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阿拉伯半岛都掩藏在浓郁而神秘的迷雾之中。在人们眼中，东方似乎是一片奇迹之地，但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欧洲中世纪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东方世界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经过漫长、遥远、艰辛的旅途，他们用金银、珠宝换来东方的香料、钻石、宝石、丝绸等奢侈品，连所罗门坚果都成为新鲜和神奇的东西。人们对东方世界充满幻想，凤凰、大鹏神鸟的传说、钻石山谷、魔力岛、水手辛巴达、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都让人们兴奋不已。那里还流传着可怕的食尸鬼和精灵的传说，贪婪的贝都因人和四处掠夺的贼寇也令人望而生畏。然而，阿拉伯文明远比我们想象的古老，在战胜了艰难的地理条件、跨越漫长的时光岁月后坚韧生长。黄金面具，泰伊，泰尔萨亚出土，公元1世纪，黄金，沙特国家博物馆藏。此面具出土于泰伊城外一座大型王室墓葬，墓主人为一位年轻女孩，其身上装饰有黄金、宝石和珍珠饰品。这些随葬品表明泰伊地区的居民曾经与地中海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
双面器，东部省出土，阿舍利时期，岩石，沙特国家博物馆藏。阿舍利时期，是考古学上对于一类史前人族（Hominini）石器工艺技术的称呼，此文化横跨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非洲、亚洲及欧洲。（上图）
石马残件，马嘉出土，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8810年，岩石，沙特国家博物馆藏。该石马从鼻子至肩部的脊状刻划很可能代表着早期的缰绳，若如此,表明此时已经开始了马的驯化过程。史前时期的阿拉伯文明
在沙特北部及西南部的舒维希提亚和伯希玛地区，人们发现了阿拉伯半岛最早的人类居址，这里发现的用石锤经过简单打制而成的石制工具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些古代石器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130万年前的石器非常相似。据研究，奥杜威石器的制造、使用者是200多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原始人类—直立人。人们由此推测，这些阿拉伯半岛发现的石器可能与外迁的非洲直立人有关，亚洲地区也曾发现距今180万年至160万年之间的一些古人类化石和其他遗存。然而，关于非洲早期移民的外迁路线却多有争议。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该路线应该是沿尼罗河谷通向黎凡特海岸。阿拉伯半岛石器遗存的发现，为第二条路线提供了可能：穿过非洲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红海最南端的曼德海峡，沿着阿拉伯南部海岸前往印度次大陆。达瓦德米附近的萨法卡以及法提马河等西阿拉伯地区发现的手斧制作遗址的年代尚不确定，但大概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
现代人的起源也是发生在非洲大陆，15万年前左右才逐渐迁往欧亚大陆，阿联酋发现的阿拉伯半岛西南部最晚的石器时代遗存证明，在现代人由非洲向欧亚大陆的迁徙过程中，阿拉伯半岛也扮演着过渡的作用。阿联酋的沙加地区的法亚山区曾发现有人类居住的洞穴遗址，该遗址文化层中存在1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遗存，其中包括两面经过修整的石器类型；2006年，位于红海海岸平原地区的也门提哈玛地区发现了距今七八万年前的最早出现的勒瓦卢瓦类型的石片和石核；沙特阿拉伯之外的红海费拉桑岛上也有相似类型的遗存发现。这些都证明，在13万年至7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气候方面尚且宜居的阿拉伯半岛南部曾经有现代人活动于此。然而在接下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阿拉伯半岛发现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却非常有限。此时半岛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气候干旱期，古人类活动大大减少。但是，这一情况并不影响我们对于阿拉伯半岛曾在早期古人类迁徙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判断。
