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五国连接着亚洲经济和欧洲经济。中国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不但能加速实体经济合作，并且能促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利用互联网技术能够深化中国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中国和中亚五国已经具备金融合作的基础；互联网金融克服金融排斥问题，时间与空间两维度上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源转移；互联网金融去中介化，低成本提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互联网金融外部性、规模性提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资金支持。本文最后设计出互联网金融融合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机制，构建区域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确保国别间资金往来的信用保障；构建丝路大众筹资融资模式平台，专项服务于丝路能源开采行业
中亚五国在地理位置上连接欧洲经济和亚洲经济，是中国经济向欧洲地区外溢的必经之地。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货币流通，加快人民币在中亚地区的流动频率。而货币流通建立在国别之间金融合作的基础上，中亚五国是否具有金融合作的基础？互联网技术与金融市场深度融合，互联网金融能否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并加以回答的重点问题。本文研究了互联网金融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逻辑，并设计出互联网金融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作用机制。
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基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行了阶段性的战略划分，第一阶段重点建设中国西部九省市（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以及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在地理位置上连接亚洲经济和欧洲经济，是中国经济向西扩展的必经之地。按照经济学家蒙代尔的观点，区域间进行金融合作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贸易结构的互补性；第二，经济增长潜力大、经济辐射强；第三，区域间具有金融发展梯度。区域间金融合作建立在贸易往来的基础上，以贸易往来为开端，金融合作渗透到商品贸易中，加快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加快金融衍生业务的地域性延伸；经济辐射是指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单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经济辐射较强地区通过生产端和消费端向外辐射经济资源，金融服务于生产端和消费端，经济辐射能力越强的地区金融渗透力越强，单个区域间金融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区域间金融发展梯度体现的是大国带动小国效应，金融合作涉及到多个国家之间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rugman的观点，出口规模越大且金融市场发达的主权国家货币成为主权国家之间贸易和金融计价结算货币的可能性越大。可见，金融发展程度的梯度有助于金融合作中货币的统一性。
贸易结构
按照资源禀赋差异可将中亚五国分为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以及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代表的非资源型国家。哈萨克斯坦具有丰富矿产资源以及石油资源，其境内储藏矿产90多种，已发现1200多种矿物原料，黑色、有色、稀有和贵金属矿产地超过500处，其中不少矿产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比重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钨的储量超过世界总储量的50%，钨的特点在于熔点高，耐高温，主要用于电器、电子设备以及耐高温材料，哈萨克斯坦钨矿储量将是世界轻工业生产国争夺的对象。另外，哈萨克斯坦亦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排名世界第七，陆上石油探明储量48亿~59亿吨，海上80亿吨，且绝大部分处于尚未开采阶段，在煤炭资源方面，哈萨克斯坦煤炭资源储量1767亿吨，位居世界第八。
哈萨克斯坦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并未支撑起本国的工业发展规模，这与其产业布局有关。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前，经济总量在独联体国家中排列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独联体工业发展的原材料供应地，产业布局中并未对哈萨克斯坦规划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之后，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中断，哈萨克斯坦工业部门残缺，缺乏技术和资本对丰富的资源进行深加工，哈萨克斯坦长期以资源的初级加工为主的对外贸易结构，且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如下表1和表2所示。
哈萨克斯坦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工业制品只能依靠进口，如下页图1所示。在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商品中，工业发展的机械装备位居第一，而中国机械装备技术成熟，能够与哈萨克斯坦形成贸易互补。
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辐射中亚五国在前苏联的产业布局中是原材料的供应地，并未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后，工业体系缺乏，工业经济发展落后。独立之后，各国均进行市场化改革，但资源禀赋具有差异，中亚五国经济增长方式亦具有差异性。哈萨克斯坦在独立之后，向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贡献度高，外资同时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依靠石油租金发展本国经济的哈萨克斯坦受到重挫，2010年之后，石油价格上涨，哈萨克斯坦经济快速恢复。与哈萨克斯坦不同，乌兹别克斯坦并不具备丰富的石油资源，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且国内工业体系严重不完整，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低，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致使经济发展滞后，2008年经济危机并未对乌兹别克斯坦造成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民经济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基础和工业结构与前苏联时期相比并未有较大改善。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初期，与前苏联各加盟国传统经济联系中断，经济大幅度下滑，吉尔吉斯斯坦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推行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改革，工业恢复增长，但基础薄弱，增长潜力大。综上所述，中亚五国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在经济薄弱的基础上发展本国经济，均属于工业经济起步阶段，且逐渐开放对外经济，经济增长潜力大。
