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讨生活的”，另一类是“做买卖的”。讨生活的人，大部分移居蒙地成了农民；做买卖的就是当地人口中的“旅蒙商”，其中一部分人异军突起，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团体——晋商。
当年，走西口的汉子们在杳无人烟的荒漠中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有些人春去秋回，有些人黑发去白发回，还有很多人一去不回。而在他们的故乡，还有一群痴情守望的妇女，在孤寂和贫困中坚守，日夜盼望着亲人回归，她们的忠烈和节孝，凝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符号：贞节牌坊……
图为王家大院。王家大院由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王氏家族早年打通了山西—蒙古—河北—山东的贸易通道，买卖越做越大，到康熙初年，即成为巨商富户。走西口的成功典范成就纵横欧亚的传奇商帮
清康熙年间，康熙帝曾御驾亲征，讨伐“不服管教”的噶尔丹。军队深入漠北后，由于“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因此准许一些商人随军贸易。当时，有3位肩挑小贩幸运地取得了随军资格，他们3人资本不多，但一路上买卖公平，服务周到，因此生意做得很好，很多军人都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清军击溃噶尔丹叛军后，主力移驻大青山，军粮、物资的供应都需要从杀虎口往外运输，3位小贩便抓住机会，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挺过了创业初期的惨淡经营，他们的生意逐渐做大，在康熙末年，将商号改名为“大盛魁”。
这3位小贩，是来自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来自祁县的史大学和张杰，而他们创立的“大盛魁”，后来成为清代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员工近万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头，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
“大盛魁”象征了走西口走出来的那个辉煌年代。据说在“大盛魁”的财神座前，一直供奉着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这些物件，正是当初走西口的标配，记录了创始人历经苦难的创业历程。
江山代有才人出，“大盛魁”并不是唯一的成功者。“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讲述了另外一个走西口的成功典范。如今的包头，是内蒙古最大的城市，但在康熙年间，这里仅是一个小村子，正如近代地理学家张相文在《塞北游记》中的记载：“闻康雍之间，包头汉民不过数家。”
乾隆元年（1736年）春天，祁县乔家堡村一个名叫乔贵发的贫苦农民，背上行李，毅然踏上了走西口的道路。他加入一支驼队，一路打杂，辗转来到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随后在一家当铺当了伙计。辛苦奋斗了十来年，他有了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铺，还兼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乾隆二十年（1755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他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适逢豆价骤涨，豆腐价格随之水涨船高，他一下子发了大财，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后改为“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规模扩大，生意蒸蒸日上，一个庞大的家族——乔家从此成长起来，成为晋商的又一个传奇。包头的商业发展，成就了乔家的商业霸主地位，而乔家“复字号”的壮大，反过来促进了包头的商业繁荣和城市进程，一个小村由此成为了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正是由此而来。
历史上，除了“大盛魁”、“复盛公”之外，还有“祥泰龙”、“壁光发”，以及被称为儒商的茶业世家——常家等，都是晋商的成功典范。数百年间，他们大多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纵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传奇商帮。
最初走西口的这些汉子，也许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才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上页上图为巴彦胡硕草原风光，左页下图为春季山花浪漫的长城古关隘，右页下图为西口古道。
征程上的流浪者多少人消失在风沙中
以晋商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成功地实现了新生活的梦想，但他们毕竟只是极少数。当年许多走西口讨生活的百姓，大多在口外开荒种地，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也有一部分人苦苦挣扎也始终没能摆脱窘困的命运，甚至还有一些流浪者，早已迷失在荒漠里，在饥饿、疾病、匪患和野兽的多重折磨下，永远地消失在了苦难的征程上……
生于山西河曲县的作家燕治国，在自己的散文《河曲风情》中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家里几代人都走过口外，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在村口跪迎过爷爷的尸骨。走口外的人，若是病死他乡，棺木埋在沙子里，待到世道好些，棺木也轻了，再用牛车缓缓地送回口里来。棺头蒙红布，棺前装活公鸡，送灵的人一路喊着死者姓名，不断声地说‘回去哇，回去哇’……迎灵的则哭应道‘回来了，回来了’……”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找到更多平凡人在走西口路上的悲情细节。