末次冰期以来，地中海气压的降低带来了丰沛的冬季降雨。公元前8000至前6000年，在特殊气候条件的影响下，大量游牧族群赶着自己的山羊、绵羊、牛群从黎凡特来到阿拉伯北部草原。随后，这里产生了与南黎凡特古人类相似的石器加工技术和石器类型。在这里，极具特色的细长石叶由专门的石核打制而成，再经过复合工具进行加工，精选出来的石叶经过双面加工后可以制成专门的石箭镞。这里并未发现长期使用的居址，表明当时的人们尚且处于游牧阶段。然而大量箭镞的发现表明，打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只要有可能，这些游牧族群会保留他们畜养的牲畜而选择猎取野生动物为食。在沙特东部省和卡塔尔半岛，相似的古人类遗存业已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普遍存在。在沙特，这一时期的古人类主要活跃于大的绿洲地带。
人形石碑（图1、图2），卡耶特卡法，哈伊勒附近出土，公元前4000千纪，砂岩，沙特国家博物馆藏。这些人形石碑或许与古代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活动或丧葬习俗有关，它们是阿拉伯半岛迄今发现的最早最著名的代表性古代人类遗物。
蛇纹锥形瓶，塔鲁特出土，公元前3千纪晚期，绿泥石，沙特国家博物馆藏。这些由硅酸盐矿物质制作而成的古代遗物在整个近东地区都有所发现，大多生产于当地，也有一些来自波斯西南地区。之所以如此流行，与这种器物漂亮的外观和造型有关。双蛇的设计就是其中一种非常流行的样式。石瓶，塔鲁特出土，公元前3500年，绿泥石，沙特国家博物馆。塔鲁特岛是阿拉伯东北部最大的枣椰绿洲之一。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修筑堤道时揭开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遗存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900年，与塔鲁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商贸往来密切相关。2010年，沙特西南马嘉地区发现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当地牧民在挖掘水井时，发现了一些石制动物形象，包括鸵鸟、绵羊、山羊、猎鹰、猎狗等，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磨制石器、纺轮、短剑及其他古代遗物。该遗址出土的最大最引人注意的文物是一件石马，该石马从鼻子至肩部的脊状刻画很可能代表着早期的缰绳。该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石制箭镞以及生产工具。根据碳14测年研究成果，这些石制动物的年代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8810年。马嘉地区的考古发现与马的驯养历史密切相关。此前，人们多认为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公元前3500年的中亚地区，马嘉石马的发现表明马的驯化很可能早于这一时期。
男性雕像，或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年晚期，天青石，沙特国家博物馆藏。天青石是盛产于今阿富汗地区的一种非常珍贵的宝石。这位男子身着斗篷，其眼睛、长发及胡须的刻画都带有显著的美索不达米亚风格。
阿拉伯东北部：塔鲁特岛与迪尔蒙文明
坐落在阿拉伯东北部沙特卡提夫即今哈萨海岸附近的塔鲁特（Tarut），是联系美索不达米亚与东方地区的纽带，这里有绿洲文化，也有淡水资源。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文字、阿卡德文字是如何形容海湾地区及这里的国家呢？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乌鲁克文献。除此之外，一些有关经济、管理、文学、宗教祭祀等内容的记载也相继出现。它们引用了一个名为迪尔蒙的地名，该地名不仅在商业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还屡屡出现于公元前1700之前的神话传说中。
文献中第一次提到迪尔蒙时，阿拉伯半岛早已有自美索不达米亚迁徙而来的居民。1968年，居住于沙特东北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学校教师格雷丝·伯克霍尔德偶然发现1000余件奥贝德陶器，地点位于塔鲁特的多萨里亚，这些陶器时代为公元前5300至前3800年。这次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于阿拉伯东部地区早期人类居住历史的认识。为了寻找更好的渔场，美索不达米亚人可能迁至阿拉伯东部沿海地区，并将其陶器制作技术带到了这里。这次迁徙还促进了阿拉伯东北部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长达数千年的贸易往来。
可以推定，迪尔蒙最初位于大陆地区，公元前2200年左右巴林成为迪尔蒙中心后，才迁至塔鲁特岛。文献揭示，在阿卡德王国覆灭以及印度文明远途贸易中止之后，迪尔蒙又成为重要的商贸、船只中转站。它的辉煌也体现在其版图扩张之中，公元前2000年之后，费拉卡（科威特）成为迪尔蒙的一部分。
