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保将积极参与国家风险管理顶层设计，扮演好“一带一路”信用风险管控“总闸门”的角色。同时，中国信保也将继续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撬动作用，建立重点区域金融体系风险预警机制，进一步强化对外投融资体系合力，发挥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信保将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立足政策性职能定位，将政策性资源更多投入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上，为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新贡献
Sinosurewillactivelyparticipateinthetop-leveldesignofnationalriskmanagementtoplayagoodroleofcreditriskcontrolmastergatein"theBeltandRoad".Atthesametime,Sinosurewillcontinuetoplayanimportantpartinleveragingpolicyfinance,establishapre-warningmechanismforkeyregionalfinancialsystemrisk,strengthenthejoinforcesofforeigninvestmentandfinancingsystemandplaytheroleofbridgeandlinkin"theBeltandRoad"Asanimportantforcein"theBeltandRoad".Sinosurewillputmorepolicyresourcesintoservicing"theBeltandRoad"basedonpolicyandfunctionorientationtocontributetopromoteChina'shigh-levelopenness.“我们坚信，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是一份益国利民的事业。中国信保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外经贸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保险规模及主要险种规模在全球官方同业机构中连续六年名列榜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来，中国企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然而，“一带一路”并非一片坦途，地缘政治和信用风险对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极大挑战。作为我国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积极履行政策性职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安全屏障，为“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发挥导向作用和撬动作用。
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存在国有化和征收风险高、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欠发展等问题；还有一些国家的政治形势受到恐怖主义或极端组织的负面影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信保没有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偏大而简单地收缩信用额度，而是在全面研判风险的基础上，努力扩大承保规模，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发展提供“中国信用”，用“中国信用”创造“世界机遇”。
国家高度重视中国信保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2013年以来，中国信保被纳入了多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工作机制，各级地方政府也将出口信用保险纳入了“一带一路”相关政策体系。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提出：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对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
中国信保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四年间，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支持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凸显，尤其是在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地区，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撬动银行融资、弥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2013年至今，中国信保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4400亿美元，承保了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约旦阿塔拉特燃油页岩电厂项目、巴基斯坦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马来西亚350万吨钢铁厂项目、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项目等各类“走出去”项目1097个，覆盖交通运输、石油装备、电力工程、房屋建设、通讯设备等多领域。中国信保累计向企业和银行支付赔款16.7亿美元，涉及“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基本覆盖了“一带一路”全线，主要损因包括汇兑限制、政治暴乱、企业与银行破产、买方拖欠等。
“一带一路”是我国构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促进国际经贸往来和跨国投资的新范式。作为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国信保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提供收汇风险保障、搭建融资平台等服务，支持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走得出、走得远、走得稳。中国信保充分发挥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担保、应收账款管理、资信评估咨询、保单融资等数十种产品和服务的协同效应，借助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信信息渠道，以及汇集了700多万家企业及1.1万家银行的资信信息数据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专业的信用保障服务。同时，中国信保充分发挥国别风险研究中心的独特作用，及时发布全面、权威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6年，中国信保发布了新版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已连续发布12年）和《全球投资风险报告》，首次向社会发布了全球主权信用风险评级；完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报告（上）》及16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行业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信保将继续推出相关研究成果，积极为政府部门和广大企业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作为全球领先的专业信用保险机构，中国信保已拥有了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了坚不可摧的“信用长城”。
