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冷战时期的中苏边境，内蒙古军区边防战士警守在国境线上。王建民摄编者：
“你的照片不够好，是离火线不够近。”当年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1913-1954）以调侃口吻说的一句话，给后来的摄影师设了一道门槛。那些经过战火淬炼的摄影师身上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甚至是一种特殊的体味儿。玛格南摄影师菲利普·琼斯·格里菲斯（PhilipJonesGriffiths，1936-2008）采访越战时有一次死里逃生，他回到酒店走进电梯的时候，里面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刚从‘那边’回来？”格里菲斯说你怎么知道？这位老兄说我是医生，“你的汗液中有一股死神的气味儿”。
如同这位医生一样，摄影师用镜头捕捉的正是一个东西的“气味儿”；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人、一个事、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时代，因此，黑格尔又把定义一个时代的“气味儿”称为时代精神。卡帕的《共和军战士之死》（1936）是经典之作，打动了那个时代和不同时代的许多人，难道只是因为高度巧合的瞬间吗？非也。这个战士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类希望：资本主义世界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到1936年仍然深不见底，法西斯政党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上台并试图掌控欧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蠢蠢欲动遥相呼应，世界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同情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仁人志士源源不断地奔赴西班牙战场，为人类的明天，参加共和军对法西斯的悲情一战。在西班牙内战中，卡帕和卡蒂埃-布勒松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终其一生，战场对于卡帕来说都是血与玫瑰并蒂开放，残酷而又浪漫，这点上他受到海明威影响，或者说，卡帕就是摄影领域的海明威。
所以，摄影与时代精神的距离，中间只差一张好照片而已。
有几个晚上，王建民先生军事摄影40年的照片在屏幕上静静划过，无声的音乐同时在耳边响起，初闻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在他的照片中，笔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师，而且是一支军队；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且是一个民族，在改革开放40年中求索、奋斗、前进的足迹；“他苦心孤诣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场面中搜索着重大的主题，并且竭尽全力把它们表现出来：苦乐观、生死观、价值观、母子情、夫妻情、党群关系、人际关系……这使得人们不仅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真实的战场，而且看到了战场背后丰富的社会生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先生对王建民的照片曾有这样的评价。正是真实的战场和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使王建民的照片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却不嚣张，温馨如兰如诉如歌却不怯弱，这是“真实”特有的力量—真实，是卡蒂埃-布勒松对自己照片的最高评价。
尤令笔者有感于怀的是，王建民先生1980年代照片中闪现着的对人性与美的探索，这是那个年代刚刚被唤醒的艺术主题，却大胆地出现在他老山反击战的报道中。熟悉当代摄影史的人知道，当年潘科拍摄的《站台》表现了奔赴老山前线的战士与女友的伤感离别曾引起巨大争议，就会明白王建民这一探索的意义。他摄于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红花掩映的墓碑群（1987年），让人不由得想起八路军著名诗人陈辉烈士（抗战时牺牲于晋察冀战场）的诗句：“……也许吧，我的歌声明天不幸停止，我的生命被敌人撕碎，然而我的血肉啊，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你的路上。”
这种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相伴相生，是艺术的真实也是历史的真实：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中就有不止一位诗人。
本专题筹备之际，恰逢人民军队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石少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回顾展举办。石少华先生对人民军队摄影事业的杰出贡献之一便是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举办了摄影训练班，从此人民军队的摄影事业才有了种子、有了队伍、有了传统。《毛泽东与小八路》（1938）是石少华的代表作，照片中毛泽东低下头来，在手心里一笔一划地教小八路写字—在人民军队的伟大事业中，领袖本来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将军也只是普通一兵。作为新华社军分社的摄影记者，王建民深受石少华摄影风范的影响；他不唯上，不迎合，不媚俗，不自傲；在他的镜头中，将军与士兵各有各的光彩，却享有同等的尊重。他把自己定位于人民军队发展足迹的记录者，对这一伟大事业的谦卑之心，成就了他作为一名出色军事摄影记者的光荣与梦想。