从塔鲁特岛出土的陶器彩绘和其他一些进口器物之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印度地区的影响。绿泥石容器表面的装饰由旧式复杂图案转变成今天阿拉伯地区还在使用的新式简单几何图案和圆圈主题，标志着文化形态的转变，甚至蕴藏着尚不为人知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东西方两极世界的主体文化产生的相互影响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器物表面风格的层次，阿拉伯半岛的国家政治和私人生活无不受到其深刻影响。古代纳巴泰贵族墓葬是玛甸沙勒发现的最重要的考古遗存之一。这些墓葬多由巨大的岩石开凿而成。迄今，玛甸沙勒地区共发现94座高级贵族墓葬。多数墓葬规模宏大，外观雄壮，装饰精美，且墓葬都朝向城市中心，以方便活着的人经常瞻望、追慕。许多贵族墓的入口处刻有题铭，记录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名字。
哈姆拉石碑，泰马，卡斯尔哈姆拉出土，约公元前4世纪，砂岩，沙特国家博物馆藏。这件残石碑发现于欧拉东北部的泰马地区，上面装饰的星象人物源自美索不达米亚，铭文则属于阿拉姆语。在古代近东地区，阿拉姆语曾经是国际通用的商贸语言。铭文内容涉及里西安王室成员之子的一系列行动。根据这些内容推测，当时泰马地区处于里西安统治之下。（上图）
基座，泰马出土，公元前5～前4世纪，砂岩，沙特国家博物馆藏。这件方形石基座发现于泰马地区的神庙建筑之内，泰马是阿拉伯西北部重要的商贸之城。这件器物的装饰主题属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同时也包含一些当地因素。）阿拉伯西北部：泰马绿洲、德丹王国、玛甸沙勒
阿拉伯西北地区的泰马（Tayma）绿洲坐落于汉志山脉和内夫得大沙漠之间，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泰马在公元前1000年之际极重要的文化地位基于它在传奇的香料之路上的关键位置。香料之路是阿拉伯半岛贸易网上重要的路线之一，它连接了阿拉伯南部和地中海东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关于泰马的参考文献，除了《圣经》外，还有关于巴比伦最后一任国王那波尼德（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在泰马十年神秘旅居生活的描述，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提到泰马是个曾经拥有若干城墙的富饶绿洲。然而，新的跨学科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末这里就有定居生活的痕迹。而且，与此前人们普遍的推测相反，尽管这一地区时而繁荣安定、时而政治动荡，但可以认定的是当地人的定居生活未被打扰。这片绿洲的区域联系，甚至国际联系，远比我们此前想象的要久远、深刻得多。早期定居点可能位于靠近萨布哈的今天棕榈树绿洲的发达地区。城墙外部的遗留物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克拉耶定居点最初的围墙年代也可以确定为这一时期。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此地与也门高地青铜时代的城市定居点关系密切。泰马城墙的地形学和考古学年代已经延伸到公元前2千纪中期。从这个角度看，泰马地区出现令人惊叹的叙利亚－黎凡特式样的青铜武器，可被视为该地早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存在跨地区交流联系的见证。此外，泰马与阿拉伯南部和中东海湾地区也有联系，虽然程度不高。泰马同这些地区的联系，除了纯粹的商品交易，还有思想、观念、新发明的交换，这些不仅仅影响“贸易平衡”，也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石雕头像，泰马出土，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砂岩，泰马博物馆藏。这件精致的头部雕像源自由一整块巨石雕刻而成的4米高的石像。尽管该人像的头发像典型的埃及人那样梳向背后，但这件作品其实是由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里西安部族制作而成。该地区曾发现类似石像，它们应该代表着里西安国王的形象。阿拉伯半岛对外远距离贸易最晚始自公元前2000年末，阿拉伯半岛上的单峰驼被驯化后，远距离贸易才变得异常繁荣。总体而言，贸易的繁荣是本地进步的结果。无论是移动的游牧部落还是绿洲的定居人口，他们的单峰骆驼饲养都依赖肉食的提供，这对其物质生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然而，交通工具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商贸往来为沙漠绿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同时，各部族之间的交往与冲突、融合也日益频繁。
