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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戏剧时代

时间:2024-10-31 06:17:12

文/戴桃疆图/大英图书馆(TheBritishLibrary)

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活跃于400年前一个属于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一个正在经历历史性巨变但社会等级仍旧森严的时代,一个快速发展但寻求突破时仍旧面对诸多阻碍的时代,一个自由多彩但仍旧受制于宗教理念的时代。莎士比亚凭借个人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从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里脱颖而出,在这个原本属于贵族的时代里打下自己无法磨灭的烙印,这是属于女王的时代,更是属于莎士比亚的时代。

意大利画家维托雷·卡尔帕乔1494年的作品《里亚尔托桥上的神迹》,再现了中世纪时期威尼斯地区的商贸中心里亚尔托的风土民情。在《威尼斯商人》中,“里亚尔托有什么消息”的台词就曾出现过两次。(左图)伦敦中殿律师学院的礼堂。1602年2月2日,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曾在这里上演。

一只逆袭的乌鸦1592年,过气的大学才子派戏剧家罗伯特·格林(RobertGreene)写作了生命中最后一本小书——《千悔换一智》。当时的他因长期生活放荡而贫病交加,但即便行将就木,他仍不忘呼吁同样有过大学教育背景的马洛等文人戏剧家,提防“一只逆袭的乌鸦,借用我们的羽毛,美化自己,戏子的外貌里包藏着他的虎狼之心。他以为用那几句浮夸的无韵诗,就算跻身于最优秀作家之林,其实他只是个地道的杂役,却恬不知耻地认为全国的舞台上只有他最擅场”。这个令罗伯特·格林耿耿于怀的“逆袭的乌鸦”(upstartcrow)指的正是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事实上,这段文字中有好几处是影射莎士比亚的。首先,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下篇第一幕第四场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啊,一张妇人的皮,包藏她的虎狼之心!”这里被借用来咒骂莎士比亚:“戏子的外貌里包藏着他的虎狼之心。”可见当时这部戏已经上演并深入人心。其次,“杂役”(原文为拉丁文Jo-bannesFactotum)一词也有用意——莎士比亚初到伦敦曾在剧院里打杂。而最后一句,格林用了“擅场”(Shake—Scene)一词意在拿莎士比亚的名字(Shake—Spears意为挥舞长矛)玩文字游戏。而借用他人的羽毛美化自己的典故则来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ArsPoetica)。或许在后世看来,莎士比亚完全可以用《伊索寓言》来回击格林,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才说葡萄酸,当人的能力不足以实现其抱负,于是便抱怨起他身处的时代。莎士比亚活跃于属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一个正在经历历史性巨变但社会等级仍旧森严的时代,一个快速发展但寻求突破时仍旧面对诸多阻碍的时代,一个自由多彩但仍旧受制于宗教理念的时代。许多人在描述一个时代时,总喜欢引用另一位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写在《双城记》一书开端的句子: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但对于莎士比亚而言,是伊丽莎白时代成就了他,这就是最好的时代。如果说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打磨出了现代英国的雏形,那么莎士比亚则塑造了现代英国文化和现代英语。莎士比亚凭借个人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从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里脱颖而出,在这个原本属于贵族的时代里打下自己无法磨灭的烙印,这是属于女王的时代,更是属于莎士比亚的时代。