向梦想致敬！
（文／南无哀）1981年9月19日，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军事大演习后举行盛大阅兵，呼啸而来的是受阅坦克方队。王建民摄
1976年7月，王建民采访唐山大地震。李耀东摄“凡重大突发事件，可以不发，我不可不拍！”
《中国摄影家》杂志（以下简称中）：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军事摄影记者之一，你军事摄影的起点是怎样的？
王建民（以下简称王）：我的军事摄影起点是个零，因为在当报道员之前我从未摸过相机。1954年1月我出生在河北农村，小时候没见过照相机。18岁参军来到秦皇岛北大营，新兵共同科目训练手榴弹投出70多米，一下成为小有名气的“兵王”。谁也没想到，我会被调到政治处当报道员，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说，因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1973年6月我参加了师政治部宣传科举办的摄影培训班，那是第一次触摸照相机。一周理论一周实践一周讲评，共20天，老师是宣传干事丁世儒，能拍会画还常发表杂文，学员都很佩服他。在作品讲评时，丁老师说了一句话：“小王的照片构图简洁，剪裁大胆，有点儿像新华社稿”。
掌握摄影基本要领并不难，但要拍出好照片却也不易。我的那台海鸥双镜头照相机是从前任报道干事手中接过来的，漆都磨掉了好几处；放大机是1936年产的天津货，一块木板，一根立柱，一个缠着黑胶布的灯箱，摇摇晃晃，稍不注意，放大照片就有重影。简易暗室设在由厕所改建的仓库，里面堆满了政治处的宝贝：图书资料、锦旗奖状等。仓库没水没电，漂洗胶卷要从一楼往上端水，冲卷需要控制温度，就在烘干机上放个温水盆，我穿着大衣棉靴，冲胶卷洗照片，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听到起床号，擦把脸就跟着队伍出早操，那时从没觉得苦和累。后来稿子不断见报，干劲更大了，组织上也认可，一年入党，两年提干，还给了三等功。那个年代部队虽然重视报道，但经费很少，一年最多给20个上海或公元牌胶卷，所以不敢轻易按快门。这也好，为日后捕捉关键瞬间打下了基础。
中：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你是第一批赶到地震现场的摄影师，这也是你第一次遭遇重大新闻事件，当时现场状况如何？你主要拍照片还是救人？这些照片是珍贵的历史文献，现在何处？
王：唐山地震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成为幸存者、亲历者、见证者。1976年我22岁，在原北京军区66军197师炮兵团担任新闻干事。为配合八一建军节报道，7月27日下午我来到师部所在地唐山，给《唐山劳动日报》送稿子，因为着急回营洗照片出专栏，放下稿子我就赶往火车站连夜返回秦皇岛。
凌晨3点42分53.8秒，我被强烈的地震波掀翻在地，整个营区漆黑一片，官兵们涌向操场，天空下着小雨，凉飕飕的，与昨夜热的无法入睡反差剧烈。“唐山唐山，我是秦皇岛！唐山唐山……”团首长、电话兵、报务兵快急疯了，师部就是没反应。直到接到军部发来的电报，才知道师部所在地唐山发生毁灭性地震。军首长令我团全部人马火速赶往唐山救灾，大约7点装载，8点编队出发，近千名官兵乘坐解放卡车冒雨前行。经抚宁，过昌黎、滦县，绕过坍塌的滦河大桥，越走灾情越重，道路也越加难行，大家多次下去推车。听到作训股长说快到师部了，我不敢相信，这是我昨天来过的唐山？火车站、商业楼、矿冶学院、255医院、师部招待所……熟悉的建筑都不见了。
官兵们慌忙中跳下卡车，听从现场指挥就地挖人。脚下就是师部招待所，副军长董传章等军人被压在废墟下，全师1000多名官兵被砸死砸伤（后来统计亡158人，重伤396人，轻伤1100人）。我团是离唐山最近且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全员乘车），赶到现场时没有见到其他救援队伍。面对惨情惨景，我毫不犹豫将相机装进挎包，抄起当时认为更有效的武器—铁锨，冲进摇摇欲坠的楼板下挖人，铁锹断了用手刨，两手出血，两眼发黑，被战友搀上来。看到大家奋不顾身的场面我才恍然意识到得赶紧拍照。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战士冒着余震搜寻幸存者。王建民摄
1981年9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观摩华北军事大演习。王建民摄
1985年8月1日，云南老山主峰，班长朱宏和战友合影。王建民摄
1985年8月1日，云南老山，战士冒着敌人炮火奔向战位。王建民摄
1985年8月15日，云南老山，两个战胜泥泞打滑路段的汽车兵在点烟小憩。王建民摄
1985年8月2日，北京广播学院女大学生李健跪在战地医院手术台前，安慰鼓励8处受伤的车言斋战胜伤痛。王建民摄刚爬上制高点掏出相机，就被人制止了：“上级有指示，任何人不得拍摄灾情”。第二天，上边专门发了“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破坏”的通知，规定不准泄露灾情，不准拍摄尸体，图片报道要救灾不见灾。我就把镜头焦点放在唐山军民抗震救灾上：解放军某部冒雨开赴地震灾区，子弟兵奋不顾身抢救被坍塌楼板埋压的群众，吊车高空救人，女军医精心为伤员清创包扎，官兵给灾民送水、送饭、搭防震棚，以及驾车进京向中央报告情况的工会干部李玉林、英雄报务员吴东亮等抗灾一线的优秀共产党员和英模人物，开滦矿工冒着余震井下采煤，唐钢民兵发挥突击队作用，唐瓷一厂、五厂恢复生产，商店开业、铁路通车等等。
1976年7月28日—1977年3月底，我在唐山参加抗震救灾近8个月时间，白天从拍摄救人埋尸到清墟盖房、恢复生产，每天都有新鲜事。晚上在搭建的暗室兼宿舍防震棚里冲洗照片，尽管条件艰苦，但看着唐山一天天在变化，心里逐渐充实。接到军区借调通知时，我摸摸卷在轴上和晾在绳上的胶卷，心想，反正不久就回来了，就剪了几十张准备发稿的带上，其他的塞进纸箱子就走了。万万没想到机关撤收归营，我的一箱子底片也不知去处了。
