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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视角看历史

时间:2024-10-30 11:44:34

对于一些为人熟知的历史老题材,纪录片怎样才能从中做出新意,让人眼前一亮,国际纪录片创作中有一种好的手法:局部题材用全局视野,历史事件用当今眼光,中国的题材以全球视角。藉此,创作者可以跳出旧有时间、空间和思维框架的限制,引入陌生人的眼光,换一个视角看历史。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央视军事频道创作播出的八集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独辟蹊径,以国际视野挖掘展示长征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以全世界人的视角评价长征,这在全球化的今天,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震撼。

本文拟以此纪录片为主要对象,来对这种创作手法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陌生化创作—挖掘新鲜感的艺术手法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引入陌生人的视角来发掘寻常事物中的新意,产生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在文艺理论中有个专门的概念—“陌生化”。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代表人物克洛夫斯基提出:对于熟悉的事物,我们的感觉趋于麻木,仅仅是机械地应付它们,我们并不留意观察事物与它们的特征。因为我们的感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与无意识。①对这种感知的无意识,他称之为“自动化”。

而要打破这种“自动化”,就要引入“陌生化”,需要使事物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重新唤起人们对周边世界的兴趣,带着惊奇的眼光和诗意的感觉去看待事物,这样,原来毫不起眼、毫无新鲜感的东西就会焕然一新,变得异乎寻常,从而引起人们的新颖之感和专心关注。②

“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过雪山草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英勇事迹,伴随着《长征组歌》、戏曲、诗歌、电影电视等多种形式的长期宣传,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所以我们对“长征”意义的理解,已经局限在由此形成的一种单向维度和思维定式,也就是前述的“自动化”趋势。

而《震撼世界的长征》就是要打破“自动化”定势,引入“陌生化”视角,“以一种国际化视角与当事者视角交互印证,从而清晰地显影、解读‘长征’这一恢宏史诗。”“为更加真实客观地表达人类共同认知的长征精神,我们没有采访中国史学家,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太多这样(传统)的长征表达”。③

二、国际化的“长征”—豁然开朗的新视角

纵观八集纪录片,笔者认为其在三个方面做到了“国际化”。

1.采访人物选择的国际化。笔者统计了八集纪录片的采访人物,包括正式采访、引用已故人物叙述、历史人物声音等。

外国人士40人台湾香港人士4人中国政府有职务的官员3人红军老战士19人见证者(普通群众)4人亲历者、见证者的后人、亲属11人可见,采访对象中外国人士占多,由他们整体叙述和体验了长征过程,老战士和见证者、后人主要是补充亲身的感受和转述。

40位外国人士中,身份有左翼倾向的只有8名,更多的是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历史研究者,如引述数量最多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自由派资产阶级作家,他在中国采访期间坚持吃饭住宿自己掏钱,严守作为一个中立记者的职业规矩。而像美国前情报研究副助理国务卿陶涵、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教授克里夫,这些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立阵营代表。

另外还有几位台湾的历史学者,他们依据对立阵营国民党方面的历史资料开展研究。

2.采访地点选择的国际化。这个纪录片几乎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采访,既有原来共产主义阵营的前苏联,也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日等,还有中立的瑞士、新加坡,以及保存国民党资料最多的台湾、香港等地。

选择这些历史上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今天也有着不同政体和信仰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采访,充分体现了节目的国际化。

3.采访资料选择的国际化。采访人物和地点的国际化,带来的是采访资料的国际化。节目中引用的历史资料,有前苏联珍藏、首次面世的史料,也有其他国家左翼政党的资料,还有《卫报》、《洛杉矶时报》、《路透社》、《朝日新闻》等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的历史报道,甚至还有传教士薄复礼的录音、英国政府驻华机构的秘密报告等,还有台湾国史馆和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历史资料。

更有意思的是,片中出现了很多各国民间对中国长征的报道、宣传和创作作品,如法国《英勇报》出版的《中国之子》连环画,日本著名漫画家、机器猫作者藤子不二雄·A创作的连环画《毛泽东传》,西班牙著名画家达利为毛泽东诗词专门创作的绘画《太平山》等。

这些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不仅让节目内容有了厚重的历史佐证,也让表述有了相当多的国际化视角和维度。

三、长征的“国际化”—提炼历史事件的新意义

80年的时光足以消除各种偏见与误会,让真相呈现。今天,我们可以更冷静地审视长征的意义,分析其中的得失,在节目中,意识形态水火不容的冲突已经有所淡化。

大量不同政治立场和倾向的历史研究者,给我们习惯于单一维度理解长征的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在深度挖掘长征世界影响的同时,还把“长征精神”升华为人类共同认知的一种克服困难、坚韧不拔、不屈不饶的崇高精神财富。

笔者认为,节目在三个方面提炼了长征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对“长征”在横向和纵向都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

1.长征在世界上的影响。在长征时期,中国的长征是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苏联共产国际影响着中共的决策,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左翼组织在关注中国红色革命,也有英美日等资产阶级主流媒体在传播着中国红军的消息,还有接触过红军的民间人士(传教士薄复礼)向西方讲述自己的感受。

抗战初期,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著名左翼记者、作家进入延安采访,开始把长征系统地传播到西方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长征的故事更随着我们大量的宣传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2.各国学者、记者和普通人对长征和红军的评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评价:“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红军过雪山草地:“一切达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最低限度”。法国连环画收藏家亨利·费力比尼6岁时第一次接触长征故事:“在当时我孩童的视野里,这是一次超出寻常勇气的历险。”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教授克里夫评价红军过雪山草地:“如果没有那种(坚强的)心理状态,就无法经历磨难,取得胜利,就不可能取得长征的胜利。”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提尔曼·迈尔:“中共通过长征成功地存活了下来,中共最重要的部分保留下来了,长征在政治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凝聚作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1934年中国革命的长征不是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3.长征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索尔兹伯里说:“长征对现代中国很重要,在长征中崛起了重要的领导人,形成了重要的政策等,没有长征,中国也将不同,也许是因为经历了长征,才有了今天的中国。”

德国海德堡市档案馆馆长彼得·布鲁姆认为:“在情势看来完全没有出路时,红军还要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并将其付诸实践,这便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种精神也持续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在所有对长征的评价中,要数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埃里克·海尔最为全面和深刻:“长征过程中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共性。纵观人类的历史,以色列的孩子们从埃及跑到‘应许之地’,这是一种‘长征’;美国的先驱们从密苏里转辗到了犹他州,这也是一种‘长征’,红军从江西出发转辗来到延安,这也是一种‘长征’;长征中人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和苦难,有的人承受不了就放弃了,当你最终完成这次长征时,你发现是人的意志完成了这次长征,是强大的领导力,是人们相互协助、同甘共苦的精神,这些经历让他们变成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作为人类战胜自我的一次远征,长征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这样的评价,对我们这些习惯用传统维度和视角来理解“长征”意义的人来说,确实有振聋发聩之感。显然,也正是引入了这众多“陌生的眼光”、独特的思考和理解,跳出了传统的语态语境和思维定式,才能对长征有如此高度和深度的理解。

注释:①陈健:异地采访陌生性的魅力,《新闻传播》,2004年第4期。

②张益: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评析,《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③我们为什么不用中国史学家写长征?http://www.js7tv.cn/news/201610_64994.html,2016年10月16日。

(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责编:胡斌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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