莎士比亚亲笔签名的抵押契据。在现存的史料中,已被证实的莎士比亚亲笔签名只有六处。其余五处分别为房屋的购买契据;证人证词以及在遗嘱上的三个签名。晚年的伊丽莎白一世酷爱戏剧。该画作描绘了伊丽莎白去世后的送葬队伍,其中着白衣的是皇家礼拜堂的儿童演员。这些小演员在当时的伦敦非常受欢迎,以至于许多成人剧团只能外出巡演以招揽观众。(左图)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在成为杰出的剧作家之前,威廉·莎士比亚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演员,他是宫廷大臣剧团的成员。剧团的大股东是一位男爵,作为一个名角,莎士比亚也是剧团的股东之一,他通过演出和创作创造财富,也能够从票房中得到分成。在剧团工作期间,莎士比亚创作出了最经典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以及《麦克白》,并带动了剧团的发展。1595年3月中旬的王室经费记录中出现了剧团的名字。两年后,这个来自斯特拉福德市埃文河畔的手套商的儿子就已经可以在帝国的首都伦敦买下自己的房产了。虽然莎士比亚获得了名望和财富,但他的身份仍然只是一个诗人、演员和剧作家。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莎士比亚能够凭借才华获得社会尊重,却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许多出身尊贵的人也投入到戏剧写作的行列中去,但并不能彻底改变人们对于这些为剧团工作的人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莎士比亚时代来临之前,那些手脚不干净的游吟诗人走村串巷,充当着演员的角色,为都铎王朝的民众带来欢乐。直到1577年,伦敦才出现第一座正规剧院,那些有表演天赋的人才摆脱了吉普赛式颠沛流离的生活。演员成为一种职业,但名声仍然很糟糕。不仅名声欠佳,剧团的工作也庞杂而繁重,演员不仅要在舞台上表演,还同时要负责服装、道具、场工、舞美等工作。由于工作繁杂,演员几乎没有时间排练,演出对演员的演技和心理素质都要求甚高。更加糟糕的是,四百年前的演员置身于一个相当恶劣的演出环境。剧院在当时是很不卫生的场所,演戏的时候,各色人等在这里喝酒、吃东西、吐痰和便溺,肆意进出的妓女在这里将观众变成嫖客,学徒工们在这里拉帮结伙,一言不合就发生武斗⋯⋯没有演出的时候,剧院还偶尔充当斗兽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瘟疫来临,剧院将第一个被关闭。剧院是整个城市唯一能够汇集所有居民的地方,从最低贱的乞丐、小偷到宫廷的大臣都在戏剧上演的时刻出现在同一空间内。

荷兰画家彼得·勃鲁盖尔1559年的作品《狂欢节和封斋期之争》。该画作体现了当时社会宗教与世俗力量并存的局面。在英国,新教改革对当时社会带来的变化也非常显著。(下图)

爱尔兰画家詹姆斯·巴里的作品,描绘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李尔王在女儿考狄利娅死去后心碎流泪的情景。《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以及《麦克白》并称为莎士比亚最经典的四大悲剧。

神圣如教堂,所能够提供的体验也无法媲美剧院。在教堂里,是众人仰望神坛;而在剧院里,绝大多数观众虽然也站在舞台下面,但他们看到的是一幅由无数张各式各样的脸孔组成的图景,沿着剧场木质结构从最下面一层的座位一直延伸到剧院三楼尊贵的包厢,舞台上的演员只占据人潮中的一隅,既不神圣也无权威:他们站在高出一截的地方如教士一般口若悬河,但不是作为训导者,而是喝倒彩、扔东西和嘲笑的对象。或许正因为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莎士比亚才能看清同时代许多人没有看清的东西,尽管词句拗口,但他的书写已经超越时间,直达人性的最深处。在舞台上他是长者,也是年轻人,既是男人,也是女人。

大英博物馆所藏结婚戒指。这枚戒指应产自16至19世纪的威尼斯、德国或东欧的某个国家。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戒指多次作为重要的道具或元素出现,它往往象征着爱情、忠诚和奉献。(左图)

背着书包的孩童“说了一整夜的故事,他们的心灵竟能同时发生同样的变化,便可证明不仅是幻想中的景象,有些变成了真实的东西⋯⋯”——《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重视语言艺术的发展,这不仅出于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出于现实的需要。英国长期处于欧洲政治风云的中心,政府在内政外交中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商业贸易的需要激增,这些改变决定社会需要大量人才从事公务、法律、外交和商贸。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亨利八世时期王权与教权的斗争。为了迎娶安妮·博林,英王亨利八世与天主教决裂并进行宗教改革,从天主教会手中接管了上百所文法学校。自12世纪起,语法学校便开始在英国落地开花,教会为学校提供经济保障,授课内容为拉丁文,目的在于为上帝培养忠诚的侍奉者。新教改革后,原属于天主教会的文法学校归于王权,继续为学龄儿童提供免费的拉丁语教育,侍奉上帝不再是这些学生毕业后唯一的归宿,他们既可以投身政治参与权力的游戏,也可以从事商事活动,亦可以成为时代的书写者。