我在唐山看到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无数具尸体从坍塌的房屋里挖出来，装进塑料袋，摆放在公路两侧待运；尸体太多无法及时清运，高温下很快膨胀流液，防疫队沿街喷洒消毒药水；废墟上的残存建筑在余震中垮塌，泛起片片烟尘，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人们那痛苦而坚强的表情。这场灾难夺去了24万余人的生命，灭绝了7000户家庭，4200多个孩子失去父母沦为孤儿。许多有视觉冲击、有悲惨警示、有人性光辉，极富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画面没能成为拍摄重点，成为我永久的遗憾。
从地震发生后主流媒体的报道情况（《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唐山地震发生后的150多天里没有发布一张灾情照片，也没有披露任何灾情数据）和一些摄影者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传统观念和文革极左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冲击与影响。如此在各方因素作用下，当时的报道背离了灾难新闻的规律，致使摄影记录灾情和保留历史这两个功能都没有发挥到位，教训可谓深刻至极。试想，如果我们对灾难新闻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对突发事件报道有所研究和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就会从容应对。如果我们有唐山地震的完整记录，那么这些照片将是人类灾难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也是科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研究灾难的宝贵资料，更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唤起一代代人良知的历史意象。这一遗憾让我意识到：摄影记者不能给历史留下影像空白！这也成了我的座右铭，凡重大突发事件，可以不发，我不可不拍！他果真当了英雄！1985年8月6日，老山前线即将出征的敢死队队长原明。王建民摄
1985年8月6日，王建民在云南老山前线与敢死队员同饮出征酒。施文标摄
1985年10月8日，原明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出席中央军委英模表彰大会。1个月前（9月8日），他带领敢死队，用13分钟拔掉敌人两个据点，自己失去了左手指和右眼，却兑现了诺言。王建民摄中：什么契机下你被调入新华社军分社？军分社的摄影职责与部队的摄影干事有何不同？
王：唐山地震成为我新闻工作的新起点。1977年3月，我从抗震一线被借调至北京军区《华北民兵》编辑部负责摄影工作。翌年，新华社着手恢复军事分支机构，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领导闫吾、周泽民同志到北京军区调研，觉得我潜质不错，后经北京军区分社负责人赵苏、叶旭林考察，1978年10月我被正式调入新华社任军事记者。
从一个部队的新闻干事到国家通讯社的军事记者，首先是岗位不同，立足点不一样了。其次是采访对象变了，新闻舞台更大了，过去在部队里愁于没有新闻，到了新华社却有干不完的事，常常是重大采访一件接一件。还有一点就是政治性、敏感性、时效性要求更高了，国家通讯社要正确引导国内舆论，有效影响国际舆论，军事摄影报道不允许有任何事实和技术差错。我任军事摄影采编室主任那些年，天天早出晚归，如履薄冰，唯恐出现差错，给国家、军队造成损失。每当听说哪里发生了灾难性事件，我就赶快派记者去现场，特别艰难危险的采访我都是亲自去。要说相同之处，那就是军人的作风，军人的豪气：平时不怕苦，战时不怕死，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中：新中国的摄影事业实际上是从军事摄影发展过来的，你进入新华社之后，军分社有哪些良好的传统对你此后的工作有帮助？
王：我加入新华社军事记者队伍时，石少华、罗光达、高帆、吴群、袁苓、黎枫、李瑞峰等老前辈还在工作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军分社也有一些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前辈，依然保持忠贞不渝、雷厉风行、扎实深入、讲真话、敢担当等好作风。老社长闫吾是写下战地报道最多的记者，也是组织指挥战役性报道最多的新闻领导者，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从对印反击战到对越反击战，年届六旬仍披挂一线，一生未曾下战马。他说不跟指战员接触，不受火热生活感染，心里就没有激情。1981年春天他带着我和另一名记者，爬太行，过黄河，登坝上，钻沙场，在基层颠簸3个多月。他的思想作风对我影响很大。1987年4月5日，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热血还在升华。王建民摄
1987年5月，大兴安岭火灾，漠河县城、西林吉林业局和周边数万亩森林都烧光了，画面中只留下一条流泪的河。王建民摄
1987年5月19日，大兴安岭西部火情得到控制，连续奋战12天的沈阳军区某部扑火官兵倒地睡着了。王建民摄照片中既有真实的战场，也有多面的人性
中：老山战役是19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时间长、影响大。你是什么时间去的前线？去了多少次？呆了多长时间？
王：老山战役始于1984年4月28日，结束于1993年4月1日。10年战争期间，我曾四上老山采访。第一次是1985年夏天，当时我在中国新闻学院读书，得知老山战火不断升级，暑假第二天我就去了前线。同战士一样，我过“三转弯”，闯“生死线”，蹲“猫耳洞”，上“负号阵地”，哪里战斗激烈就往哪里钻。7月31日晚间，我在猫耳洞与战士们以水代酒共庆建军58周年。8月1日中午，我在炮声中给班长朱宏和战友拍合影，背景是中国字“老山主峰”和一副对联“镇南疆五岳俯首，反霸权世界瞩目”，他们坦然的神情不言自明：“这是我们的地盘”。8月2日，北京广播学院女大学生李健跪在战地医院手术台前，鼓励8处受伤的车言斋战胜伤痛，“疼得厉害就咬毛巾，掐我的手”，场面感人肺腑。8月8日清晨，经过半宿蹲守我拍到了一群战士通过生死线的镜头，其中有个年龄最小的徐广仁，他满身披挂，包括不得已时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光荣弹……我天天被感动着，浑身是胆，充满干劲，短短25天，我拍了上百个胶卷，几乎囊括那段时间老山地区发生的所有新闻。这次上前线我最大的收获是：越是危险艰苦的地方越有感人至深的新闻。这一切身感受成为后来采访深入再深入，向前再向前的动力。
