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坐落在海拔700多米的山上，我初次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山风夹杂着不属于12月的青草味儿，一扫旅途疲惫。我被临时安排住在高楼里的一间办公室，可以从高处俯瞰夜色中纵横蜿蜒的街道和静谧幽暗的树林。突然想喝啤酒，下楼找了一圈，并没有什么24小时的便利店。晦暗的夜色里，看到一个戴着礼帽的身影，他就像刚刚出席了一个乡村酒会的绅士，没约到自己心仪的姑娘，落寞地走在路灯下，这画面就像《午夜巴黎》里男主角初次穿越的场景。不过，电影里的遗憾在现实生活中有了补偿，我带了相机，悄悄尾随他拍了一路，像个狗仔。
之后的日子，在拥挤狭窄的老城里，在长满杂草的西墙下，我看到了成群结队的他们——都戴着宽沿儿礼帽，穿着黑色西装、白衬衫，留着长鬓角，在烈日炎炎的正午，怒视或躲避着我离得太近的镜头，“他们认为拍照可能会摄取他们的灵魂”，一个当地拍照的局限性带来了缺憾美和不满足，每次看到照片就感慨唏嘘：“要是能再近一些就好了。”我真希望我的眼睛是一部相机，看到心仪的画面就眨一下眼睛，然后我的大脑就打开蓝牙，源源不断地把那些不受惊扰的决定性瞬间变成数据……那时我新买了一部手机，用它拍照就像端着冲锋枪打巷战一样，可以离得更近，但照片里的人们都有着神色匆忙的味道，我好像是在一个人潮汹涌的车站里迷了路，遇到的每个人都在我生命里停留了几秒钟，但我们还是陌生人，他们有自己要奔的前程，他们脸上喜怒哀乐的表情，我并不能懂得多少。
所以，我又希望我和我的相机一起变成透明的，可以跟着传统的哈瑞迪（haredi，犹太教正统派中最保守的一支）去祷告，看他们在经书后面打瞌睡，和打扮保守的妻子去接放学的孩子，五六个套娃一样的小孩子在他们身边温馨打转，消失在响着唱经声的耶路撒冷街头；或者跟着那对穆斯林情侣，经过雅法老城门前站着的士兵，穿过挂满彩色围巾的热闹小集市，路过基督区的圣墓教堂，看他们小心翼翼地瞟那些衣着随意的欧美游客，之后进入圆顶清真寺（非穆斯林禁止入内），跪在各自区域里色彩鲜艳的薄毛毯上认真祈祷，隔着人群和屏风的空隙相望；那个刚才还在台上慷慨激昂谈着选票和国家未来的政客，是不是也会攥着那份反复演练多遍的演讲稿微微发抖，又或者在他眼里，那只是还没他的发际线重要的废纸……当然，上述这一切都停留在想象层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镜头里的人物悄然发生了变化。我偶尔扛着相机“打猎”，也偶尔用手机“巷战”，但照片中人物的表情，确实在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里就那么生动、丰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