与莎士比亚同处一个历史时期的英国建筑师依理高·琼斯所设计的用于戏剧表演的化装舞会服装。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被看作是第一个正式运用了此类元素的戏剧。(右图)猴子与猫参加假面舞会,1632年佛兰德斯画派作品。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巧妙地运用了假面舞会的元素,描写出男女主人公初遇相识的过程。

莎士比亚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当地的斯特拉福德文法学校(StratfordGrammarSchool)学习。对于莎士比亚而言,文法学校的生活或许并不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幸福时光。夏季课程开始于早六点,冬天会延迟一小时,无论寒暑,上课时间都长达十二个小时;在校期间必须全程使用拉丁语进行对话,迟到、违反学校纪律、课堂表现不好都要受到体罚;教育虽然免费,但学校不提供食物和水,墨水和照明用的蜡烛也要自备。若干年后,莎士比亚将这段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剧本《皆大欢喜》:“背着书包的孩童,仰着阳光下晶亮的小脸,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不肯去上学。”学校生活的确称不上令人愉快,但教育的普及着实提升了公民素质,使得社会渴望并接纳更富思想性的戏剧。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演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吸引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群:一种是博学型戏剧,形式高度复杂,主要在私人剧院里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人士演出,演员故作姿态,情节枯燥无味;另一种是大众戏剧,主要依据传统情节和人物进行创作,重视表演套路和演员的才艺展示。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舞台上的女性角色通常由男性扮演。1846年,美国女演员夏洛特·库什曼首次女扮男装饰演罗密欧,与妹妹苏珊·库什曼在伦敦联袂演出。

莎士比亚服务于后者,但他也不喜欢那些庸俗无聊、靠跌倒和踢人屁股逗乐观众的戏剧。他认同贺拉斯的格言:“当你将有益的东西与甜蜜的言辞融合起来,做到寓教于乐时,你的表达才可谓尽善尽美。”不同于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才子派同行,他从不堆砌辞藻或动辄为观众灌输心灵鸡汤。在《仲夏夜之梦》中,九位文艺女神哀叹一个文人因贫穷在乞讨生活中死去,而莎士比亚借主角忒修斯公爵之口,认为文艺女神们的伤怀是“一段犀利尖刻的讽刺,不适合于婚礼时的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们要她嫁给她所不爱的人,那将是最不幸的婚姻⋯⋯”——《温莎的风流娘们》第五幕,第五场。1582年11月底,伍斯特郊区的登记簿里多出一份特别的婚姻申请,二十六岁的新娘安·海瑟薇已经怀有身孕,而作为新郎的威廉·莎士比亚尚未成年。在进行了这份特别的婚姻登记后又过了六个月,莎士比亚的长女苏珊娜受洗。两年后,他又得了一对龙凤胎。莎士比亚在伦敦功成名就后,他与乡下妻子的关系也并未疏远。莎士比亚没有在伦敦买房置地,而是在斯特拉福德老家置办下一份产业,大宅院里进行着烘焙、酿酒等商业活动。莎士比亚离家演出的头几年里,老家增加了一百零七英亩田地并雇了好些个佃农进行耕种⋯⋯这些都离不开妻子的苦心经营和夫妇二人的通力合作。早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塑造了莎士比亚的思想,对他而言,婚姻不仅是一种社会习俗,更是一种社会理想,是塑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结构的关键,这在当时是颇具创新性的观念。他反对社会对于妇女的敌视,同时拒绝将女性塑造成娼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绝大多数女性都充满了活力与智慧,她们对爱情忠贞不渝,无论经历怎样的风浪,都坚持照料与扶持她们所爱的男人。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英国社会的婚姻观念也经历了变化,到了莎士比亚时期,英国人已达成如下共识: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有一定的决定权,但不能违背子女的意愿强迫子女完婚,也不能拒绝一桩他们认为不体面的婚姻。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平民观众会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和惋惜的原因。

