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再现历史中抒发历史哲思
影视剧是文化文本，能够体现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时代意识和思想观念。新世纪以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再仅仅注重政治教化与宣传，而是以载入史册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作为历史坐标的横轴与纵轴，于历史的空白与缝隙处介入历史，通过合理的想象与演绎去努力挖掘历史背后所蕴含的情理与哲思。电视连续剧《长征》不刻意回避历史的严峻性，在真实再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诗壮举，讴歌红军将士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也不掩饰长征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战略大转移，不回避当时红军领导人在对敌军事斗争中的路线之争和意见分歧，不忌言源于教条主义的错误决策给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开国元勋朱德》正面描述了“八月兵败”“东江失利”等历史事件。《红色摇篮》对当年“富田事件”的再现，实现了对历史禁区的突破，并巧妙地将难点转化为悬念，成为作品戏剧性的推动力。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正视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走过的弯路，根据最新的史实研究成果，深度挖掘历史，深刻反思历史，让观众了解中国革命走过的曲折道路，深切地感受中国共产党创业之艰难，是新世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亮点，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写道：“艺术始终是历史性的，作为历史性的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造性保存”。作为历史叙事，叙事者不仅要对历史进行叙写，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更要立足于当下，紧扣时代脉搏，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精神通道。《寻路》回首当年仁人志士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历经艰难坎坷的曲折过程。《毛泽东》展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在对待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回望历史，对今天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人仍有深刻的警醒和启示意义。黑格尔曾说：“艺术作品应该揭示心灵和意志的较高的志趣，本身是人道的有力量的东西、发自肺腑的东西”①。观众观看历史剧不仅仅为了获取历史知识，他们关心历史人物的命运，希望从历史人物身上获得某种生活的启示和审美的感受。运用历史理性精神进行艺术创作，通过客观评价历史，抒发对历史的哲思，让历史之光照进现实，激发受众对个体生命与人生信仰的探问，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思考，从而产生独特的认知，成为新世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起点。
二、在再现历史中注重塑造人物
新世纪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特别是在革命领袖传记剧创作中，不再单纯追求宏大的叙事体系，而是更加注重以人带史，把“人”作为历史叙事主体，写人，写不同历史境遇下人的命运，写人性的光芒如何洞穿苦难的黑暗之夜。《陈赓大将》、《上将许世友》，《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毛泽东》、《陈云》、《聂荣臻》、《开国元勋朱德》、《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彭德怀元帅》、《毛泽东三兄弟》等革命领袖传记剧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角展开历史叙事，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相交织，突出了历史必然，在创作上都采取了以人带史、以史托人的创作手法，体现了新世纪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写史中注重写人，强调以“人”为创作主体的新特点。《毛泽东》将主人公置身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这种手法贯穿全剧。在颇具深意的平行蒙太奇中展开了叙述。如一边是即将召开开国大典，一边是英舰引发紫石英号事件。如通过毛泽东与孙女的对话，回转到毛泽东幼年时期的1901年，一边是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边是父亲领着八岁的毛泽东去南岸私塾发蒙，毛泽东问先生：“‘君’是个什么东西？”等等，最后以毛泽东在天安门前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为全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期间借由毛泽东的人生历程，绘制中国革命历史的全景画面，突出的是人与历史的双重选择。
在以历史事件为叙述中心的新世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同样体现出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居高临下、身段向下、以平视的角度塑造领袖人物的创作风格。如《井冈山》、《长征》、《延安颂》等剧均采用宏大的叙事体系再现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再现了毛泽东思想由形成到成熟，进而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过程。这些剧在再现复杂革命斗争的同时，创作者没有忽略对人物的塑造，通过真实揭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人物性格和事件发展的相互推动作用，将复杂历史境遇中的人物性格、情感呈现得丰富饱满、淋漓尽致。如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还表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逆境中坚持对革命真理的执着追求，最终带领红军走出困境的坚定信念。又用了较多笔墨呈现毛泽东的儿女情长与喜怒哀乐，如对妻子贺子珍的疼惜和柔情，对儿子毛毛的疼爱与不舍，与朱德的生死之交，与老区人民的水乳交融，被边缘化后的苦闷无奈等等。这些作品叙写了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伟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的人格魅力，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丰满的、更易被感知的毛泽东艺术形象。
新世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通过具体历史人物进入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无论是以人带史、以史觅诗，还是以史托人、人史合一，都不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描摹，而是重在表现由人创造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剧中既有国家的、民族的历史脉络，更有创造这一切的人的命运和人的精神。当一个个曾在历史中存在过的人，连同他们的人生经历、人格精神为受众所了解、所感动时，中国革命历史的整体面貌、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也一一呈现出来。
三、在再现历史中追求艺术思维的强化与审美表达的创新
历史剧以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是一种兼具历史性、艺术性的艺术文本，决定了历史剧具有自身特殊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要求。历史剧以故事的方式切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并不全然等同于历史，也不允许任意的想象、虚构。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与革命领袖人物为表现对象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陷入概念化、程式化的窠臼，形成了以高高在上的说教、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千篇一律的叙事方式为特征的僵化、固定的表现范式，制约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新发展。著名导演翟俊杰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能一味地以‘历史生动的教科书’作为创作目标，只是全面展示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而忽视了艺术化的表达”②。
“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是人类把握世界和历史的两种不同方式⋯⋯历史思维发现了历史的骨架，审美思维充实了历史的血肉。”③历史学家通过缀合历史碎片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艺术家则是在汲取历史研究的科学成果、把握历史精神的基础上进行提炼，经过艺术想象与艺术虚构，构筑起一个与历史世界相通的艺术世界。新世纪以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者们力求将史实叙述与艺术创作巧妙结合，在强化艺术思维与创新审美表达方面下功夫，寻求历史的宏大叙事到聚焦个体的微叙事的结合，实现大景别的俯仰到平视的转变，探索引入类型元素，努力进行叙事结构的创新创造，做到叙事的新颖和与历史精神的深化并驾齐驱。《领袖》塑造了处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口上—遵义会议前后的领袖群像。作品将其时残酷的战争态势、复杂的路线之争、纷乱的国内局势和红军命运攸关的前途作为戏剧情境。嘉娜·沙哈提导演运用偶像剧的手法打造了“红色青春励志偶像剧”《恰同学少年》。李舒导演的《毛泽东三兄弟》则将家庭伦理元素嫁接进革命历史剧，讲述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的革命成长故事，以毛泽东的兄弟情感、夫妻情感、家庭生活为主线展开的叙述，让观众就像看待邻居的兄弟关系一样看待领袖与他的兄弟们之间的关系。《恰同学少年》、《毛泽东三兄弟》尝试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塑造伟人，着力表现伦理亲情、爱情、友情，青春气息、美好情感成为接驳历史与当下的最佳甬道。显然，新世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以丰富的细节描述历史，以细腻的手法捕捉历史，用温润而充满张力的叙事呈现历史，推动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理念的变化，带来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的创新，让观众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到历史的温度，触摸历史的脉动。
新世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以其深刻的历史理性与深厚人文关怀、创新的艺术思维、丰富的表达形式，大力弘扬了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所蕴含的、革命领袖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作用的同时，也带给受众以强烈艺术审美的感受。
基金项目：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文化产业化生产机制下江西地域影视剧的文化价值观研究”（课题编号：YG2013150）
注释：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4页。
②翟俊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能忽视艺术化表达，《光明日报》，2013年4月24日，第2版。
③仲呈祥：略论电视剧《延安颂》的标志性意义，《中国电视》，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责编：王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