我最满意的照片当属《他果真当了英雄》。8月6日得知199师侦察连正在部署“拔点”任务后，我即刻赶去采访，因为太想参加一次真正的战斗。来到连队驻地，当我直视这些年轻面孔时，心中不禁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我能做的只有拍照，留住每一个人的面孔。当镜头对向队长原明时，他把钢盔一拉，俏皮地说，“等当了英雄再照吧”。“好！当了英雄，我一定给你好好照。”对话中我已下意识地按下了快门，这张遮了脸的“废片”被我珍藏起来。9月8日行动实施，原明带领16人组成的敢死队，秘密潜伏到敌人鼻子底下，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仅用13分钟就拔掉了敌人居高临下危及我军安全的两个据点及周围洞穴、布防和雷区，以伤2人的微小代价取得毙敌7人、伤敌14的战果，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原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他果真当了英雄。10月8日，原明出席中央军委英模表彰大会，我有幸参加采访，定格了英雄的庄严和喜悦，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第二次上老山是1987年3月底到5月初。轮战部队为北京军区27军，接替兰州军区第47军。由于战势趋于平缓，这次采访比较放松，基本上见什么拍什么。《战士与生灵》拍摄了阵地上的士兵与小狗嘻嘻，《和平万岁》拍摄了炮兵战士用炮弹壳制作和平鸽，显示了他们对和平的渴望。《吸烟，战士光荣的缺点》是回到北京整理照片时发现的，好像闲下来的官兵都喜欢吸烟。除此之外，我还拍了《老山丁卯清明节》，表现的是1987年4月5日老山脚下麻栗坡烈士陵园人们悼念为和平献身的人。这次战地采访，我开始聚焦人性与情感，作品从雄壮美更多转向悲壮美，代表作品还有《生死未卜》《出征》（组照）等。
第三次上老山是1992年5月，第四次是1994年7月，这两次的主要任务是采摄调研麻栗坡县战后恢复发展生产，扫雷排雷，开放口岸等问题。走访战争重灾区船头、八布等地的干部群众生活，学生就学情况，边防部队特别是作战伤残军人对边境排雷、口岸开放的反应；报道云南边境大扫雷，中越边境响起和平礼炮等。1990年6月，驻守昆仑的钢铁战士在巡逻途中啃冰解渴。王建民摄
1990年6月，新疆军区某部生命禁区生存训练，“沙漠之虎”挑战死亡之海。王建民摄
1990年6月，中塔边境卡拉苏哨卡前哨班战士下军棋娱乐。这里是高寒低氧人迹罕至的地带，常年只有几个站哨的士兵。王建民摄中：1986年6月，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当代最可爱的人—王建民军事摄影展》，展出了你在老山拍摄的大量战地新闻摄影作品。这个展览实际上成为了对越反击作战军事摄影的一个缩影和总结。当时军事摄影是要突出表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还是要表现人性有很大争论。你是如何把握“人性与政治”、“新闻与艺术”之间的平衡的？
王：这个展览是中国美术馆第一次举办完全军事题材的个人摄影作品展，我没有想到展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展出作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展现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和当代军人精神风貌的照片46幅；二是反映老山前线官兵保家卫国战斗生活、无私奉献高尚情操的照片70幅。展览展出10天，观众达40000多人次。展览主要发起人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和国防部长张爱萍。关于你提的问题，也许下面两段话可帮助理解。
展览前言中这样写道：
王建民没有把视线停留在五彩纷呈的线条与色调间，而是把思考探入当代军人的心灵深处。在老山前线，王建民用社会广角镜头对新一代军人进行立体观照和全息扫描，从血肉躯体，手足亲情，前线与后方，到家庭与社会……他以一个个“瞬间形象”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把“当代最可爱的人”的丰富内心世界展现出来，给人以鼓舞与启迪。或激越，或深沉，或雄伟，或委婉，使得“为和平而战”的主题表达深刻而又真切。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高级编辑凌志军写道：
王建民不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摄影记者，不是有意渲染战争的残酷。他认为“战场上的炮火硝烟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苦心孤诣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场面中搜索着重大的主题，并且竭尽全力把它们表现出来：苦乐观、生死观、价值观、母子情、夫妻情、党群关系、人际关系……这使得人们不仅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真实的战场，而且看到了战场背后丰富的社会生活。
中：你拍摄了1987年发生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火灭了，兵倒了》是一张颇受好评的新闻照片。请谈谈当时的拍摄情况。
王：大兴安岭火灾很惨，大火烧了整整26天，漠河县城及3个林业局被烧光，5万多人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过火林地面积有110万公顷。
