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有两条新闻同时出现。据当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交通部正在研究补短板政策措施，数万亿项目待发。呼之欲出的“大基建”项目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官方版本，但扬帆起航就在眼前。
也是在这一天，国务院召开“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江苏的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蒋锡培做了发言。他认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
这两条新闻分别产生了各自的效应：当日深沪两市震荡上行，沪指盘中重回2850点，市场做多氛围持续回升，基建板块成为上涨主力军。而与此同时，“蒋锡培建议”刷爆民企朋友圈。
在我印象中，蒋锡培的这一套减税建议并非第一次提出。2016年之后，他多次在各个场合鼓吹减税，我亲耳听到，起码两次。
他的方案很具体：降低增值税率。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16%、10%和6%改为两档10%和5%。小规模企业，即营收在500万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营收在500万-2000万元的，减半征收增值税；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相关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若将融资费用也纳入抵扣链条，将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企业所得税。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为15%。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高新技术企业降至10%；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减轻个人所得税负。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3500元/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月。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档；降低社保费率。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15%、5%和5%。
如果你去民营企业家中做调研，支持“蒋锡培建议”的应该超过九成。在学界，对“蒋锡培建议”的看法并没有那么一致。反对的意见主要有两条：
其一，政府减税是有“时间窗口”的，最佳时机是在经济增长期和税收充沛期，政府的腾挪空间较大。当下之时，景气低迷，增长乏力，政府减税恐成无米之炊。
其二，基建投资立竿见影，发文、印钞、开放债务平台，三板斧下去干净利落。减税却在短期难有激活成效，因此，急病无法用慢药。
对这两个担忧不以为然的学者，也有两条看法：减税表面上看使得政府税收减少，但是可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和促进国民消费，从而扩大税基，长期而言，反倒能起到增加税收收入的作用。
从2004年至今，中国经济每次陷入危机，基本都靠巨额投资拉动，看上去屡试不爽，但是，却一次次拖宕了落后产能的淘汰，造成了货币的泡沫化。更要命的是，每次的“白马骑士”都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市场和民企成边缘化角色。
这样的争论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已经吵了很多年。10年前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拖累全球，中国在下半年推出了4万亿计划，那也是一个真金白银的大基建工程。
张五常教授在当时的一篇专栏中写道：“不反对政府推出4万亿，但又认为私营的工业发展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怎可以自圆其说？绝对是难题，为之我想了多天了。”想破脑袋之后，张教授给出的建议是，与其刺激内需，不如刺激内供，通过简化税制和推动政策的公平化，鼓励民营企业的投资和转型积极性。
吴敬琏教授同样不太赞同外延式投资的拯救方案，而是寄希望于体制及要素改革。2008年，对于信贷松动的呼声，他警告说：“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8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等到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
是“大基建”还是“大减税”？而或，在基建补短板的同时，下决心实施减税计划？
蒋锡培高中毕业后当过钟表匠，27岁时在宜兴的一个偏远乡镇创办塑料厂，目前是电线电缆行业的全国老大。作为“苏南模式”的幸存者，在将近三十年的创业史上，蒋锡培经历过产权改制、内需滑坡、外贸的黄金十年、产业转型乃至家族传承等，无数次的中国式挑战。他是千万民企中的一员，既是本轮改革的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他有资格写一本很骄傲的回忆录。像蒋锡培这样的企业家，应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每一个商业国家都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