德丹（Dedan）是欧拉绿洲的旧称，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另一块绿洲。考古调查显示德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纪末。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千纪初这座城市已在德丹王国扮演重要角色，并在阿拉伯半岛西北、甚至古代中东其他地区的文明和贸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阿拉伯半岛北部多样的地理条件，加上这一地区多元的人口结构及生活方式，小王国体制相当稳固。“香料之路”的主要站点也位于这一区域，新兴的都市也代表了研究者称之为“驼队王国”的主要所在地。位于欧拉绿洲的德丹在香料之路上具有突出的位置，香料之路始于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经过中部的绿洲和贸易点，到达阿拉伯半岛的北部，甚至远至地中海沿岸。在德丹（欧拉）人的努力下，绿洲变成了阿拉伯半岛西北部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所有从阿拉伯半岛遥远地区来的商队都要经过并停靠德丹。公元前6世纪末，里西安部落在这一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导致德丹王国俯首称臣。里西安对德丹的统治持续了约500年，直至其公元前1世纪初灭亡。其后纳巴泰人进入德丹，并将影响力向南扩张至欧拉绿洲。由于里西安部族人在保证生活水平和政权稳定方面的努力，王国长期保持昌盛。这也使统治者集中精力改善政治，发展文化和社会，避免动乱和衰退。因此，里西安王国的影响力显然已超出德丹绿洲，远播至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其他区域。这也为古代作家用“里西安港”描述“亚喀巴港”提供了一种解释。沙特阿拉伯和德国联合考古队在泰马发现的方尖碑铭文中提到一位名为提尔米的国王，表明在公元前4世纪，其影响已达至泰马绿洲，再次拓展了我们对于里西安王国影响力扩张的理解。
公元1世纪末，纳巴泰王国定都约旦南部的皮特拉，势力远至阿拉伯西北部的汉志山脉。纳巴泰最南部的城市是黑格拉（Hegra），即今天的玛甸沙勒（MadainSaleh），是沙特西北地区一处重要考古遗址。该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存包括居址、墓地、宗教建筑等。纳巴泰人曾经统治了现今沙特阿拉伯汉志向南至古黑格拉，向西到红海，向东到沙漠中杜玛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在公元106年并入了罗马的阿拉伯行省。主要的绿洲都有纳巴泰时期的遗迹，纳巴泰人还在商路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铭文。他们还在红海沿岸建造港口和像库赛尔那样单独的神庙，吸引了大量香料贸易的参与者。纳巴泰人在黑格拉筑城时，此处可能是一个边境据点，纳巴泰国王或许还未能对更南的地区实施有效的统治。当然，与现在的国界相比，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边界线，但在黑格拉以南有一个宽约20公里的缓冲带，其两边由不同的势力控制。缓冲带从黑格拉延伸至里西安人的欧拉（古德丹），那里的语言和文字均与纳巴泰的不同。有证据表明，沟通南阿拉伯与地中海之间的香料之路与纳巴泰人有很深的渊源。
狮子雕像，欧拉出土，公元前6～前4世纪，砂岩，沙特国王大学考古系。在近东地区，凶猛的狮子常常被视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里西安丧葬风俗中，人们则经常将狮子当作墓葬守护者。这件残件描绘的是母狮正在哺乳狮崽的动人情景，与其它作品中将狮子描绘为凶猛的百兽之王的表现方式大有不同。
皮革及织物残片，玛甸沙勒出土，公元前3～3世纪，皮革与织物，欧拉博物馆藏。
男性雕像，欧拉出土，公元前4～前3世纪，砂岩，沙特国王大学考古系藏。这件迷人的雕像来自近来德丹（今欧拉）地区发现的一座里西安神庙中。它严肃的姿态、紧握的双拳和精心雕琢的肌肉线条，都让人想起埃及和叙利亚雕像，但其实它是由德丹当地人制作而成的。根据该神庙中出土的另一尊雕像上的刻铭判断，这尊雕像人物应该是里西安时期的一位统治者。
拉丁文字刻铭石碑，黑格拉（玛甸沙勒）出土，公元175～177年，砂岩，欧拉考古与民族博物馆藏。这件石板的年代约为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利乌斯（公元161～180年在位）统治时期，铭文记载，人们对黑格拉城内的一座建筑进行了重建。根据记载，罗马军队派遣士兵参与了这次重建工作，但该项目的建设资金来自黑格拉城。从这件拉丁语铭文可以看出，罗马帝国入侵黑格拉并在此建省之后，黑格拉城与罗马帝国之间存在异常复杂的行政关系。
宴会图壁画，卡耶特法奥出土，公元1～2世纪，彩绘石膏，沙特国家博物馆藏。一位长着黑色卷发的男子被仆人们簇拥在中间。他们身旁结满果实的葡萄架表明这件作品反映的可能是一个宴会场景。墓床构件，卡耶特法奥出土，青铜镀金，沙特国王大学考古系藏。构件来自于卡耶特法奥发掘的一间墓室内发现的豪华希腊-罗马式墓床。阿拉伯中部：卡耶特法奥的考古发现
