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湟中的加牙是一座闭塞的小山村，但这里诞生的藏毯编织技艺却是青海3000多年藏毯编织历史文化的缩影。
加牙藏毯凭借巧妙的图案设计、别致的连环编织工艺，成为青海众多牧民和寺庙的不二选择。
20世纪90年代后，在机器织毯的冲击下，加牙村的年轻手艺人纷纷转行，后来连老手艺人也不再编织藏毯，最惨淡时，整个加牙村只剩下杨永良一家还在织毯子……
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有一种说法：这里的一切，全都与塔尔寺有关。此话不虚，就连大名鼎鼎的加牙藏毯也不例外。
加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距离塔尔寺十余公里。加牙藏毯的诞生缘于清朝康熙年间塔尔寺扩建，一方面寺里需要大量卡垫和柱毯，另一方面当时藏毯已经在青海游牧民族中流行开来，于是，一种独特的藏毯编织技艺就在加牙应运而生，并流传了数百年。
小小的加牙村生产的藏毯，一度炙手可热，不仅装饰了青海4000多平方公里草原上众多牧民的马垫，还远销至内蒙古。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工业化生产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当地手工织毯行业陷入了生存危机，加牙藏毯因此日渐式微……
大明驻屯军后裔拜师学艺加牙藏毯因塔尔寺扩建而生
岁末的青海，一碧千里的草原早已枯黄，和戈壁、沙漠连成一片，显得格外荒凉，仿佛只有青海湖的碧水、塔尔寺的经幡以及杨永良编织的藏毯是斑斓明艳的。
从塔尔寺到加牙村不过十多公里，从前没有市声时，村里还能听到塔尔寺的暮鼓晨钟。路上零星地点缀着田园和村庄，环境清幽闲适，但公路只修到了村口，我们下车后还要走一段黄土路，虽然道路崎岖，但看着身穿民族服饰的村民们，赶着藏细羊和耕牛穿梭往来，心里便平添了一丝雀跃。
我们此次来到加牙村，是为了拜访一位加牙藏毯的手艺人——杨永良。年仅50岁的杨永良黝黑的皮肤上有深深的皱纹，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家里，让妻子下厨，用自家腌制的酸菜炒了一盘红薯粉丝招待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座农家小院的廊子上，一边吃吃喝喝，一边聊起了藏毯的话题。
据杨永良介绍，离他家不远处，有一段黄土垒成的残垣，现已改建成一户人家的院墙，如果他不提，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段明朝就存在的城墙。原来在明朝时，加牙村就是屯兵的重镇，藏、汉、蒙、回等多民族在此繁衍、融合，杨永良的先祖就是那时随军从金陵迁过来的。而修建这段城墙本是为了隔开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民族，却终究没能阻挡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比如我们的主题——加牙藏毯，就吸收了江南的编织技艺。
谈到加牙藏毯的由来，杨永良说：“湟中县的一切，都与塔尔寺有关，加牙藏毯也不例外。”
在杨永良的先祖定居青海的同时，为了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哈巴大师，塔尔寺开始修建。莲花山上，数千间佛堂、僧舍逐渐拔地而起，金碧辉煌又不失庄严肃穆。清朝康熙年间，塔尔寺进行扩建，急需大量僧人诵经的坐垫，于是，一种工艺独特的藏毯便在塔尔寺附近的加牙村诞生。
据《湟中县志·手工业》记载：“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宁夏地毯工匠大、小马师来湟中加牙村，村民马得全、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马、杨两家的藏毯编织技艺便这样世代相传，后来马家迁往西宁，而杨家则一直定居在加牙村。杨永良的父亲曾告诉他，在1929年前后，塔尔寺还向他的祖父订购了一批卡垫，杨家的叔伯兄弟没日没夜地赶工，织了一两年才完工。但时迁世异，其间战乱频繁，政治波诡云谲，塔尔寺几遭磨难，杨永良数年前重访故地，祖父辈编织的藏毯已经所剩无几了。
世代织毯的手艺人连环编结工艺和“凭空织造法”
杨永良告诉我们，虽然自己如今成为了加牙藏毯国家级传承人，但父亲的编织技艺和经历远胜自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海军阀马步芳在西宁开军工厂，杨父主动去应征当兵，但因为做了半辈子藏毯，手早已被染料染成了蓝色，招兵的人看出他是地道的老匠人，于是把他招收进厂，让他传授工人织毯技艺，专门给骑兵织马垫。
解放战争结束后，工厂倒闭，杨父回到加牙村务农。杨永良出生时恰逢饥荒年代，又因“文革”等原因，加牙藏毯从市面上消失了。但杨家孩子多，为了生存，杨父便冒险在晚上偷偷织毯子，以此换点豌豆面。当时宗教活动在藏区并未禁绝，僧人念经仍需卡垫，加之杨父的织毯手艺在村里数一数二，加牙藏毯便绝处逢生，传承了下来。