在中国信保的支持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领域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不仅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也加快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凸显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影响力。
服务设施联通造福沿线人民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涵盖了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通信干线网络互联互通等多个关键板块。四年间，中国信保累计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金额1156.9亿美元，覆盖能源开发、轨道交通、机场港口、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多个领域。借助信用保险的风险保障和融资支持，乌克兰“空中快车”轨道交通项目、肯尼亚内马铁路项目、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阿曼萨拉拉燃煤电站及海水淡化项目等一批金额大、影响广的关键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中国信保用实实在在的信用支持，谱写了充满中国智慧、大国责任的信用保险新篇章。
“要想富，先修路”，这条展现中国发展真谛的谚语，表达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作用。2013年起，中国信保着力支持中国与沿线各国携手打造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上千个经济合作走廊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库拉米电气化铁路隧道是中乌两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里程碑项目。为使该项目顺利实施，中国信保为该项目提供了承保金额超过3.8亿美元的特定合同保险。2016年，在中乌两国元首的见证下，长达19.1公里的隧道正式通车，有力促进了乌国基础设施建设。
从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支持中国制造“走出去”，到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造福“一带一路”国家和人民，中国信保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性”职能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保障贸易畅通深化经贸合作
推动贸易畅通是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保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职责所在。2013年至今，中国信保承保我国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3285.1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作用明显。通过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导向作用，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已经成为中国信保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着力点。
海外工程承包、成套设备出口和高新技术是中国信保的重点支持领域。针对海外工程承包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项目，中国信保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适当放宽承保条件、降低保险费率，更好满足企业的风险控制及融资需求；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特性，中国信保成立了专门的行业小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承保政策和个性化承保方案，加大研究力度，实现对制造业中细分行业的重点支持。
我国一些高科技企业依托中国信保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及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等多产品、全链条式的服务，实现了风险管理全方位覆盖，在中国信保的有力支持保障下，更加放心大胆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谋篇布局、开疆拓土，取得明显成效。2013年至今，中国信保累计支持这些企业实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出口近230亿美元，直接带动货物出口超过660亿美元。
为了保障“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中国信保也勇于承担保险责任。中国信保通过覆盖全球的专业追偿网络，为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企业提供损因调查、欠款追讨、物流追偿、法律咨询等全方位的理赔追偿服务，极大地满足了企业“防风险、减损失”的需求。
受油价下跌影响，我国某石油钻机成套出口商的一个东南亚客户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进口商无法及时支付货款。中国信保接到企业报损后，立即通过理赔追偿渠道和国际影响力督促客户还款，并快速启动了理赔程序，及时进行了赔付，为企业挽回损失超过1500万美元。
中国信保为外贸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勇气，更是信心。作为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的执行者，中国信保积极引导企业利用国家信用资源，利用中国信保开辟的“安全通道”，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实现了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全面开花。在中国信保的支持下，中国石油、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华为、中兴等一大批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不断扩大和提速，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水平显著提升。
支持资金融通搭建合作桥梁
“一带一路”沿线巨大的投融资缺口，使得资金融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所在。中国信保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全球化网络、多元化平台以及专业化产品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融资桥梁，提供保单融资在内的多种金融产品及服务。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风险较高，银行风险评估较严，贷款成本较高。中国信保介入后，主动承担了银行的贷款风险，从而增强了银行提供贷款的信心和意愿，外方获得贷款的融资条件也得以优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巨大，中国信保以国家信用为依托，通过提供风险保障，运用市场化手段撬动大量的商业资金支持“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了“一带一路”项目实施。