在经济辐射方面，中亚五国连接亚洲经济和欧洲经济，是中国经济向西扩展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第一阶段主要在中国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西转移，尽管经济重心依然在东部范围内，但向西方向移动明显。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受自然天气影响较大，第一产业重心在全国范围的移动并无规律，第二产业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影响，逐渐向西部方向转移，但并未脱离东部范围，原因在于东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东部地区较多行业出现市场剩余，向外寻求未饱和市场的内推需求强烈。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政策导向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等大型项目拉动西部经济增长，说明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第三产业重心依然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大。
金融梯度
中亚五国受前苏联传统产业布局和激进式市场化进度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金融发展滞后。哈萨克斯坦在中亚五国中属于经济和金融发展较快的国家，但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资本市场以债券为主，证券交易规模小，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低，哈萨克斯坦金融发展依靠国外资本，主要来源于石油美元以及国外中短期贷款，哈萨克斯坦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并未有完整的金融体系；乌兹别克斯坦的金融市场稳定，但其金融体系规模小，金融市场封闭，与国外金融机构业务往来较少；吉尔吉斯斯坦的金融体系并不完整，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尽管有资本市场交易，但其资本市场交易规模小，只有吉尔吉斯斯坦电信、银行等14家企业在交易，平均年交易额一亿美元。中国西部地区受国家政策的鼓励，以及东部地区金融资本市场饱和的影响，金融资本有向西部转移的趋势，资本转移依托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西部金融市场发展逐渐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与中国西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梯度。
互联网金融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逻辑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已经具备与中国西部进行金融合作的条件，鉴于中亚五国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以及金融结构单一，在合作过程中，以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主，在合作对象上，针对中亚五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中国对中亚五国的需求，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以能源贸易和能源开采为依托，通过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功能，服务实体。
互联网金融克服金融排斥问题，时间与空间两维度上实现资源转移
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特点是资源储量丰富，对于一次性消耗资源的开发需要大规模的资金，且对资金的使用期限较长，从资本的本质看，在市场经济模式下，会出现资本外逃，资金使用非持续的金融排斥问题。市场经济模式下，资本具有逐利性，金融机构的目标是单位货币价值最大化，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权衡利润来源模式、成本和风险控制。在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地区资金的流动依托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空间布局对金融服务覆盖面具有较大的影响，低收入人群和发展落后地区具有金融服务真空现象。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需要大量资金，并非单个金融机构能够承担，且在长期内，资本的逐利性必定产生资本外逃现象。互联网金融依托网络平台，具有信息公布、交易结算等功能，信息传递可达任何地区，汇聚社会资本，包括金融服务真空地区客户，突破传统金融机构网点设置缺乏的限制，并且能够进行24小时资金交易，能够有效、全方位且持续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互联网金融去中介化，低成本提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依靠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金融服务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解决了投资者和融资者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成本下降。投资者基于网络平台，通过搜索引擎、大数据和社交网络等方式收集数据，对融资者的资信和还款能力进行了解，甄选信用良好的项目直接进行投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解决了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了信息搜寻成本，有效控制了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对社会资本信息搜集方面。小众客户信息搜集的成本大，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小众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互联网金融信息通过日常生活网络化的平台端口，通过数据分析获得小众客户金融服务需求，满足其短期、小额的金融需求，互联网金融能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项目合作提供低成本且规模较大的资金来源。
