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
50年代的人是从大集体主义来看自己，强调自我服从集体；而90后是从自我主体出发，以个人的喜好和成长发展来界定集体，由我及他，而不是由他及我。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
每逢过年，老友、同事等各种访客都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坐下来唠家常的时候，往往会你说东、我说西，你说你那儿的变化，我说我这边的新闻；老的会说我当年如何如何，小的会说我正在干啥干啥……
在这样的聊天中，我突然发现，不同年代出生的人，身上的时代烙印真的特别明显，在价值观、表达方式、生活习惯这些方面，各有各的风格和精彩。但是在这些交流中，也会不断地闪现出两个字――“代沟”。
“代沟”其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现象，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具体表现。
每次我回到中央党校的大院里时，都会和老同学聊聊旧事。我记得，当年我们一起读书的时候，都认为我们和上一代是有代沟的。但这次回去时我发现，二三十年过去了，上一代人走路的姿势、谈话的内容甚至吃饭的方式都没有什么变化，倒是我的老同学们身上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他们和当年的“上一代”长辈之间居然完全没有什么代沟了。
我的理解是，在一些稳定的体制内，“代沟”的表现是比较弱的。机关的体制比较稳定、封闭，可能三五十年都没啥变化；在机关里工作的老人或新人，会被同样的体制所吸纳、同化和改造，成为那个体制需要的一类人，然后复制出自己的同类，因此，代与代之间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差异。就算是初出茅庐、满脑子新鲜想法的年轻人，到了这样的体制内，往往也不方便表现出有“代沟”存在，因为“代沟”会让他的进取变得咄咄逼人，而他只有通过依附体制、依附上一代，才能获得成长的空间。所以体制内的年轻人只能适应环境，改变自己。
而在体制外则恰好相反，“代沟”的存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体制外是开放竞争的环境，博弈的两代人不是依附关系，新一代要通过战胜上一代来获得发展空间，上一代人反而要虚心学习、适应新一代人创造出来的新规则，包括这个消费时代的语言、习惯、价值观，以适应和应对这种“代沟”带来的冲击。
我们看到各种小鲜肉、网红、明星，比如像吴亦凡、李易峰这样一茬一茬出现的新人，以及很多新时代的创业者、企业家。几乎所有体制外的人都围绕着这些新的一代，给他们欢呼和掌声，投资他们，使这些新人的市场越来越大。
所以，在体制内是老一代主宰着世界，而在体制外，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年轻人主导的未来。
是什么导致“代沟”的出现呢？我觉得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不同时代人的行为方式、情感是不同的，这就非常容易产生代沟，而且这种代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比如从40后到60后，都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想问题，说的全是大时代、大概念、大是大非，生活方式也是过“苦”日子，保持“苦”作风，以苦为乐，并且希望人能艰苦奋斗，在苦难中学会生存发展。而现在的90后讲的是一个“小”时代，他们的生活形态是小兴趣、小情趣、小恋爱、小发展、小资、小清新、小鲜肉等等。
一个是政治时代，一个是消费时代，不同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变化带来了不同的时代烙印，导致了生活、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别。而且这种变化越持久、越剧烈，差别就越大、越深刻，波及的范围就越广、越持久，产生的代沟就越明显、越不可弥合，对后续的发展影响越大。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的发展。每一个时代物质条件的变化，会带来生活习惯和交往方式的变化，所以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会产生差异和隔膜。比如现在的90后是“一部手机行天下”。无论是买电影票、叫车、叫外卖的支付，还是发红包、抢红包，甚至看病挂号、旅行订酒店、遇到危险一键呼叫大保镖、每个月管理自己的大姨妈，各种各样的事情，全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这些不断发展的技术被新生代迅速吸收、运用和驾驭。反观40后、50后，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经济落后、技术不发达的时代，那时候养成的生活习惯和沟通方式深深地影响到他们今天对世界的看法。他们更相信自己看得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只相信熟人、上级、组织，而不相信网络，不相信通过网络付费能获取可靠的服务，对网上通过各种好评、差评这种技术建立起来的信任系统往往不以为然，甚至是担心、排斥。
第三个原因是价值观不同。总体来看，50后、60后甚至更早年代的人，更多是被意识形态训导出来的一代。意识形态曾经完全统治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包括规范的生活方式、工作行为、与家人的关系，这会使他们习惯用意识形态的尺度去衡量社会、评价是非，而且往往会把一些偶然事件、生活的细节上升为政治问题、原则问题，甚至上升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大话题。这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很有压力。
而现在的90后，其实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代，是消费的一代，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物质的。50年代的人是从大集体主义来看自己，强调自我服从集体；而90后是从自我主体出发，以个人的喜好和成长发展来界定集体，由我及他，而不是由他及我。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
面对这样的变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体制内、外交界的位置上。当我面对体制内的领导时，常常感觉不到时间的流转，因为我从体制内走出来，和他们的代沟几乎是不存在的。而面对消费者、竞争者、合作伙伴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代沟，一定要投降：向年轻一代投降，向新技术投降，向新的消费趋势和价值观投降，向未来投降，向更开放的中国投降，向更加法治化、在“自我”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生活新准则的社会体系投降。我们除了跟随、研究、适应他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所以当我和这些老同学有机会跟80后、90后同时在一起的时候，我感知到的“代沟”的压力要远远小于原来同事、同学们。换句话说，在当下快速生长的、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和我们这些为了发展事业而处于高度竞争环境中、每天要应对新变化的职业人之间的代沟，要远远小于那些几十年都处于原有轨道上的人。
这就注定了在市场竞争中，在企业发展中，在开放的社会生活中，我能被年轻人创造的未来所消化、吸收和接受，能和年轻人一起推动未来的发展，甚至我就属于年轻人。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所有的企业家惟一能选择的角色。
面对90后甚至00后主宰的未来世界，我们甘愿跟着他们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起去开拓属于我们自己的更开放、更有包容性，也更强大、更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