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希望能改变中国一个产业的现状。
口述/通和资本陈连勇
从硅谷到中国
1984年，我从北大毕业。那时，中国刚恢复高考不久，盛行的观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在理工科聚集了大量最优秀的人才。由于之前的历史缘故，很多东西被破坏了，导师团队不复存在，没有能力培养博士生，硕士教育刚开始。国家推出一系列公派留学计划，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各有一个。当时，顶尖的人才大多选择了出国，我们也正好赶上。
当初北大化学系我们这一级有153名学生，在我们毕业的5年间，三分之二的学生出国了，大部分在美国。我由于特殊的机会，没有走公派留学这条路，而是自费去了比利时。那是一段特殊的经历。比利时官方语言之一是法语，我花了6年时间在天主教新鲁汶大学拿了有机化学博士学位，也顺带多学了一门语言—法语。
毕业后由导师推荐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学校竞争很激烈，课题都很前沿，凌晨1点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一半实验室的灯还亮着。我那时的同学现在有一些已经在世界各地非常顶尖的学校当教授了。我当初也有做教授的机会，但后来决定到工业界去做科研。学术界的科研大多偏理论，与实际运用相距远。
我在麻省理工博士后工作完成后去了位于新泽西的制药企业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我很幸运，所在的团队成功研发了一个降胆固醇的药，目前这个药在市场上还有很好的地位。发现这个药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靶点，成药多年后，才有人用BIOINFORMATIC方法依靠计算机找到了靶点。之后，我们又开始做了数个其他领域的新药研发。其中一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一次我们很清楚靶点，可花了三年多时间，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就是做不出药来。
这两段反差对我现在的投资判断、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制药不只有科学的一面，还有艺术的一面，也就是说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的那面。在制药产业里，我也看到了另一些局限。比如科学家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但他们并不能决定这个药的未来，做决定的是这个产业里的另一层做管理的人。所以我决定不再继续做科学家，而是对如何在这个产业里做出正确的决定更感兴趣。
我加入了麦肯锡，这是一家把管理当科学来做的公司，我也因此回到了比利时。当时恰逢诺华等大制药公司的合并潮，我们参与了很多。当初我们做的另外一种比较多的事与我们现在也有关系，就是思考如何能提高大公司的研发效率？当时我们做了很多设计，对一些公司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模式化地解决提高研发产出的课题。研发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一个公司的成功，往往就是研发团队里有一两个人非常地有感觉，对药的理解很深刻。
后来我回到了美国加州为硅谷的生物技术公司做顾问，当时是硅谷生物技术最红的时候，平台公司也最多。我很幸运，几乎接触了所有的生物技术。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很多东西还都是那个时候在美国起来的，现在华人拿回来想要做。
有了这些经历，当我后来回到中国做风投时，这个行业对我来讲已经很少有意外的东西了。在硅谷，我们还有一些华人的生物医药圈子，比如百华协会。这些圈子里的朋友，多年之后，我们在中国又再相遇，我们也由同学、朋友变成了投资对象、同行和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