我是5月13日从老山前线返回北京的。当时大批军警开赴大兴安岭火场，总社领导要求军分社立即派记者采访报道。14日中午我就出发了，但到了哈尔滨却没车到加格达奇。我先跑到哈尔滨航校找好友韩校长帮忙，可航校仅有能用的运-5飞机因为风大不能起飞，后又回到火车站请军代表想办法，最后总算搭上一列运送卡车的货车，15日晚上到达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16日凌晨两点来到重灾区漠河县城西林吉。这座有700余幢居民住房的边城，7日被大火吞噬，如同他的前后邻居图强和阿木尔林业局一样成了一片废墟。刚刚组建的西线灭火指挥部就设在幸存的县政府办公楼里。灭火部队参谋长董善返借助昏暗灯光指着地图为我介绍了灾情和兵力布防情况，并派车把我送往当时火势最凶的河湾林场，两小时后又派人送回了一批胶卷，我通过指挥员军线电话发回反映西线灭火情况的第一篇内参，解决了西线灭火工具奇缺和军警民各自为战、死灰不断复燃的问题。在烟熏火燎的大森林里，我跟着先头部队与火舌搏斗，连续6天没吃一顿饱饭，6夜累计睡了7个多小时。5月19日，大兴安岭西部火情得到控制，连续奋战12天的沈阳军区某部官兵累的倒地睡着了，其实我也是在昏昏沉沉中按下的快门，拍完我也睡着了。1990年4-6月，沿昆仑山、喀喇昆采访边防哨卡，途中歇脚。
1991年1月26日，在冰天雪地里训练的沈阳军区某部女兵。王建民摄引入系统论，全军新闻早知道早报道
中：你曾尝试运用“系统论”研究军事摄影报道，探索建立军队摄影信息系统，争取做到全军新闻早知道早报道。请详细讲述一下这一探索的情况。
王：运用系统论及其方法论可帮助新闻记者在复杂情况下把握大局、形成主见、做出决策，提高采访效率，也为新闻记者思维与行动方法改革提供了启示。
1985年我在中国新闻学院学习了“三论”课。系统论原本就是在军事的直接刺激下产生的。所谓系统，就是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方法就是根据客观事物具有的系统特征，从事物整体出发，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综合方法。系统方法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相互性、目的性原则。运用系统方法指导战地摄影，便是这些原则的应用。
比如整体性原则可助把握大局，使战地摄影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我们研究确立战地摄影的报道思想和选择拍摄对象时，必须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服从政治、外交大局的需要，而不是从局部战斗或“战壕真实”出发。在老山采访时，我对诸要素进行考量之后，确定了报道思想：着重宣传老山战士“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崇高精神，和“祖国在战士心中，战士在人民心上”的军民鱼水亲情，借以教育、鼓舞人民树立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整体相关原则可助准确判断新闻价值，快速发现题材，开拓报道广度。运用整体相关的原则，不仅能使我们拍摄到与社会和人民息息相关的题材，拨动读者心弦，同时也能拓宽我们的报道范围。
目的性原则可增强战地摄影的思想力度，使形象表现更加深刻强烈。宣传战士热爱和平、为国而战的英雄事迹，对外树立解放军正义和平之师的形象，对内帮助人们理解军人，学习军人，这是我此次战地摄影报道的总目的。在表现手法上，我采取了独幅、组照、系列等多种形式，每一幅照片都有其目的和内在思想追求。如《敢死队员》，通过饮酒壮行、拍照留念和冲向敌阵三幅画面，表现年轻战士眷恋生活，同时又勇于献身的精神。还有《祖国在我心中》，用某部八连官兵在祖国版图上签下的108个姓名，表现了战士保家卫国的决心。这一系列作品使读者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了解了前线将士的奉献与牺牲，从而使老山战地摄影报道从整体上有了思想深度。
运用系统方法，控制经营信息，使战地采访事半功倍。在战事瞬息多变、行动危险、新闻稍纵即逝的战地采访中，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首先应按照系统方法组织信息网，形成信息系统，以最快的速度由思想无序进入有序状态。接下来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梳理分析，依据新闻价值大小、时间顺序和方向路线，设计最优采拍方案。1994年7月，被称为生命禁区里生命保护神的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女兵在喀喇昆仑山脉巡诊。这里海拔5000多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王建民摄
1990年6月17日，新藏线上脱离泥石流险境的的汽车兵露宿在公路旁。王建民摄“只要精神不垮，没有上不去的高地”
中：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许多摄影师都去拍末代港督彭定康离开港督府，还有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等场面。而你在回归日的前一天拍摄了英方在维多利亚港湾举行的日落仪式，这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政治性、新闻性、艺术性都很出色。
王：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20世纪我国最伟大的事件，兵不血刃主权回归，而且保持繁荣稳定，这事办的漂亮。我是比较早受领回归报道任务的，从驻香港部队组建亮相开始，采访了驻港部队深圳基地每一座军营，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画册，对驻军香港的意义和进驻香港的程序比较清楚。6月30日下午6时许，英方落日仪式在维多利亚港湾举行，7时45分，米字旗降下，护旗礼兵突然将国旗触地，这个极有象征意义的瞬间，令我感到突然和惊喜，我一把将变焦镜头拉到合适焦段连拍了几张。通稿发出后被海内外媒体广泛采用。遗憾的是当时数码相机的像素还很低，画质不是那么清楚（使用第一代柯达数码单反相机DCS420拍摄）。