互联网金融外部性、规模性提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资金支持
互联网金融具有外部溢出效应，梅特卡夫原则指出，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网络的价值是随着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资金供需方通过互联网平台产生不同的金融需求，主要是金融服务品种的多样性需求，对于单个用户而言，其自身的金融服务需求衍生出金融服务供给端的创新，不同用户链接多种服务，在庞大的金融网络中交叉，形成巨大的网络溢出效应。互联网金融所衍生出金融服务的多样性，能够满足不同客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能够形成庞大的资金网络，汇集社会闲散资本，累计规模庞大的资金池，定向投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项目，满足能源开发项目资金规模大的要求，同时，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避免了资金使用的非持续性问题，能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项目提供持续的资金流。
互联网金融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机制
构建区域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确保国别间资金往来的信用保障
哈萨克斯坦丰富的石油资源能够保证中国石油安全，石油贸易结算以及对哈萨克斯坦资源开采的直接投资结算依靠银行结算系统进行，但是，跨国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政治风险。中亚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存在第三方干预和内部不稳定导致的政府违约风险，在与中国进行能源贸易和能源开采投资项目时可能拒绝合同约定。另外，中亚国家政治不稳定，自独立之后，数次出现内战以及针对跨国企业的示威游行，例如，塔吉克斯坦内战，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动荡，增加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合作难度。政府违约主要来自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博弈。中亚地区自独立后，中亚成为大国利益交错地区，美国、俄罗斯、中国、土耳其等国家均将中亚作为争夺对象，大国通过协商或私下协议说服或逼迫中亚国家对其他大国的合作项目进行限制，维持和争夺本国在中亚地区的权益，谋求地缘优势。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说服或逼迫中亚五国对中国的能源贸易和能源开采投资进行限制，中国企业进入中亚国家将面临政治违约风险。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还体现在内部不稳定方面，中亚国家短时期内并未出现国家政治动荡，政府官员腐败、社会经济失衡、部族关系紧张、政治反对势力、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运输对中亚国家的内部稳定造成威胁，政治的潜在不稳定导致中国和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政治风险增大。互联网技术的提高可避免政治风险带来的能源贸易合作受阻。在能源贸易过程中涉及能源贸易支付结算，建立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能源贸易资金的周转由第三方管理，待能源商品交易完成后，由第三方进行资金调拨，避免了由于政治风险导致的违约风险。
构建丝路大众筹资融资模式平台，专项服务于丝路能源开采行业
哈萨克斯坦丰富的石油资源，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投资标的为能源开采行业。石油资源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命脉，哈国政府对外资进入本国石油开采行业具有严格的限制，在哈国兴起的BOT投融资模式受哈国政府的青睐，已经是哈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哈国颁布的《特许经营法》，通过契约的方式将国有资产转为私人（外资）临时占有和使用，在一定期限使用后交还国家，即BOT模式融资方式。对哈萨克斯坦石油资源进行BOT模式，资金需求规模大，且资金使用期限长，BOT模式长期的非盈利性对国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盈利性造成风险，资本的使用效率较低，互联网金融中的大众筹资融资模式可避免资本使用效率降低的风险。大众融资模式是资金需求者通过互联网的大众筹资融资平台，通过发布其项目的基本情况，向社会募集公共资金，通过股权、债权、分红、利息等方式回馈投资者。众筹模式的特点在于汇聚社会闲散资本，在国内储蓄率低，居民并无有效的投资渠道情况下，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众筹平台，将哈萨克斯坦石油开采项目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公布，将BOT模式的预期收益率和回收期的结构组合信息提供给社会资金的供给者，能够达到三种效果。第一，加快资本跨越国界流动，加快了人民币的使用频率，有助于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性流通；第二，保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无论从成本角度还是从可持续供给方面考虑，以众筹模式进行的BOT项目投资均具有可持续性；第三，实现了社会闲散资本的使用效率最大化目标，见下图。
结论
蒙代尔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提出了区域间金融合作的条件，据此，本文从贸易结构、经济增长潜力和金融梯度三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亚五国和中国西部地区的金融合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和中亚五国已经具备金融合作基础，贸易结构互补，经济增长潜力大且经济辐射强，金融梯度明显。根据现有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理论，将互联网金融理论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理论中，指出互联网金融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内在逻辑，一是互联网金融克服金融排斥问题，在时间与空间两维度上实现资源转移；二是互联网金融去中介化，低成本提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三是互联网金融外部性、规模性提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资金支持。最后，本文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具体机制，构建区域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确保国别间资金往来的信用保障；构建丝路大众筹资融资模式平台，专项服务于丝路能源开采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