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硅谷还是一片田野，有高山、沙丘、海湾、骆驼草，没人会想到这个最不起眼的硅沙经过提炼后可以成为太阳能发电以及光纤通讯中的基础性原材料，更没有人会想到此后会有更大的人间奇迹发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魔力促成的呢？我认为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宏观原因。首先，硅谷地区有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大学，并形成网络互为犄角，互为支持。这些名校培养了大批致力资本型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力资源在多元化产学研的关系之中，喜欢创办初创公司、风投公司、天使基金，而不是仅为就业而努力。其次，硅谷还有全新的法律支撑体系，可以免费为初创公司服务。而且硅谷的法律和企业信用高度结合，一旦信用破裂，受损方往往因考虑时间的宝贵价值选择不起诉，而是公布事实，让违约者信誉扫地。再次，硅谷的宏观眼光是独具慧眼的，它面向全世界68亿人口吸引科技、工程方面的移民，唯才是举。20世纪末，印度和中国的专业人士在硅谷已占这一领域75%的比重。最后，硅谷的文化是多样化的，它的商业文化往往略胜一筹，用试错法去理解多方面的市场。同时，接受这种商业文化的人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追求的目标远比财富和金钱更为宏大，即使他们所拥有的金钱已可享用终生，但是他们仍然如痴如醉地工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在硅谷工作的人既可能是发烧友，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嬉皮士。有人曾说像硅谷这样囊括了社会学、经济学、科技学、人文学的地方在欧洲很难找到，在美国的东海岸会有，尽管上述这些条件都是硅谷之所能成为硅谷的原因。
第二，历史原因，这是硅谷可以一直在美国发扬和光大的原因。国际上曾有一位哲人这样评述美国，他说：“我们通常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既成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他们瞧不起欧洲，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有各种偏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进而马上进行实验。”我认为这段话的核心是在“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进而马上进行实验。”某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几乎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际行动。因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
有一家英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访问北京，来到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和我们座谈。他们的领带上都带有一组纺织机和棉花的图案，介绍说纺织机代表英国最早的纺织机，棉花代表印度的棉花，意为英国的工厂和印度的棉花组成的这家公司。他们说此公司在一百多年以前有一位股东，就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88年对美国人进行的描述可用于今天在硅谷的创业人并不过时。我认为：恩格斯说美国人的实验精神、成果付诸实践的精神、做事的务实精神用于形容硅谷的创业者丝毫没有过时。恩格斯说的思想不就是中国人说的实践论的观点和真理标准的观点吗？只不过硅谷更偏重自然科学，中国更偏重社会科学。我认为把二者结合起来对世界的进步是很有利的。我没有能力对美国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做出分析，但凭有限的知识和直觉，我认为硅谷的创业群体和纽约华尔街金融巨头或金融工程师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前者促进人类的文明和发展，而后者就想用美元来控制世界，我的观点或许不对，但这是我对美国现今情况的直觉与看法。中国改革最大的困难还是思想解放、实践问题，还需要把实事求是精神化为中华民族的基准，贯彻到各行各业人们的工作之中，贯彻到各项改革措施之中。
第三，硅谷的环境对公司、对学院、对科研单位的职务发明约束是相当宽容的，很少计较是谁拿了职务发明去办公司。虽然通常规定职务发明属于单位所有，但在硅谷有了新的想法，他们认识到知识应为世人共享，知识形成是人们互相启发的结果，甚至知识的源头都是多样化的。由于硅谷对发明人的创造尊重高于产权制度，所以甲骨文、雅虎、Google的创始人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职务发明起家的。而他们的原东家也并未因此和他们打官司。或许，硅谷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思想也影响了美国的立法机关。1980年，美国的立法机关通过的《拜杜法案》，就是把政府拥有的神圣专利权进行了改革，由政府资助的项目一旦成功，政府不再把专利所有权收归政府所有。而受资助的单位可以自行选择保有发明所有权的专利，由发明人来进行创业。该法案在1980年通过之后，对美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突破了专利所有权，有利于人类知识的快速发展。我觉得此法案的灵魂实际上就是硅谷的灵魂，是硅谷的灵魂推动了美国的立法，就此产生了《拜杜法案》。
回过头再看看中国，今天中国高铁所取得的成绩已经举世瞩目，甚至强于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中国高铁是由西南交通大学把高铁技术成功转化为产业提供了核心技术和设计的原创能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也有一个和硅谷相似的地方。2016年5月2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头条播放了西南交通大学科研鼓励的机制，该机制为凡属科研人员或科研课题组完成的专利发明实用技术，包括职务发明，如果在学校里组织推广这种技术的科研公司时，发明人或课题组均获70%的股份，学校占10%的股份，学院占20%的股份。该机制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研改革中的重大实践突破，我希望这一激励机制能普惠整个科技领域，因中国还没有立过类似这样的法规，但目前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而且这样的决定对中国的高铁技术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我认为西南交通大学还是以教学为主体，和科研也没矛盾，但这种机制上的突破我觉得有硅谷的影子。
今天，有人判断硅谷的发展已经不像原来那么高速了，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的高科技园区也越来越上档次，发展速度也加大了。比如中国的华为、航天技术、太空技术、量子力学等等都在科学园中发展起来了。再比如，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也都发展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美两国的技术交流，将是一件极其有益的事情，而且展品也可以在北京展出，意义非常大。2016年5月30日，中共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空前规模的全国科技大会，开展民间的科技合作，我认为这是中美两国结成新型大国关系极其重要的一环。近年来，中国赴美留学人数约为80万人，学成回国的也有40万人，希望中美两国可以以互惠互利的关系展开科技合作，让青年人的交往得到更大的发展。（本刊记者曹月佳报道张宇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