南欧江流域梯级电站是老挝“水电富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中国信保为南欧江一期项目出具了海外投资保险保单，为中国企业注入到项目中的2.33亿美元股本金和中方银行发放的7.7亿美元贷款提供了保障，既帮助企业撬动了融资，同时也免除了企业和银行对资金安全的后顾之忧，为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为更好支持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交通、能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中国信保主动对接外国政府部门、银行、企业等“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力量，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合作机制，推动双方构建互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政府合作方面，中国信保已与安哥拉、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等沿线重要国家政府或投资促进局（署）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合作协议或融资保险协议，与上述国家政府部门就“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重点合作领域和重大合作项目的融资担保结构、风险控制措施等重大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好发挥中国信保对海外项目投融资的撬动作用，为我国企业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在中外金融机构合作方面，中国信保已分别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五家国内金融机构签署了《服务“一带一路”专项合作协议》，创新银保综合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共同提升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中国信保不断拓展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已与俄罗斯外贸银行、德国中央银行、巴西银行、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等24家国外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合作开发基础设施、电力、交通、农业等领域项目，充分发挥了中国信保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为“一带一路”境内外的企业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可靠的平台。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我们坚信，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是一份益国利民的事业。中国信保在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外经贸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保险规模及主要险种规模在全球官方同业机构中连续六年名列榜首。
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信保发扬“讲政治、顾大局、不畏难、敢担当”的拼搏精神，充分发挥政策性和金融性的双重特性，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加强与政府、企业、银行各方的联动，形成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合力，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在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维护我国企业海外利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信保已承保的业务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2017年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国信保将积极参与国家风险管理顶层设计，扮演好“一带一路”信用风险管控“总闸门”的角色。同时，中国信保也将继续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撬动作用，建立重点区域金融体系风险预警机制，进一步强化对外投融资体系合力，发挥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信保将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立足政策性职能定位，将政策性资源更多投入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上，为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新贡献。
中国信保承保的埃塞俄比亚公路项目前不久，在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西部利得）北京办公室，《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程采访了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张喆先生。张喆先生长期在资本市场信息技术领域从事自律管理、科技奖励、IT管理、风险监测等方面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信息技术经验。他认为：“没有金融科技会让资管行业寸步难行，基金公司应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记者：请您给我们谈谈金融科技在基金领域的应用情况？
张喆：近几年，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在基金业应用得非常迅猛。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网上交易就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开始普及，那时银行、保险、零售业都还没有大规模使用网上交易。这几年新科技在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使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随着国家证监会、行业协会等监管部门逐步完善了技术监管制度，为新科技的使用提供了政策保障；二是以交易所、中国结算（公司）、中证信息等为代表的核心机构不断地投入，建设了大量的行业基础设施，为基金公司信息技术的使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更多选择；三是互联网平台、独立销售、第三方支付、数据公司等机构的崛起，为基金公司与外部机构合作奠定了多方位的基础。随着环境的改变，金融科技除了在传统科技领域继续发展外，还在四个方面落地，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财富管理服务，包括：基金管理机构和销售机构推出的APP、微信交易已经广泛使用；基金公司与互联网平台机构合作，推出了依靠大数据的新产品；多因子、对冲套利等策略量化投资逐步被投资者认可；账户组合、基金中的基金（FOF）等具备稳定收益的产品悄然兴起。
记者：您认为金融科技领域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张喆：首先，金融科技领域一直存在过度炒作的现象。少数商业机构借用科技领域的概念，包装后夸大其真实价值，引发了投资者对新科技的不信任。目前随着“AlphaGo”的出现，智能投顾遍地开花，大大小小号称智能投顾的模型或产品大量出现在投资者面前。这些产品到底有多少“人工智能”的成份令人怀疑，其中一定有一些是属于“×公太极”类型的。其次，任何技术创新都不能突破资产管理业务的基本原则，过度创新不仅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也会给自己带来政策风险。例如P2P原本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优势，作为金融脱媒的创新模式，有着减少中介成本、提升效率的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大量P2P公司违背资产管理的基本规律，逐步演变成庞氏骗局，坑害了大量投资者而被监管部门基本叫停。个别机构借助技术手段，混淆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规定，将本应持牌机构才能做的业务通过技术手段延伸到非持牌机构。最后，盲目效仿互联网公司的模式，为创新而创新，不讲规则、不计成本的投入导致恶性竞争，最后变成烂尾工程。目前来看，“微创新”也许是最好的创新方式。