2000年10月，回老部队参加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活动的黄继光连老连长万福来，深情凝望战友黄继光画像。王建民摄中：上世纪90年代你策划实施了《中国周边大扫描》，用近4年时间踏访祖国四万公里的边海防线，完成了100多个新闻专题，全方位展现了祖国周边变化与边防军人的风貌与情怀。当时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情？
王：《中国周边大扫描》系列报道是经新华社总编室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香港文汇报》共同实施，主旨是帮助海内外同胞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特意选择神秘少见的边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增强报道的吸引力和不可质疑性。
俗话说，有国就有边，有边必有防。我国万里边海防线的和平安宁与边防军人的无私奉献分不开。记者组走遍祖国东南西北四极哨所和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边海防工作站，完成了《东方第一哨：每天最先把太阳迎进祖国》《西陲第一哨：这是最西端的一块国土》《北疆哨所：鸡鸣闻三国，犬吠警四邦》《南海第一哨：平凡的战士，最可爱的人》等报道，展示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完成这次报道极其不易，因为军事摄影记者少，还要完成日常报道。老主任吴森辉熬的头发日渐稀少，查春明、赵建伟几次病倒采访途中。我的磨难更多，先是出师未捷先受伤，差点毁了容，后又因车祸险些断送整个前程。为了保护脸上缝合的伤口不被冻伤，我裹着纱布戴着棉帽子采访了一个多月。我一直坚信：只要精神不垮，有决心，有毅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上不去的高地。
在漫长的边境采访中，我们得到过许多好心军民的关照。1994年元月2日，记者组穿越冰封雪裹的长白山，去采访位于中俄交界处的珲春边防团所辖盐山哨卡，经过一坡陡雪深地带，车轮打滑半步也前行不得。万分焦急之时，珲春县马川子乡依力哈达村村民祝业祥父子赶着牛车前来相助。经过牛拉人推大半天的奋斗，终于把车子拖出雪窝。我递过200元钱对祝家父子表示感谢并说是对误工的一点补偿，老人却生气地说：“帮你们拉车是应该的，怎么能要钱？你一定要给，我就把车拖回去”。当我留下名片，跟他们说到了北京有困难找我，老人才满意地笑道：“够朋友，够朋友”。在新疆、西藏、云南，我们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此，我代表大家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还要感谢《香港文汇报》负责图文编辑和版面设计的同仁—王伯遥、张建华、林旭江先生等都付出了智慧和汗水。
“重要采访必须进入核心地带”
中：2000年你拍摄了黄继光连老连长万福来深情凝望黄继光画像的照片，画面内容充实，构图巧妙，文献性与现实性俱备，让观者为之动容，是一张兼具新闻性与艺术性的好照片。请谈谈具体的拍摄经过和背景。
王：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的日子里，我到黄继光生前部队采访，在黄继光连，正好遇到老连长万福来在黄继光画像前端详，情景十分感人，于是按下快门。1995年3月，南沙东门礁，守礁官兵淡水限量供应，战士为省水“干洗澡”。王建民摄中：2003年“非典”爆发，你主动请缨上阵，成为唯一获准进驻小汤山非典医院隔离区采访的摄影记者。这种“关键时刻抢着上”的精神体现在你整个军事摄影生涯中。当时的具体拍摄情况是怎样的？
王：2003年春，非典疫情爆发并迅速蔓延，死亡威胁使全国多地特别是京城一片恐慌。解放军奉命组建收容治疗非典病人的小汤山专科医院，以应对紧急状态，同时缓解首都各大医院的发热爆满。医生、护士都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险，进驻医院隔离区的，我与他们吃住在一起，拍摄他们与非典病毒抗争的实况。那年我快50岁了，体检并不合格，新华社门诊部刘美丽医生回忆，她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小汤山，看着我走进小汤山医院的背影，不禁泪流满面，以为我再也出不来了。家人更担心我身体顶不住，爱人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还要瞒着双方80多岁的父母。当时，非典病毒十分猖獗，死亡威胁到每一个北京人，搅的整个国家惶恐不安，记者必须挺身而出了，然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条，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不能考虑、更不能指望别人，就义无反顾地上去了。我在隔离区呆了7天7夜，一共发出160多篇独家报道，满足了受众迫切的知情要求，使他们树立起了战胜非典的信心。当然，这次报道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体现，前方后方，记者编辑，技术、后勤等相关人员的紧密协作功不可没，特别是跟我一起共赴国难的文字记者孙彦新小将。
下面两点是我感受最深的。一是激情。或许是因为长期担任国家通讯社军事摄影记者，又经常报道灾难性新闻，每当遇有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殃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天灾人祸，我总是急不可耐。4月上旬非典病毒疯狂北上，肆虐京城，造成社会恐慌。由于观念、体制等原因，那段时间的非典报道严重滞后且篇幅不够，没有把真实情况及时告知公众，致使公众对非典缺乏了解和认识。
