐凯胶卷、海鸥相机、国产片夹。凡是使用国货，他的底片袋上就特别注明“代代红”“海鸥”“乐凯”等字样。
家父在香港一向被归为左派摄影师。上世纪50年代，当时香港的经济水平与内地相差无几，那时他就与香港“纪实摄影”领头人陈迹先生一起用手中的“禄莱”120相机记录着香港的中下阶层的生活形态。这一时期，这个群体有麦烽、钟文略、陆幸如（女）等先生，后来从东南亚回港的陈复礼先生也加入其间。香港的各大事件，特别是劳工、社团生态、艺人生活等在他们的镜头里都有充分的反映。当时他们的口号是“爱祖国，用国货”，“用摄影去反映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等。至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腾飞，香港社会形态和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左派摄影群体也随之分化，虽然以陈迹为首的几位仍然在街头巷尾“捕风捉影”，而这时候香港摄影界已无什么“左派群体”可言了。
因为始终坚持“用摄影去反映社会下层”，所以父亲摄下了大量的不为主流所重视的香港的另一面。除了记录劳工市井外，他的照片中还有不少“左”味很浓的题材。比如，1967年文革极左思潮泛滥到香港，香港左派工人“反英抗暴斗争”的照片；70年代初香港劳工子弟学校（港九工人联合会举办）和左派主导的香港名校“香岛中学”、“培侨中学”拿《毛主席语录》作教材，到大屿山搞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的照片，还有文革题材的造型摄影，也就是主题先行的摆拍。如果没有说明，很难相信这些照片出自于资本主义香港的一位摄影师之手。
文革期间，香港左派摄影群体常常搞一些革命题材的“静物摄影”和“造型摄影”活动。他们与“大华”、“裕华”这两个大型国货公司有紧密联系，一旦大陆有什么“文革”瓷器和雕塑到香港，必定第一时间通知他们，供他们摄影创作之用。他们以这些“文革”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布景、环境，营造出革命的主题。比如，大陆这一时期人人要背“老三篇”，于是就有八路军张思德的瓷器到港，家父就弄出了《张思德烧炭》这幅照片。记得他曾告诉我说，布景是由舞台美工师出身的钟文略先生亲自画的，为了解决道具中的炭窑里的烟火效果，家父采用电影拍摄常用的烟火手段，在烟筒里加进“干冰”。民兵、炼钢工人、青纱帐里的游击队员、红军战士、革命小将、收租院中的长工、少数民族的儿童、文革色彩很浓的瓷器……在他的照片中都可以看到不少。因为家眷在广州，每年他都少不了回来几趟。每次总是带着照相机回来“搞创作”、拍照片，在广州街头巷尾里转悠。那时的广州街头，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人不多，又是港客打扮，有一次竟被人误为间谍，扭送到派出所，幸好登记的派出所出面解释，说这老头历年来都是遵章守法的“港民”，不是“美蒋特务”，才放他出来。他拍摄的广州，一是风光，二是革命的、美好的一面。这和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有关，同时也应该是一种无奈，因为当时港客所拍摄的照片必须在广州冲洗，经过严格审查后才能带出境外。对于我的父亲，我并没有探究到他思想的深处，或者说我理解不了他们的境界，而家父也并不愿意向我回顾这段历史。关于他的“左迹”，我丝毫没有调侃的意思，相反我对他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是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被后来否定的革命的理想主义。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浓烈的爱国之情和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的感召。无论如何，家父和他的朋友们记录了香港鲜为人知的一面：概貌之外的细节，浮华背后的苦痛，功利社会中的理想……其实，连同家父自己，不也是香港的另一面景吗？
1968年，蒙敏生摆出“矿工”造型拍照。文革期间，在“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横幅下，蒙敏生模仿中国大陆政治宣传基调，组织摆布拍摄“矿工”造型。（写于2005年9月，家父于2007年6月11日去世，享年90岁。文／蒙嘉林）
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龙大角嘴金山酒楼街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前夕，女服工会在金山酒楼组织餐叙活动庆祝国庆。蒙敏生摄鲜为人知的李青先生与香港《摄影画报》
麦烽先生是香港《摄影画报》首任主编，上世纪60代与“左派”资深出版人李青先生、摄影家陈复礼先生创办了香港《摄影画报》。当时香港《摄影画报》创办时试刊的刊名为《摄影俱乐部》，试刊三期后更名为《摄影画报》。当时香港《摄影画报》为32开方形本，多为黑白图片，共出版了477期。
李青先生为“左派”资深出版人，与廖公承志先生关系密切，亦与当时的中共南方局华南分局的方方（后为国家侨委主任）联系尤为紧密，曾参与了中共的《华商报》香港“达德学院”的创办工作。1949年以后李青先生突然离开香港出版界，当起隐士，此时的李青先生为人低调，偶尔撰写一些短评在《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露面。但此时的李青先生却动员了香港及东南亚的不少青年进步文人，回祖国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时一大批东南亚的青年进步文人，进入了中新社、新华社工作，当时的中新社就有不少广东籍的华侨香港同胞人士所在，也就有了“中新社半壁江山是广东”的戏说。60年代李青先生奉廖公命，要创办一份摄影刊物，团结香港同胞摄影人士，影响东南亚，抵制“黄赌毒”，淡化英国殖民主义思想。这时刚好陈复礼先生从东南亚回香港发展业务，于是陈复礼先生出面，李青先生出钱，请在纱厂当文员的麦烽先生当主编，创办了《摄影画报》。李青先生于70年代中去世，但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香港摄影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活动”中还能见到李青夫人出席。这时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李青为何许人也，更不知道李青夫人为何人。只是少数同辈人陈复礼、麦烽、周奕、蒙敏生、陈迹、钟文略等人过去嘘寒问暖。
（文／蒙嘉林）
p96-104图片由百年印象画廊提供。
本期专题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邱良、麦烽、刘冠腾、张焯、颜震东、钟文略、蒙敏生七位摄影家，只限本刊本期使用。
责任编辑／阳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