1786年,英国诗人和画家威廉·布雷克描绘《仲夏夜之梦》中仙女们在森林中围着圈跳舞的情景。(上图)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仅在牧师的见证下就结为夫妻,说明在莎士比亚时代,婚姻的仪式在新教改革后已经简化。理论上,除了上帝之外,婚姻双方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牧师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的见证人,婚姻的证言即可在上帝面前将两个人永远地结合在一起,后来的婚礼无论多么盛大,都可能因为之前的婚约而被宣布无效。现代社会中,婚姻生活已经成为最重要也最严肃的艺术创作主题之一,但在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时代并非如此。莎剧中的婚姻及恋爱关系前卫而现代,男女力量几乎处于对等的状态——虽然这些剧中角色他们都是由男性扮演的。从《无事生非》中的比阿特丽兹和班尼迪克到《麦克白》中作为篡权共犯出现的麦克白夫妇,呈现出了当时戏剧中夫妇形象不同的风貌,才子派不关心婚姻问题,欧洲戏剧中的女性主要充当通奸的对象,而莎士比亚则先见性地在自己构建出的戏剧世界中呈现了一夫一妻制的理想风貌,高于那个时代,因而走得更远。

16世纪,充满威尼斯风情的贡多拉船。莎士比亚有近三分之一的作品曾提到过意大利,其中以《威尼斯商人》最具代表性。

王权虽衰落,戏剧永流传“阶级不分明,最低级的人也公然放肆横行,各层的天、星辰、地球都有条不紊地谨守阶级、顺序、地位⋯⋯”——《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一幕,第三场。如果说莎士比亚在生活层面上的思想是超前的,那么他在政治层面的思想则更加复杂,一方面他因被出身高贵的人视为一只逆袭的乌鸦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又不断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戏剧形式,表达“如果阶级发生动摇,社会的一切都将随之崩塌”的思想。这种复杂植根于他所处时代的复杂性。莎士比亚在剧作与舞台上最光彩耀眼的时期,注视他的女王已经年迈。统治的后期,伊丽莎白一世热爱戏剧,喜欢宏大的排场。女王为了与西班牙进行战争而滥用君主的特权搜刮民众,议会抗议声不断,英伦半岛多灾多难,瘟疫蔓延、农业减产,新一轮圈地运动开始,整体经济衰退⋯⋯国家对民众反叛的恐惧导致1595年禁止集会法案的通过。在充满恐惧的下坡路上,莎士比亚对历史剧的创作欲望愈加强烈。

2002年,英国著名影星马克·里朗斯反串出演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奥利维亚。(上图)

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伊丽莎白一世在位四十五年里,一共封授十八个大贵族,其中十三个是对已有爵位家族的回复或对继承者的重新认可,而其余五位新封授的大贵族中,三位是女王的亲属,仅有两人是从较低等级晋升上来的,总封授人数较其父亨利八世时期缩减了一半,向上的阶层流动几乎停止,王权处于社会绝对支配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莎士比亚清晰地认识到,如果他不用历史剧帮助王权凝聚人心,使民众效忠于上帝和国王,那他只能去做别的营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历史剧题材大热,但写作历史剧却需要高超的技巧,为了免于授人以柄,仅仅不冒犯王权是不够的,剧作家必须学会处理复杂的历史事件,明确他所要传达的信息,随时准备删改、扭曲甚至编造历史故事来放大凝聚民众的效果。莎士比亚成功了,他巧妙地运用语言和舞台效果,使历史剧的观众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暂时不必为不断加剧的社会动荡担忧。莎士比亚的时代是一个言辞的时代。亨利八世时期的活字印刷刺激并满足了英国人民读书识字的愿望,王权主导下的教权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而采取问答的传教形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催生了一些以言辞为职业的人,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对话的状态中,英国前所未有地重视语言的力量。莎士比亚善用了这种力量,他的语言汲取自生活,并通过文学的加工回归于生活,将语言置于戏剧情境之中,使之最大限度地被传播、被理解。虽然在今天的英国乃至全世界,王室早已不是国家的权柄所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孙贵胄早已湮灭于尘,但他戏剧作品所独有的价值却得以永久流传。

2000年6月,马克·里朗斯饰演哈姆雷特时的剧照。(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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