卡耶特法奥（Oaryat-al-Faw）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西南部约700公里的鲁卜哈里沙漠边缘。达瓦西尔河横跨该地区，从图维克山的峭壁间流过，并穿过狭窄的法奥峡谷。卡耶特法奥是连接南阿拉伯半岛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即阿拉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同时通往汉志与黎凡特商队路线的战略要地。卡耶特法奥是阿拉伯半岛腹地的经济、宗教、政治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尤其是在金达王朝早期。
卡耶特法奥坐落在一条周期性泛滥的河道附近，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只有城东边的图维克山的峭壁提供了一座天然屏障。在该城的北、南、西三面，居民修建了多条宽阔的道路。这是一座便捷的通商城市，也是来自阿拉伯半岛上不同国家的旅行者、商人和朝圣者的休息站。
卡耶特法奥地区发现了三座神庙和一座祭坛。南阿拉伯文碑文指出最早的一座神庙供奉了若干神，其中一位就是艾赫沃尔神。第二座神庙的遗址证实了这一地区宗教性质。巨大的神庙或许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碑文提到这座建筑曾是庇护所，首先用来供奉月神，其次供奉太阳神。第三座神庙发现于卡耶特法奥的居住区，它供奉着阿斯塔尔·瓦德神。建筑内部墙壁的装饰以及上面铭刻的文字提到了里西安王国的杜海巴神。
卡耶特法奥地区的墓葬类型非常多样化，这也符合当地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人所占领的历史。家族与集体墓葬都是为城市里非常重要的人修建的，他们都是社会上层或统治阶层人士。公共墓地在城的东北部，埋葬着城市的底层人。它们与穆斯林的墓地相似，由深1至5米的不规则的坟墓组成，坟墓几乎没被扰动过，有的还覆盖着一层石灰，其中一座大型陵墓坐落在墓地的最高处。
居民区是卡耶特法奥遗址最大的功能区。针对该区域的考古让我们得知了更多关于金达王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信息。遗址揭示了三个重要的占领时期。居民区中相对较大的房屋被许多街道和道路包围。所有的建筑被他们精心修筑的厚墙加以区分。这些墙有的用石块砌成，可厚达1.8米。石块上所刻的南阿拉伯文证明它们是从另一地区被贩运到这里的。房屋的门和间架用木头搭建。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有一个隔间用来储物和研磨谷物。建筑设有一个供水系统和露天堆积，这可能是茅厕。铸铭铜板，卡耶特法奥，瓦德神庙出土，约公元前1～1世纪，青铜，沙特国王大学考古系藏。这件石板的铭文涉及米恩文化及其在法奥遗址的分布。米恩人来自阿拉伯南部产香地区，但在控制许多香料商队以后，他们更多地居住在相对繁华的北方城市。这篇铭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阿拉伯南部的法奥遗址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确实存在商业往来。卡耶特法奥地区还发现大量绘画作品及雕像残片。目前发现的雕像残片都来自制作精美的雕塑，这些雕塑由不同的材质制成，有铜、石、黏土和陶等。铜用来制作人像或表现人物以及动物的肢体，而黏土制作的人像则可能是儿童玩具。陶制小雕像非常少，其中有一件陶制雕像面部刻画成长着长胡须的男人形象，头上还戴着护耳软帽。
男性石雕像，卡耶特法奥出土，公元1～3世纪，方解石-雪花石，沙特国王大学考古系藏。这位石雕男性留有短发、小胡须，其络腮胡须的造型和技术风格都具有典型的阿拉伯南部特征。该人物自信的神态和腰间所佩匕首都表明这是一位勇士。（上图）
门窗过梁构件，卡特法奥出土，公元前3世纪～3世纪，石灰岩，沙特国王大学考古系藏。这件门窗过梁构件的顶端饰有一排野山羊头像装饰，属于典型的阿拉伯南部装饰风格。
狮子头像，纳季兰出土，约公元2世纪，青铜，沙特国家博物馆藏。纳季兰是另一个位于香料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它与阿拉伯北部甚至更遥远的地区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关系。这件狮子头像带有一定的希腊-罗马风格，但其镶嵌式的眼睛、风格化的鬃毛以及特殊的胡须都更具阿拉伯南部特色。
男性头像，卡耶特法奥出土，公元前1～2世纪，青铜，沙特国王大学考古系藏。这件青铜头像来自一个真人大小的青铜铸像。尽管雕像已经残损，但能够看到，对于人物面部造型的精细处理接近希腊-罗马风格。然而，该人物厚实的卷发则表明这件雕像具有更显著的阿拉伯南部艺术特点。
阿拉伯半岛上青铜时代的商业道路、古代香料之路、麦加朝圣之路示意图。
哈里亚墓碑，麦加出土，公元9世纪，玄武岩，沙特国家博物馆藏。该墓碑出土于马拉墓地，这里出土的数百件刻铭墓碑是早期伊斯兰时期麦加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墓碑的主人都是伊斯兰教信徒，他们或曾常住麦加，或因朝圣来自不远万里的异域他乡。这篇铭文使用的是非常原始、典雅的古阿拉伯库法书体。13世纪晚期，该石碑被作为学者的墓碑重复使用。