虽然金融科技领域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并不影响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发展。我坚定地认为，金融一定会向着科技化的大方向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金融科技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呢？
张喆：首先，资产管理机构未来应该通过云服务实现轻资产运作。基金公司没有必要在机房、网络、服务器、基础软件等方面过多投入，能够借助公共平台实现的功能，应尽可能使用云服务。尽管目前云模式在技术责任划分、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法规尚未建立，但未来云服务技术一定是发展方向。其次，大数据未来会在基金公司发挥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金公司就是依靠数据生存的机构，投资、销售、登记、风控合规、信息披露、内部管理等每一个业务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数据，也会产生大量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整合加工各生产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会成为基金公司的重要竞争力。再次，信息技术外部服务未来会广泛应用。基金公司的科技部门应该更专注于与自身业务相关的科技服务能力，而将通用类、基础类服务交给专业公司去实现，例如呼叫中心服务就是成功的案例。最后，以量化投资、快速交易、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为主的新科技将会在基金公司中发挥巨大作用。
记者：既然金融科技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好，那么，您觉得基金公司应该怎样做才能跟得上金融科技的发展步伐？
张喆：第一，改变理念，金融科技就是拼投入。目前为止，很多基金公司后台的人力、物力投入依然不足。特别是人力投入，刚刚达到10年前行业定的最低标准，而且大多技术人员都做维护方面的工作，不具备开发能力。管理者应该通过IT的提升换取更大收益，而不是通过IT的改变降低业务运行成本。这好比购买汽车的投入要远高于三轮车，且还要雇佣司机和支付维护费用，但换来的运输能力是三轮车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很多管理者已经意识到良好的科技能力会带来巨大的生产价值，但仍然处于“别人家的金融科技”状态的原因之一。第二，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想通过金融科技带来生产价值，必然要全面夯实基础。有的公司没有看到信息技术实力整体上的不足，期望通过突击投入一两个系统换来较大改变。但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改善公司的信息技术能力，缺乏持续发展能力，还会带来更多的潜在隐患。第三，面对眼花缭乱的新科技应保持一份淡定和专注。新科技是否能带来巨大收益需要时间的考验，包括技术、用户、风险、政策等方面的综合测试，才能确定其真实的价值。基金公司要想不断跟上新技术的发展趋势，需要具备选择能力，适合自己特色的才是最好的。
记者：目前西部利得在信息技术方面有哪些规划？请您谈谈。
张喆：西部利得以做投资信任的财富管理专家为宗旨，一直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绝对收益。我们希望借助金融科技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实现差异化竞争。目前主要做了六个方面的重点规划，一是加大信息技术系统方面的投入，调整现有的系统架构，夯实基础设施，提高内部技术服务能力，避免操作风险；二是建立数据中心，目前一期系统已经上线，已完成初步的数据整合，为业务部门提供数据服务，且未来在这方面的投入会更大；三是通过微信交易的方式和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提高对个人投资者的精准化服务；四是正在筹划推出指数增强型量化产品，未来还会在量化投资方面做更多布局；五是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推出FOF产品；六是通过技术手段全面提高内部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能力。
记者：您早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负责过内部信息技术建设和行业信息技术的自律管理，经历了基金行业信息技术从无监管到监管的过程，对于行业的信息技术监管有着深刻认识，能否为我们谈谈您对行业信息监管方面的认识？
张喆：监管部门对行业信息技术的监管是随着信息技术重要性和风险程度逐步建立的。2003年以前，行业只有一些针对应用技术系统的指引，2007年证券公司逐步实现了核心系统的大集中，同时也形成技术风险的集中，个别公司出现核心系统的宕机导致投资者损失，引发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此时，国家证监会和协会相继出台了IT治理、集中交易、网上交易、基金销售等一系列的技术规定。这些政策的作用其实主要是推动信息技术发展，通过立法要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充分重视信息技术风险，加大技术方面投入，明确技术责任，避免技术风险，而更多的是指导行业提升IT能力。2011年，新的营业部技术指引发布，核心是为营业部技术系统划分不同等级，随即轻型证券营业部的出现为行业发展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之后信息技术监管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形成了证监会法律法规、协会和交易所的自律规则、标委会的技术标准等完整的技术监管政策体系；二是从急需急用的个别重要系统规定逐步实现了对IT责任、组织体系、资金投入、运营保障、项目开发、安全事故、灾难备份等全面的监管；三是建立了科技奖励体系和评价机制，促进和鼓励行业新技术的应用，交流最佳实践项目；四是对持牌机构的监管延伸到对三商的管理。近期国家证监会发布的《证券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汇总了近10年行业信息技术监管的需要，对行业信息技术监管将产生较大的影响。简单说，技术监管已经从整体上构建了行业机构信息技术管理、运维和创新的制度体系，有力地保障了全行业信息技术的稳定发展。
记者：您从协会到基金公司，等于从裁判员回归球队，角色的改变让您有哪些感悟？
张喆：从行业自律组织到基金公司，可以说是从裁判员到运动员的变化。无论是从行业的面上还是公司的点上，我都认为科技会给金融机构带来深刻的变化。基金公司就是“人脑”加“电脑”组合的机器，二者缺一不可。国际上目前发展较快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具有IT背景的雇员已经占到30%以上，各基金公司拥有的计算能力已大幅提升，更多的信息技术人员进入高管行列，且技术方面投入年年增加，这都表明科技正在加速机构的演变。重视信息技术、依赖信息技术、实践信息技术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才能保持优势。中国基金公司目前尚处于技术服务业务的阶段，各公司购买商品化软件，且不具备自主开发能力，信息技术的潜力尚未发挥出来，但未来一定会走向技术推动业务、技术引领业务的阶段。
记者：您觉得哪段工作经历对您现在的帮助最大？
张喆：我早年在证券公司有过六年从业经历，当时信息技术在证券业的发展很快，所以对一些具体业务、系统的认识打下了较好基础。后来在自律组织工作接触面较宽，了解行业共性的做法和问题，对于法规理解得较为深刻。综合来看，上述两段工作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支持都很大。
（摄影艾亚）
点击张喆
张喆先生，毕业于浙江大学，现任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并担任金融标准化证券分委员会委员、证标委WG1工作组首席专家、中国基金业协会金融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信息技术委员会委员。他曾就职于北京证券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机构，长期在资本市场信息技术领域从事自律管理、科技奖励、IT管理、风险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参与过多部行业信息技术自律规则、技术标准、数据接口的制定，对金融业信息技术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