4月24日中央决定抽调1200名军队医护人员，组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我和社长第一时间找到总后卫生部了解情况，军分社写给总社、总后要求采访非典的报告获得批准，我已经做好出发准备。5月9日我们进驻已经收治600多名非典病人的小汤山医院。进入隔离区前，正好碰上前来考察工作的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这位当年的老山战役前线总指挥，对我的老山采访记忆犹新，他拉着我的手说：“老伙计，小汤山不是老山，可不要到处闯了”。
小汤山是在非常情况下突击组建的一所带有决战性质的医院，其报道意义非同一般，如果小汤山成功了，必将激发广大患者的斗志，增强全国人民战胜非典的决心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安危又算的了什么？
多少次战地和重大突发事件采访的经验告诉我，重要采访必须进入核心地带，我一定要进重症室。要拍好，还要安全地把数据带出来，及时发出去。我找到小汤山非典医院主管医疗工作的副院长、专家组组长周先志，他来自北京最早收治非典患者的解放军302医院，艺高人胆大，被称作医院“主心骨”。“不就是那么回事嘛，明天我去查房，你跟我一起进去好了”。周副院长干练爽直，他没跟我讲一句大道理，也没渲染非典的可怕，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
进入病区，我遇到的第一个病人叫于泽，年近半百的他正认真帮助医院营养科编写病人食谱。于先生原是宣武门饭店的特一级厨师，一个月前老母亲在东直门医院被发烧的护士传染上非典，很快又传染给了包括他在内轮流照顾老人的7位亲人。于先生哽咽着告诉我，他母亲昨天在这所医院去世了，他的老婆孩子、哥哥嫂子和另两位外地亲戚，几经转院，下落不明。走进室外活动区，感觉进入了皇城根下的街心花园，恢复中的患者有的在甩臂踢腿，有的在打牌下棋，有的在浇花赏草，见记者过来拍照，老远就作出了胜利的手势。在抗击非典的小汤山主战场上，我还用相机定格了一批医护人员的风采。
在医院隔离区采访的7天里，尽管每天工作都超过18个小时，通稿、专稿、连线、音像能用的手段全用上了，发稿被媒体广泛采用，但我还是觉得能力有限，报道分量太小。
二是理智。跟病毒打交道，头脑要理智，行为要科学。
进入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病区如同进入没有硝烟血火的杀场。摄影记者对付病毒的武器就是防护，要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病毒。工作中要严格遵守院方各项规定，按要求着装、洗消。在重污染区内采访时，不仅要从头到脚层层防护，相机也需要严密包装。在器材选择上，最好使用配有广角或广角至中焦镜头的数码相机，使用大容量的CF卡和电池，以保证一次采访不换头、卡（卷）、电池。每次完成采访后，都要对自身和相机、镜头等严格消毒，把CF卡放在通风和强光处吹晒，之后再装进笔记本电脑处理发稿。
在非典污染区采访，要做到拍摄内容心中有数，哪个科室、病房有新闻线索，要在进入病房之前摸清楚，以免浪费时间。其实，调查了解的过程，也是提炼和深化报道主题的过程。另外，进入污染区采访之前，要少吃少喝，如果中间上厕所，洗消换装至少耽误1个小时。别忘了，结束采访之后，还要自觉远离他人，一般来说，要走出隔离区，需要两周的隔离观察，确认没有被感染后才可与人群接触。2005年8月23日，参加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中方直升机吊放声纳探测水下目标。王建民摄
2003年6月20日，小汤山医院送走最后一批治愈患者，完成历史使命，图为医务人员为彻底消毒后的病房贴封条。王建民摄
2003年5月26日，王建民（中）进驻小汤山非典医院隔离区采访。刘亦功摄
2003年5月，非典病毒疯狂蔓延，解放军奉命急组小汤山非典医院，1300多名医护人员与非典病毒展开殊死较量。王建民摄“照片达到缺一不可、多一累赘的恰到好处，才是系列摄影的最高境界”
中：2000年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你拍摄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的单张照片，进入2000年以后，你的整体报道观念明显突出，比如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系列的完整拍摄，比如大阅兵的系列拍摄，系列照片使新闻事件的新闻性延伸，文献性也更强。你是如何思考、规划、把握这种整体性和专题性的？
王：系列照片的拍摄和编辑是依照系统科学方法来进行结构搭配的，主题突出，信息多元，且紧凑干练，照片达到缺一不可，多一累赘的恰到好处，才是系列摄影的最高境界。
1981年华北军事大演习，我拍了许多不错的照片，可那时还没有系统观念，开始是零星发稿，后来作了专题报道，但总觉得松散苍白。1985年我拍了系列作品《女大学生与伤员》，1987年拍了《出征》《生者与死者》，后来又拍了《发射现场的老总们》《红色娘子军指导员王时香和她的传令兵欧继花》《香港防务交接》《神七巡天归来》《大阅兵》等。
整体的把握，宏观的思考，使系列摄影有了更大的思想内涵和冲击力。如《生者与死者》，不是麻栗坡烈士陵园的随记实录，而是从不同侧面去认识战争与和平、生者与死者、伟大与平凡的主动选择和生动概括。系列结构中的5幅照片，或情感浓烈催人泪下，或寓意深远发人深省。然而，当5幅照片组合起来，又远远超出了照片本身的力量。按照“记住为和平献身的人们”这条主线加以结构，反复强调某一种印象、某一种思想、某一种情绪。让读者从不同视点、不同高度、不同方位看到了同一个亮点，开导人们进入画面深思，又跳出画面回味，从而产生无穷的艺术魅力。
中：你参加过6次大阅兵（1981年华北大阅兵、1984年建国35周年阅兵、1999年建国50周年阅兵、2009年中国海军建军60周年海上大阅兵、2009年建国60周年大阅兵、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报道。大阅兵是展示国家综合军事实力的重大事件，你在拍摄方面经验丰富，有哪些主要经验与大家分享？
