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记者洪治刘彦华
党校姓党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中央党校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两项法规”）出台后，作为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一校五院”中唯一
的“一校”，中央党校便马上行动起来，根据校领导指示，教务部决定开设关于“两项法规”的课程，该课程由党建部承担。“一门课的设计需要不停地磨合，各方面的要求非常多。”中央党校党建部政党比较研究室主任谢峰教授说道。
经过2个多月，包括讲题设计、授课人确定、集体备课等方面的准备，很快“两项法规”课程便陆续在中央党校各干部培训班次中开设，进而推广到其他国家级干部学院中。他们为何要如此着急设计呢？
新世纪组建的“国家队”
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期开始，就非常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这不仅是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其中国家级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中央党校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央党校命运多坎，1926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在北京和广州两个革命中心各办一长期党校，取名“最高党校”，然而由于“三一八”惨案和北伐，两地均未办成。次年，中共五大期间曾设立“党校委员会”，预计7月30日开学，但7月15日汪精卫的“分共”让其再次流产。
好不容易在1933年3月13日，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日子，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建立，这是中共第一个全党性质的最高政治理论学府。曾任中共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并兼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的李维汉曾回忆道：“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中央党校从1933年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
然而，办学没两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中央党校被迫停办。长征期间，在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曾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决定“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地培养军事与政治干部”，然而，张国焘的分裂破坏最终使这个设想成为泡影。
除此之外，中央党校还在1947年国民党攻入延安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过两次，也曾于1948年至1955年更名为“马列学院”。尽管历经艰辛与挫折，但中央党校始终肩负着为党培养干部的使命坚强地发展着，它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教研场所，更在延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重大阶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为其亲笔书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
深厚的历史积淀让中央党校的旗帜作用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走向正常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更是进入快车道，据198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有各级党校2838所，而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仅有中央党校一所。
1994年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在定位于分工上，中央党校以省部级党员干部为主，辅以部分厅局级干部、优秀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的轮训与培训。国家行政学院则主要承担高中级公务员的培训以及省部级行政领导参加的专题研究班，并辅以部分厅局级干部和优秀后备骨干参加的培训班。
进入新世纪，干部教育培训基地数量进一步增加，为了进一步优化干部教育机构的总体布局，加强教育资源整理力度，中央于2005年3月创建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以下简称“中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以下简称“中井院”）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三所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中浦院主要是进行改革开放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建设知识和能力教育以及开展干部培训国际交流合作。中井院和延安干部学院主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2008年还创办了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主要针对央企和国企高层次经营管理人员开展教育培训。
由此，形成了干部教育“一校五院”的“国家队”，它们优势互补，各有侧重，构建起了改革、开放、竞争、择优的干部教育培训新格局。见微知著，这支“国家队”是如何教育干部的呢？
全方位的党性教育
“党校姓党是党校办学的根本原则，也是做好党校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央党校副校长徐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党性教育则是“党校姓党”的重要一环。