烛台，麦加，奥斯曼王朝时期，公元1757年，铜镀金，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图书馆藏。通常而言，人们捐赠给麦加和麦地那的最常见的物品是清真寺使用的油灯、烛台以及点亮圣殿的蜡烛。从这件烛台上的铭文来看，它是来自土耳其、埃及的统治者哈迪姆苏莱曼帕沙的捐赠。《古兰经》六页，苏拉特马伊达，5:6～18，北非或中东，阿巴斯王朝时期，公元9世纪，墨水、金粉、羊皮纸，沙特国家博物馆藏。在这个版本的《古兰经》中，用金粉书写经文，以深棕色墨水勾边，古阿拉伯字母则以红色、蓝色笔迹勾出，以提示其发音。伊斯兰化之后：麦加与朝圣之路
麦加，一直是全世界穆斯林信徒关注的焦点，也是所有伊斯兰朝圣者的最重要目的地之一。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会，众多的摩天大楼环绕着居于中心位置的克尔白天房。但即便如此，古老的天房仍然显示着自己在历史和地理上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公元631年，即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前一年，他离开麦地那重返麦加。后来，这次行动即以朝圣而闻名。
公元7世纪晚期，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之外得到迅速发展。为了便于日益增多的信徒前往麦加朝圣，必须开拓更多通畅便利的朝圣路线。此前连接半岛内外的商旅之路往往被改造成了通往圣地的朝圣之路。长此以往，在一些重要的朝圣之路上，驿站、水井、物资补给中心等设施也得以迅速发展。
在发达的现代交通出现之前，穆斯林往往通过四条主要路线前往麦加与麦地那圣地朝圣。第一条是也门路线，从阿拉伯西南部出发前往圣地，也门及非洲角的朝圣者都用此路线。第二条路线是从大马士革至麦加，此路线沿古代商路而行，途经欧拉。在早期伊斯兰时期，从埃及至阿拉伯的路线往往险象环生。来自埃及、北非、西班牙的朝圣者往往选择陆路，需要穿越西奈半岛。
最著名的朝圣之路是祖拜达路线，该路线的名称源于阿巴斯王朝的传奇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公元786～809年在位）的妻子祖拜达宾特嘉。她曾在始自伊拉克、波斯、中亚等地的朝圣之路上创设井水补给信徒及过往商旅，因此深受爱戴。祖拜达路线从巴格达出发，途经库法，最终到达麦加。直到今天，该条路线依然可见。一些旅途艰辛的朝圣之旅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一些朝圣者往往随身携带陶瓷、玻璃、金属器皿或丝绸品沿途贩卖或交易，以解决一路之上的开销用度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汉志铁路以及相对安全的海上航线的相继开通大大降低了朝圣之路上的风险，多数危机重重的早期朝圣之路陆续遭到废弃和淘汰。麦加朝圣。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斗蓬，20世纪，棉，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研究与收藏基金会藏。
旗帜，公元20世纪早期，棉，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研究与收藏基金会藏。这面旗帜属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上面印有伊斯兰教清真言。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诞生
沙特王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哈尼法部落，这一部落曾在阿拉伯半岛，尤其是阿拉伯中部地区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在那里统治了哈尼法谷地和阿里德地区。哈尼法部落的大部分人在伊斯兰教兴起时接受了这一新的信仰，并且参与了早期伊斯兰教的扩张活动。
公元18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组织，各地的氏族部落以各自强大的血亲划分出一定的家庭统治区，对半岛进行实际的统治。政治动荡、宗教信仰衰落等现实给半岛发展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困扰，最终引发了一场旨在实现宗教复兴和破除迷信的改革运动。后来，倡导伊斯兰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教派与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的沙特家族武装力量结合起来，为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与奥斯曼帝国等外来势力的角逐和抗争过程中，沙特地区先后建立了第一沙特王国、第二沙特王国以及今天的现代沙特王国，持续体现了沙特人对于民族独立的热切向往和追求。现代沙特王国的建立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于1876年出生于利雅得。19世纪末，阿卜杜勒阿齐兹肯定亲历了标志第二沙特王国灭亡的那些大事。内部权力斗争导致的统治崩溃致使他和他的家族离开利雅得，前往科威特。从流亡一开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脑海就被重新征服利雅得和建立统一沙特王国的想法占据。