杨永良兄弟几人从小就趴在炕边，看父亲在煤油灯下手持彩线和剪刀，在排列好的竖线上来回结着“8”字扣，山川、麋鹿、苍鹰以及花卉等图案便慢慢成形，他们也因此熟知了制作藏毯的各道工序。
加牙藏毯的制作耗时较久，十分考验手艺人的耐心。一个手艺人织一英尺（约合30厘米）的藏毯，光是捻线就需要一天，而染色工序耗时更久。据杨永良介绍，染料是由橡壳、大黄叶根、槐米、板蓝根等天然植物与石灰沤制而成，染线时，需把天然的绵羊毛、山羊绒、牦牛绒和驼绒等和染料一同放入锅中浸染，再拿到河边漂洗、晾干，如此反复，直到颜色足够饱满艳丽，这一过程至少要五六天时间。所以在以前，整个冬天也就只能织出两三块卡垫。
而编织是其中最重要、最考验技艺的工序。杨永良给我们演示了一段编织过程：他先将毛线缠在绕线杆上，形成经线，然后用细线（多用棉线）将经线头织成死线，这称为“打须”，是为了防止纬线脱落，然后才开始编织纬线。织纬线时，先用毛线将两根经线环绕一个“8”字扣，织完一行后就将所有“8”字扣拉紧，再用刀具将线头割断，毯面上就会出现层层毛线的断面。这一制作工艺被称为“手工连环编结”，是加牙藏毯的一大特点，可以使毯子的图案轮廓清晰、立体逼真、反复踩压而不变形。
在杨永良的工作间里，堆放着许多藏毯成品。其中比较传统的藏式卡垫、马垫都以蓝、红、黄、绿等明艳的色彩为主。配色方式通常是将同一色系的两种颜色并列在一起，比如红色和橘色，然后加入第三种不和谐的色彩，如蓝色，如此便形成了强烈对比，就像塔尔寺里的壁画。杨永良解释说，这种配色法跟宗教文化有关，但具体有什么含义他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家里世代都是这么织的。
观赏了精美的藏毯产品后，我们很好奇，编织加牙藏毯是否和织锦一样，需要事先绘制意匠图。但杨永良却说：“织毯根本没有图纸可依照，完全是按照脑海中构思的画面进行编织，最后织出的图案分毫不差，完美对称。我小时候对这种高超的‘凭空织造’技艺惊叹不已，直到自己成为一个纯熟的匠人后才明白，图案在心里，闭着眼睛也会织。”
“8”字扣是加牙藏毯的主要编织技法，手艺人需用毛线将两根经线打一个“8”字结，织完一行就会在毯面形成毛茸茸的断面，因此图案会显得非常立体逼真。人工织不过机器的窘境与时俱进，市场化创新
在青海广袤的草原上，曾生活着数十万牧民。他们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马是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所以他们会不惜重金装饰马匹，除了悬挂金饰、铜铃等，还会请匠人编织毛毡来覆盖马背，此外，他们居住的穹庐内还会挂壁毡，所以对加牙藏毯的需求量极大。
20世纪80年代时，加牙村里几乎家家都织毯，销量极好，甚至有藏民牵着牛羊，用袋子装着糌粑、豌豆，再添上一些钱前来加牙村换藏毯。曾经，有人从外地批量采购了11吨羊毛拉到村里卖，仅仅5天就被当地的藏毯编织者抢购一空，可以想见当地对原材料的需求之大。
但这样的盛景只是昙花一现。自90年代开始，价格低廉的机器织毯进入青海、西藏的市场，手工藏毯便因此日渐衰落。对此，一些老手艺人感叹：“一张手织的藏毯会越用越结实、越用越光亮，传三代人没问题，而机器织的最多能用20年，但机器织毯的高效化和批量化更符合时代需求，人工终究还是织不过机器……”
然而，加牙藏毯的式微不仅是因为手工藏毯淡出历史舞台，还因为进入21世纪后，政府开始推行牧民定居工程，牛、羊便急剧减少，牧民们也纷纷转行，从而导致加牙藏毯的原材料和重要消费群体锐减。
杨永良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后悔过自己学织藏毯。那是在90年代中后期，加牙村的青年纷纷外出打工，收入比村里的农民、牧民高得多，而作为手艺人的杨永良有3个孩子在县城读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所以那时他时常感叹：“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学个泥瓦工，干建筑多挣钱啊。但我这把岁数，想做小工也没人要，只能继续留在村里织毯子。”
直到2006年，加牙藏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杨永良被评为这门手艺的传承人，许多游客慕名前来购买藏毯，杨永良一家的经济状况才逐渐好转起来。他说：“现在收到的订单多了些，收入也和那些打工者差不多了。”此后，杨永良开始与时俱进，向市场靠拢，他织起了汽车垫子、挂毯等用品，图案也新潮起来，梅、兰、竹、菊等非传统藏毯元素的应用很受消费者喜爱。
如今，对于加牙藏毯，杨永良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告诉我们：“过去织毯子是为了生计，但现在为了让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还要不断创新，说不定什么时候，加牙藏毯还能再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