“两项法规”课程便是党性教育中的一门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如何能保持廉洁自律，党内对违纪有何处分措施是从预防到惩治的一个闭环。这不仅是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群众雪亮眼睛时时刻刻关注的，更是党中央所重视的，而中央党校能在短时间内设计出相对应的课程也并非偶然。
“党校的党性教育是系统性的。”谢峰说道，“党性教育作为一个专门单元，占到课程的20%。”在党性教育的9或10门课中，除了“两项法规”，党建部还承担了总论、党章、群众路线、苏共失败教训等课程的设计与讲授。“我们在感到光荣的同时，更感到了压力。”谢峰强调。
若以为党性教育就是课堂上老师讲、学生听，那就太过片面了。党性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宽泛，但其实很具体。中井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告诉《小康》记者：“这些年，我们教学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就是构筑以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为鲜明主题的教学内容，同时探索以现场体验式教学为主，专题教学、音像教学、案例教学、互动访谈、社会实践、学员研讨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历史启迪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
“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45岁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曹军骥说道，“这是我在井冈山学习与生活期间，耳濡目染学习领会了井冈山精神的实质。”作为中井院2016年第5期厅局级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的一名学员，曹军骥在白天接受教育培训之余，晚上还会和同学们一起开展学习讨论。
讨论的效果很显著，而如此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关于党的性质、党的作风、党的传统，自觉向党中央看齐，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直的讨论在“国家队”中时常能看到。
党校还有着严格的纪律。“干部到中央党校接受教育培训转换身份和心态很重要。”谢峰说道。在中央党校，学习考勤、课堂督查、情况通报都有严格的制度，甚至连食堂用餐情况都会进行统计。远在千里之外的曹军骥每天6:30就要准时起床开始一天的课程，不仅要按时完成作业，连请假外出等都有严格的纪律要求。
正是在这样身体力行的学习中，党性教育慢慢融入到这支“国家队”干部学员的血液中。正如2015年12月12日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党校承担着为领导干部补钙壮骨、立根固本的重要任务，必须坚持党校姓党这个党校工作根本原则。”
以需求为导向
“寓管理于服务”，在“党校姓党”的原则下，“国家队”其实是为学员服务的，众口难调，面对那么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学员，如何让其满意？
在中央党校，能看到很多的“问题意识”。课程设计中，怎么分配理论课、研讨课、案例讨论课等课程方式的比例？课程主题怎么定？在授课中，历史部分讲多少？国际比较讲多少？分析框架怎么讲？课后，多久召开一次小组讨论？这些“问题意识”核心便是学员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来自学员自己，也来自其所在机构的期望，更要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
“摸清他们的需求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谢峰说道，“在平时的教学任务之外，我们还会做大量的基层调研，就能发现实践中很多问题，这对把握学员关注的问题很有帮助。”谢峰在每门课讲授前都会根据学员需要，有针对性的设计选题。“比如同一门课，西藏班可能就希望多讲点和西藏有关的内容。”
然而需求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在开班前，中央党校会收集每一位学员的问题，教务部则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每门课的小组讨论，让老师和学员进行双向交流，对于一些较深奥的问题则会在毕业前统一进行回答。
中浦院的班次以短期专题研讨班为主，非常注重“忠诚教育、能力培养、行为训练”的教学布局以及开门办学、开放办学的特色。因此，培训的专题绝不是随便挑选的，在教学设计过程中，要围绕专题项目开展需求调研、资源调研和学科发展前沿调研。
中浦院从2015年10月以来，就开展了多期领导干部“一带一路”主题的专题研讨班，在开班之前，他们除了调研学员的需求，还重点调研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这三家单位。“我们要从他们的角度看看需要我们的干部了解些什么。”中浦院副院长郑金洲说道。
了解需求后怎么满足？就需要围绕课程寻找能承担相关教学任务的人，在走访两部一委和调研企业走出去的困难和经验的过程中，中浦院不仅请他们推荐，自己也在留心有合适的人选。在此基础上，中浦院进一步调研了“一带一路”领域的学术前沿研究，寻找双方课程的转化点。
“我们的办学要把最新的实践成果和问题呈现出来，坚持问题取向、实践取向和需求取向。”郑金洲强调，“我们既要把握住经济发展和干部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把握住我们干部实际的需求。”
正是基于这样的调研，中浦院在提供教学方案时，总有备选老师供教学委员会讨论把关。也正是这种先定课，后找人的模式，让中浦院把握住了自己的主动权，真正做到了“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目前，中浦院的兼职教师授课比例达到了70%，已经有1000多名兼职教师登上中浦院的讲台，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到中浦院就是以授课教师的身份给学员讲了3小时的课，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中浦院非常重视学习和服务中央的工作部署，对于每届全会后的公报和决议，中浦院都会组织力量密切跟踪、研究、学习中央的最新要求，从中寻找可以成为自身办班的专题。“我们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央有什么变化，干部有什么需求，我们就会围绕这个进行调整变动。”郑金洲说道，“当然我们也会结合自身办学特色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努力，中浦院每年的专题迭代率都在20-30%。目前，中浦院已有包括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深化改革、城镇化与城市化、金融改革和现代企业管理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5大类教学主题及相应的研讨班。