晋西农民王狗子，家徒四壁，由于太穷，40岁了也娶不到老婆，最后决定与乡人结伴去口外谋生。当时正是秋季，途中翻越一座山梁时，他不幸摔伤了腿。最初伤势还不很严重，他在乡人搀扶下坚持前进，但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漠中，他们走了几天都不见一户人家，腿伤在长途跋涉中越来越严重。几天后，着急赶路的乡人无奈，只好洒泪丢下他走了。王狗子走走歇歇，好不容易等到一个驼队。好心的驼队把他带到了凉城县，县城里的一个江湖郎中帮王狗子锯掉了一条腿，才保住了他的一条命。但失去一条腿的王狗子，基本丧失了自立能力，只得在凉城乞讨为生。谁能想到，一次出走，就与故乡永别，终其一生都没能再回归故乡，最后客死他乡，伴随他的只有荒冢野草……
还有晋中的3位青年农民结伴走西口，跨越雁门关，过了杀虎口，一直往前，当走入茫茫的戈壁中，其中一个病饿交加，由于没有医药，不几日就死了。剩下两个青年十分悲伤，在戈壁滩中挖了一个深坑，埋葬了丧命的同伴，垒了一个坟茔。离开家乡时是3人，还没到目的地呢，就只剩两人了，不免悲从中来，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嚎啕大哭。擦干眼泪后，他们希望同伴的亡灵能够魂归故土，于是两人决定朝故乡的方向磕三个头。但是，茫茫戈壁中，他们早已迷失了方向，故乡到底在哪边呢？两人都不知道。只好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磕了三个头，两人一边磕头一边哭……
乾隆年间，临汾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长大后，他听别人说过，父亲早年走西口去了，走的是西北那一路，于是他就下决心要到陕西、甘肃一带去找父亲。他一路打听，苦苦寻找了3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了一个老乞丐，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他就是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
山西阳曲县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20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楌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但找了一年多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花光了，最后沦为乞丐。他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他的哥哥，哥哥告诉他，自己也刚刚打听到父亲的消息，他在张家口卖菜……
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每一个都让人叹息。我们无法统计，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究竟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风沙中……
图为明长城大同镇关隘——新平堡全景风光，这里也是当年走西口的重要关口之一。
埋葬青春年华的贞节牌坊“一辈子夫妻二年半”
当年走西口的人，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而留给家人的，往往是无尽的等待和深深的失望。
在山西的晋西北山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嫁汉不嫁走西口汉，一辈子夫妻二年半。”走西口的男人常年在外漂泊，与妻子聚少离多。有的结婚一两年后，就出口外去谋生，往往要十几年才能返乡;有的甚至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埋骨异域。一个女子要是嫁给了走西口的男人，则很可能一生都要咀嚼痛苦，在无尽的思念中打发日子。还有些人到了归期，可送回乡里的经常是一口棺材，新婚媳妇哭干了眼泪，只能守着幼儿艰难度日……
当时妇女地位极低，寡妇再嫁是辱没门庭、没有脸面的事情，于是有的女人选择了自杀，有的则忍辱负重，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在《介休志·列女卷》中可以查到很多这样的真人真事。清朝时期，这样的记载更多，可见当时年轻人外出讨生活之风有多盛行，也可见走西口者的婚姻有多么不幸。
很多年轻寡妇，守节终生，留下了贞节牌坊作她们人生的见证。古代人能够拥有一座贞节牌坊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但没人知道就在那些贞节牌坊下面，埋葬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年华，埋藏着多少女子的血和泪。今天，尽管历史已经将这一页翻了过去，但那些尚屹立在晋陕大地的贞节牌坊，还在诉说着一个个女子悲惨、孤独的故事。
这是时代的悲剧，有众多原因。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从事地方贸易时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而且还规定，探亲分为10年、6年或3年一次，每次3～4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开始学徒，到60岁退休，走西口的经商者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于是，便有描述夫妻离别，劝人别走西口的民谣，如：“半截瓮，栽蒜苔，绿绿生生长上来。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还有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的民谣：“悔不该嫁给买卖郎，丢下俺夜夜守空房。要嫁还是庄稼汉，一年四季常做伴……”
图为夕阳下的贞节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