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的愚人节，最终成了“一个假节日”，有关“雄安新区”的新闻成了“网红”。桑德环保集团董事长文一波是北京湖南商会执行会长，他也转发了“雄安新区”设立的新闻，还特别强调说集团在雄安等几个县接了一些环保项目，已经是抢到了先机！
“愚人节新闻你也信！”湘商文化促进会伍继延会长还在文总的朋友发了几个字的评论：哈哈哈！
谈到刚知道雄安新区的感受时，伍继延觉得中央决策快得有些“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如果按过去的搞法，来来回回可能很多消息就传出去了，不利于整体的部署。
伍继延认为，雄安可能会成为经济、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
雄安新区的设立，首选是突破了传统城市发展路径的模式创新。此前，伍继延认为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是不可能动摇的。因为历史上南迁首都的朝代，都没有一个理想的发展结果。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空间，除了向海洋拓展，另一个就是向北方发展。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国家，中国的首都放在北京，不只是有战略安全上的考虑，而且也有经济上的考量。从亚洲来看，整个东北亚是最富裕的区域，也是地缘关系错纵复杂、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从现实的逻辑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很大的程度上将是在东北亚展开。所以，中国的首都一定是在北京。
首都地位不能动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让一些非首都功能搬出北京，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跳出北京寻求破局之道，设立雄安新区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会体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比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节约得多，人均用水可能只是北京人均用水的几分之一。从雄安周边的区域资源条件来看，白洋淀东临南水北调的东线——京杭大运河，西边靠近南水北调的中线。既然搞了雄安新区，就会突破过去透支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当北京、天津、雄安这个铁三角辐射地区的环境治理好了，对北京的环境治理是有促进的。
“雄安新区”的设立，也会带来制度创新。伍继延回顾说，当年深圳之所以能快速发展起来，跟当时深圳的主政者对香港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他们看到了法制框架下的自由经济体激发了市场和社会发展的活力。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最早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治理与发展理念。正由于充分发挥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的活力，所以深圳某种意义上成了创新发展的样板。“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大的央企和高科技企业搬迁进驻只是一个基础，如何打造一个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雄安新区”应该会在制度创新上做出更深入的探索。
伍继延分析说，“雄安新区”也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实验区。大社会之所以大，是因为各种阶层和关系的协调、博弈需要社会组织来发挥作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政社分开”的思路来规划“雄安新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真正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包括各种环境、资源问题的解决，都可以通过商会等社会组织起到一个很好的补充和促进的作用。
“雄安新区”的发展，只借鉴深圳和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成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实验区。在此过程中，各地商会已有比较成熟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带到雄安去，为营造政社分开的社会治理体系贡献更多力量。如果在市场经济解放经济生产力的同时，通过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激发社会生产力，“雄安新区”的发展就会多一个动力。
未来，“雄安新区”对京津冀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是可以预期的。河北的保定，过去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解放后也曾是河北省府所在地，发展空间很大。伍继延认为“雄安新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在发展模式、经济制度与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也将会有助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他本人对河北的历史和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曾多次前往保定等地考察，而湖南企业在当地的投资也比较多，甚至在某些领域形成主导优势。比如在白沟，有湖南商会的很多会员企业，几乎垄断了当地的箱包市场。近到北京天津，远至东北三省及俄罗斯的箱包，都是在白沟的湘商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