这样以需求为导向的干部教育培训在其他“国家队”成员中也很容易看到，而这种需求不仅仅来自学员本身，还来自于部门机构，更体现了党中央的要求。
互动很重要
很多学员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实践的专家，因此干部教育培训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运用多种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互动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在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中尤为明显。
“进入21世纪，干部培训中的新情况决定了培训方法的改进势在必行。领导干部的学习目的明确，以及时、有用为取向，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主持中央党校案例教学18年的刘炳香教授分析道，“这一突出特点决定了在新的干部培训形势下，案例教学必然成为干部培训的一种主要方法。”
案例教学效果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案例的选择与导师（或称“催化师”）的催化。在2011年5月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省部级干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研讨班中就大量采用了案例教学的方法，他们选取了“染色馒头”、“三鹿奶粉”、双汇“瘦肉精”等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事件为案例供学生讨论。在案例课最后，学员们都表示收获很多，对现实工作有很大启发。
案例文本会在课前发给学员提前研读，每堂课均有3名老师，其中最有经验的老师担任主持人，也就是催化者，负责引导整堂课的流程，另外两名老师则会复述案例，从不同侧面激发学员灵感。学员们则被分为不同小组，在老师的催化下进行讨论，再派出代表针对老师问题进行陈述，陈述后还要接受其他学员的提问，案例课最后还会留出老师点评与学员自由提问的时间。
中浦院也非常强调案例教学，他们的特色做法是情景模拟，情景模拟涵盖了媒体沟通、危机管理、金融交易等课程。既然要模拟，那对于案例事件各环节的发展都要了如指掌，这就离不开前期扎实的调研，比如在瓮安事件后，中浦院的一个团队马上就到实地进行调研，不仅要摸清事件的发生节点，更要研究当时操作中有哪些失误，寻找原因。再在课堂中将事件复盘，让学员扮演不同角色，通过切身经历事件体会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如今，中央党校和中浦院都要求每个班次至少要有一次案例课的结构性讨论。
实际上，案例课也是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很多老师也在案例课的思想碰撞中得到了长足的成长。
除了案例教学，现场教学也已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方式。在中井院培训期间，第一堂课就令曹军骥印象深刻，那是在与中井院隔路相望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一次现场教学。
6月13日，星期一，早上8:00，全班41名学员高举院旗，身系识别带，整队步行走进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陵园门口，“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九个烫金大字，一块横式紫色牌坊园标映入眼帘，顿时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神圣的感觉。在学院张鹏华老师、杨帆老师的引领下，学员们穿过花坛园庭，顺山而上，沿着宽阔平坦的49级、60级台阶，在吊唁大厅向井冈山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宣誓，悼念。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祭奉着4.8万多革命先烈，有姓名可考的仅有15744人，其余都是无名英雄，平均每平方公里倒下200多名烈士。”不忘从哪里来，才知去向何方。每每听到先辈们为了追求自己执着的理想，为革命英勇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曹军骥都会为之动容、为之钦佩、为之热泪盈眶。
现场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参观，在去现场前，学员们会进行理论学习，再实地感受，回来后进一步讨论升华。中浦院是最早开展现场教学的学院之一，“我们把改革开放的现场转变为课堂，把改革开放的实践者转变为教员，把改革开放的经验转变为教材。”郑金洲说道。学员们曾到陆家嘴和前滩感受改革开放建设的震撼与进步，也曾到张江高科技园区看最新的科技动态，还曾到廊下镇了解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目前，中浦院已经在周围四小时车程范围内建立了260多个现场教学点。
科技也是国家队非常注重运用的，目前，中浦院已上线了“走进中浦院”和“学在中浦院”两个APP，在帮助学员快速融入学习的同时，也使他们能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并且在离开中浦院后仍能继续学习。中井院则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按照“一个现场教学点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的要求，探索和完善了“围绕一个主题、讲述一个典型、设计一个活动、营造一个氛围、受到一次震撼、得到一次启迪”的“六个一”模式，大大提高了授课的科学化和情境化水平。
随着全球化进程，干部教育培训的互动自然离不开国际化视野，而要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就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实际上，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最初的模式就借鉴自西方，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已有了属于中国独有的特色。而国家队在邀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政要讲课的同时，也会培训来自国外的学员，加强中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