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人起初并非是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分为多个小的支系，其中势力较强的有两支，一支是生活在今比利时沿海地带的撒利安法兰克人（滨海法兰克人），另一支则是生活在莱茵河下游两岸的里普阿尔法兰克人（滨河法兰克人）。481年，年仅15岁的克洛维继位，成为滨海法兰克人的首领。随后不久，他便率军南下高卢，于486年击败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王国由此奠基。大约两个世纪后，法兰克王国进入王权衰微的“懒王”时期，来自滨河法兰克人的丕平家族依托宫相职位乘势而起，并于751年建立加洛林王朝。800年，查理曼加冕称帝，其身份由此从“法兰克人的国王”扩展为“罗马人的皇帝”。虽然说这个帝国在843年即告分裂，但由它所继承并更新的法兰克文化却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而永久留存下来。
法兰克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日耳曼诸王国中的标志性势力，除了适时皈依正统基督教、任用罗马帝国遗老遗少管理国家事务以及在建国初期甘愿做东罗马帝国的臣属等政策性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基础性原因，即早在罗马帝国尚未分裂的3世纪，滨海法兰克人就已成为寄居在罗马帝国内部的潜伏势力。3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向“大日耳曼尼亚”用兵，滨海法兰克人兵败投降。随后，在帝国的安排下，滨海法兰克人集体移居帝国境内并被安置在下日耳曼尼亚行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滨海法兰克人虽然在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但传统角色定位却一直没有变化，他们不仅为西罗马帝国提供骁勇善战的军队，而且还参与帝国的行政管理，从4世纪中叶起，先后有多位滨海法兰克贵族成为帝国的执政官（consul）。经过不到一个世纪的磨合，滨海法兰克人已在相当程度上融进了罗马社会，他们不仅已经改说拉丁语，而且已经获得了帝国公民身份。帝国末年，当来自“大日耳曼尼亚”的多支日耳曼势力向帝国发起侵袭时，滨海法兰克人依旧和帝国军队一起合力抗战。只是在西罗马帝国彻底寿终正寝之后，滨海法兰克人才真正放下“忠君”的包袱，开始加入到抢夺土地的滚滚大潮之中，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国政权的最佳继承人选。
自此，先由滨海法兰克人开创、继由滨河法兰克人拓展的法兰克国家，在众多层面塑造了一个与前世罗马既有关联但又迥然有别的西方文明形象。其中一个显性的表现就是，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方，“法兰克人”似乎已经成了欧洲人的化身。自墨洛温王朝以后，不论是在阿拉伯语中，还是在波斯语中，人们通常都是用“法兰克人”（Faranji，Farangi，这些词均是“Frank”一词的变体）这一称谓来指代欧洲人或来自西方的非穆斯林，即便到了今天，这种状况依旧未曾改变。
在社会政治结构的更新和重组方面，法兰克人也为西方文明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除了封君封臣、骑士制度、农奴制度、君主继位制度以及一代又一代法兰克出身的君主等等时过境迁的人或事之外，最为持久的“法兰克产品”或许就是至今仍存的欧洲贵族体系。罗马帝国时期，虽然已有“公爵”（dux，duke，本意是“军事首领”）和“伯爵”（comes，count，本意是“皇帝的扈从”）等称谓，但并不存在什么公国或伯国。在法兰克时代前期，法兰克君主借用这两个称谓来指代下派各省的军事首领。当法兰克国家进入封建割据时代后，这些本为军事首领的公爵和伯爵便成了独霸一方的君主。加洛林王朝时期，随着军事征服的不断推进，法兰克君主又在新征服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军事首领职位，此即所谓的“侯爵”（marquis，其词根“march”意为“边地”）。后来，随着封建领地的不断细分，子爵（viscount）和男爵（baron）这两个低级别爵位也就应运而生。尽管如今的欧洲贵族爵位已与封地脱钩，但由中世纪法兰克人创造的这一爵位体系本身却在西方文明中存续下来。
语言文化方面，在今天的德国西北部、卢森堡、荷兰以及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当地的传统语言都是由古代法兰克语演化而来，因此，在语言归属上，这些地方均属“日耳曼地区”。但是，在比利时南部地区以及整个法国，其族群归属虽然是日耳曼的，但其语言却明显地从属于拉丁语族。这是因为，滨海法兰克人在定居于下日耳曼尼亚（比利时）时期，已经逐渐罗马化，与此同时，他们的语言也逐渐向拉丁语靠拢。移入高卢境内之后，滨海法兰克人继续使用不太地道的拉丁语，正是这一不伦不类的法兰克拉丁语，最终催生了在后世欧洲产生巨大影响的法语。
从法兰克国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深度来说，最具典型意义的或许在于它对人们的心理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法兰克浸透”。20世纪下半叶，不论是欧共体的组建，还是欧盟的成立，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想到，其总部应该设在比利时，而这里正是当年滨海法兰克人的栖息成长之地，正是从这里出发，法兰克人一步步走上了“统一欧洲”之路。
对于多元汇通的西方文明，任何一种偏执性阐释都是荒谬的。当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日耳曼方面的时候，不应忘记，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希腊罗马。同样，当把渲染的中心放在古典的时候，也不应忘记，在古典的后面还有日耳曼，还有日耳曼里的法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