王：阅兵是古今中外最高的军事仪式，是国家军事实力与战斗决心的最好表达，是扬国威、振军威，凝聚精神力量，震慑一切敌人，实现伟大梦想的顶级方式，搞好阅兵报道对国家、军队与民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阅兵一般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举行：军队重大行动，如重大军演或出征前后；国家庆典，如国庆大阅兵、胜利日大阅兵；迎接外国元首或军政首长。阅兵方式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两种，阅兵式受阅部队不动，排列整齐，接受首长徒步或乘车检阅；分列式阅兵首长不动，站在检阅台上，观看受阅方队依次通过。
正式阅兵的组织工作十分严密，记者定点定位，不得走动，所以点位非常关键；要把握好本次阅兵的特点和亮点，抓住最撩眼的武器装备和特色人物；掌握受阅方队编组，地面、空中方队数量、顺序；大阅兵的训练与合练，是十分难得的拍照机会，尤其适合人物摄影报道；首次发稿时间必定是统一的，遵守发稿纪律，以免造成被动；摄影器材的选择，是由担负的任务和获得的位置决定的，我的经验是28-300mm镜头用途最大，必不可少。
阅兵照片的特点与要求一般为：要整齐划一，体现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动作一致，分毫不差；要气势磅礴，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要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有血性、有杀气、有信心，阅兵是鼓舞人的，也是吓唬人的。所以，整齐威武是阅兵照片的起码要求。
阅兵摄影要关注人物，当然最重要的一张照片是领导人阅兵，这张照片要尽可能多地摄进新闻要素，即领导人的神采奕奕，天安门、长安街威武整齐、浩浩荡荡受阅场景。另外，走在队列前面的旗手护旗手也很重要。大阅兵的程序十分严谨，可以说时间以秒计算，距离按步数计量，天安门东西华表相距96米，参加阅兵分列式的徒步方队要在66秒的时间，迈出128步正步准确通过，每步都是75厘米，所以走在编队最前面的三军仪仗队非常关键，旗手护旗手是关键中的关键。还有可敬的老兵，胜利日大阅兵方阵中的抗战老兵，观礼台上为数不多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布满沧桑的脸，与众不同的手势、动作和别样的感情，充满感召的力量。当然重要的还有画面里每一个刚毅抖擞的面孔。
此外就是新亮相的武器装备，浩浩荡荡、势不可当，这就是中国的底气！一定要把这个气魄拍出来。1984年，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的女兵方队，领队孟伟（左）、白俊萍。朝气蓬勃的新装女兵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华民族的精气神。王建民摄
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整齐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方队。大连舰院先后12次参加国庆阅兵，是徒步方队中受阅次数最多的一个方队。王建民摄
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兵，首次参加检阅的海军陆战队方队。王建民摄中：你经常拍摄军委领导，也经常拍摄普通一兵，这其中有何共通的东西？
王：首长与士兵都是我敬重的拍摄对象，在我的镜头里，除了共和国英才，就是共和国脊梁，那些灾难中的不幸者也是我尊重的拍摄对象，我拍他们一样虔诚。如果要说拍谁更辛苦，更倾情，更投入，当然要数遍布天涯海角的士兵。全国人大常委、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上将说我身为中央和军委常备记者，不唯上，不媚俗，不迎合，自觉坚持唯物史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保持镜头朝下，倾情士兵，难能可贵。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褒奖。
中：作为一名资深军事摄影记者，你把自己定位于“中国军队发展足迹的记录者”，见证了中国军队30多年来从快马传书到高科技综合性作战能力形成的发展和变革。你对未来的军事摄影有何展望？对年轻的军事摄影记者有何建议？
王：我刚入伍的时候，许多部队还有马厩、马夫，那个时候的强军目标是从半摩托化实现摩托化。改革开放真厉害，我军跨越实现了机械化，没几年又过渡到信息化，现在已朝着智能化迈进了。
随着国家进入兵强马壮的新时代，军队随行维护领土、领空安全，维护海洋、太空、网络电磁空间权益，参与国际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天天都有军事新闻发生，处处都是军事摄影人有所作为的广阔天地。新一代军事摄影工作者要以充满激情的镜头，捕捉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故事的典型瞬间，产生反映军队改革奋进精神风貌和强大军事阵容的优秀作品。
当前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军事科技飞速发展，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不可避免，只是作战形态还难以预测。军事摄影人要有忧患意识，做好陆海空一起开战的思想和技术准备。加紧掌握无人机航拍、5G传输及立体影像等新技术，做到随时出动，随地拍照、发稿，不辱使命，不让历史留下影像空白。
中：谢谢！
（本刊编辑李德林对本文也有贡献）2015年9月3日，受阅地面方队全景图。王建民摄
2012年6月29日，神舟九号飞船完成绕地飞行和太空对接任务后顺利返回地球，搜救人员赶到。王建民摄
2013年6月11日，酒泉，神十升空瞬间。王建民摄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绕地球飞行14圈后，安全返回着陆场，并自主出舱。王建民摄
2013年6月26日，女航天员王亚平完成绕地飞行和太空试验任务返回地球。王亚平是我国上天航天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出生于1980年。王建民摄
2008年5月21日，汶川抗震救灾中成都军区陆航团直升飞机穿云破雾，翻山入涧不停抢运伤员。王建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