1901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发起了攻占利雅得的首次尝试。这位即将成为国王的勇士决心重建沙特王国，在数月之后又重新发起了征服利雅得的行动。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路上统一了一支由各个部族的约1400名战士组成的战斗组。他率领一小支战斗组攻占了利雅得的马斯马克堡垒。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于1902年1月1日兵不血刃地攻占了利雅得，携带他的家族重返故地，由此揭开了沙特王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该地区的转折点，标志着现代沙特王国的出现。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被统一，一个新的文化时期开始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曾经使用的《古兰经》及盛装《古兰经》的经匣，20世纪，墨水、金、纸、金属，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研究与收藏基金会藏。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拥有成为伟大执政者的品质，因此他被选为现代国家的建立者，同时，他能够满足当地人民的需求。他因虔诚、果敢、政治头脑清晰和宽宏大量、富于远见的政治智慧而声名远播。在取得胜利的30年内，他继续实施自己统一国家的宏伟计划。其结果促成了如今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于1932年正式建立。1938年发现石油之后，这个国家利用这一资源促进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紧接着，精心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家资源的商业发展政策。在整个执政生涯中，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在教育、工业、商业、行政、国防、城镇化领域不断推动国家的发展。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于1953年11月9日逝世于塔伊夫并葬于利雅得。他的去世宣告了王国初创时期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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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沙特旅游与民族遗产总机构共同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览，于2016年12月20日～2017年3月1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是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沙双方在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以西亚地区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国际交流大展。
“阿拉伯之路”是沙特阿拉伯王国推出的最重要的古代文化展览，曾先后巡展于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地的著名博物馆，此次来到中国，对于推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展出的近500件考古与文化遗物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多个博物馆的珍藏，它们是过去四十年间沙特阿拉伯王国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重要成果，其中不乏震惊世人的发现。这些珍贵文物的时代跨度自一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经史前时期、前伊斯兰时期、伊斯兰时期，直至近现代沙特王国的诞生，全面反映了沙特境内阿拉伯本土考古学文化和古代伊斯兰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商贸之路与朝圣之路是贯穿“阿拉伯之路”展览的两大主题。展览深刻反映了商贸、宗教以及权力竞逐能够克服一切地理隔阂的道理。千年以来，经济交流、商贸往来与朝圣活动为远至内陆沙漠的阿拉伯半岛各个地区带来了跨区域的发展动力，也造就了阿拉伯独特的文化地理特点。本展览的大量文物出土于阿拉伯半岛历代香料之路、朝圣之路沿线，堪称阿拉伯本土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之间交流和互动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