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代中后期，长期的和平使得拉萨的城市面貌一片繁荣，这在当时驻藏人员的记录中屡屡可见。
驻藏大臣衙门和其机构，本身就成为拉萨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驻藏大臣衙门最先设置在八廓街北面的通司岗，前临八廓街，背靠冲赛康，《西藏图考》中记载，驻藏大臣衙署“闻系三层楼房，楼高墙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在通司岗之乱中，衙署被焚毁，旧址上兴建了傅清、拉布敦祠堂。驻藏大臣衙门则搬迁到今天小昭寺甘丹康萨一代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官邸，“业闻多栽树木，引水入内。后因入官，作为该大臣衙门，历任驻藏大臣俱略为修葺”。特别是庆麟和雅满泰任驻藏大臣期间大肆修建住宅房屋。
再后来，驻藏大臣衙署移至扎什城。到了清代中后期，驻藏大臣衙门长期位于今天大昭寺西面，朵森格路南段一带。无论是在英国人绘制的拉萨第一张精准地图上，还是根据驻藏大臣有泰的日记，都反映出这一时代位于朵森格路的驻藏大臣衙门，规模相当可观。
除了办公、生活区域外，驻藏大臣衙门和扎什城军营内还有众多的神坛和庙宇，如萧曹庙、丹达庙、吕祖殿、财神庙、龙王庙及轿班住房等，驻藏大臣等每月拜祭，操阅扎什城的军队，热闹非凡。
城市发展和扩大，拉萨的人口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卫地诸城，首曰喇萨……今达赖居此，有五千余户”，再加上远超俗人的僧人数量，嘉庆年间拉萨的城市人口已达万人左右。宣统年间，拉萨城市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西藏新志》载拉萨“商贸辐辏，街市繁盛，人口约五万余”，再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一遇盛大宗教活动如传召大法会，人口更是剧增，全城人口达十万以上。意大利游者在20世纪初写道，“拉萨人口稠密，不但有当地的居民，而且有大量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比如鞑靼、中原内地、俄罗斯、亚美尼亚以及克什米尔、印度斯坦和尼泊尔等地。他们全都以行商而闻名，在这里也都赚了大笔的钱财。这里的房屋一般都很宽敞，高大，用石头建造，一共有三层楼……”
“市中心是一个大广场，从早到晚都有人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易，从下午直到日落，人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要想穿行而过也很困难。”拉萨市区拥有饭店，戏台、商店等设施，有的商店规模很大，商品品种多样，“来到吉科定又称觉康或拉萨觉沃康，即汉人所称的大昭寺），南边的街上，我们发现街道两旁有几层楼的尼泊尔商店，也有汉人商店、丝绸、瓷器和各种砖茶都摆出来卖”。
20世纪上半叶,数次造访拉萨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C.Bell)也不得不承认，拉萨“不纯粹是一个西藏人的城市。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从中国很多省份来的中国人，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来自中国土耳其斯坦(新疆)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西藏人。这
种情况，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乾隆时代的官员周蔼联在自己的《西藏记游》一书中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分别来自不丹、廓尔喀、克什米尔等地商人的举止、神态和销售的货物。
晚清光绪年间的《有泰日记》也提供了可贵的旁证，驻藏大臣有泰记录他在拉萨街上买到的种种珍奇玩物，也足以表明拉萨市面的繁华。例如“代买小套子史记精华一部，共四十本四套，价藏钱四十枚”，“送到洋人照藏内山水人物一大册有十几斤重，皆系布与厚纸所成，坚实固属坚实”，“早即纷纷送年礼，竹君送藏图一张，乃布达拉山一面横披，甚有趣。王永福拿来本地烧土罐土瓶等十件，皆按古样……”
欢乐的众神
多样的人群和种族，带来了圣城拉萨里丰富多彩的信仰和文化生活。据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杨永明考证，清代中后期，拉萨拥有多座庙宇。例如，仅关帝庙就有四座，分别是磨盘山关帝庙，吉日关帝庙（又叫“云南庙”，清代中期以后，为一批来自云南的皮革加工工人所建。从此,凡在拉萨做生意的云南籍商人，不管其家境贫富与否，均需捐献一定数量金钱用于这座关帝庙的扩建）。还有热木其石桥关帝庙，据说20世纪50年代前，该庙之庙祝还是汉族尼姑。
有财神庙（“才喜妙”拉康），位于拉萨市八廓街居委会辖区内措那小巷内，庙中供奉财神赵公明。
有丹达神庙，位于今拉萨市鲁固居委会辖区内，为供奉进藏路上天险丹达山神而建，近代拉萨丹达神庙并供有关帝像。“常住在拉萨城内的汉族人常到庙内烧香拜佛,逢年过节还举行庙会,演出汉族民间戏。”
有龙王庙，一处位于龙王潭，一处位于罗布林卡凉亭侧。
人数众多的回族人口，从元明时期就迁入西藏地区。回族来到拉萨，起初多为商业人口，后来逐渐定居。回族的迁入，亦将伊斯兰教传入拉萨。根据清代的匾文,拉萨清真大寺始建于康熙五十五年，乾隆五十八年进行了扩建。离清真大寺大约100米的西面还有一座小清真寺,建于20世纪20年代。直到今天，在大昭寺东面，清真寺的拜声与大昭寺的法号声依然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