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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就业:我们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冲击

时间:2024-10-28 02:16:27

随着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远远没有结束;可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传统工业领域也开始产生剩余劳动力。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预测:中国未来将面临着“双重剩余劳动力”的冲击。而“软就业”作为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新趋势,不仅有助于缓解“双重剩余劳动力”冲击,还将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

双重冲击:从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工业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农业剩余劳动力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供给大于需求的那一部分劳动力。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后,并没有带来农业总产量的减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0%;到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63%。与此同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截至2016年底,在城镇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2.8亿人。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必然趋势。如图1所示,美国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在最近几十年间大幅下降。当前在美国3.2亿人口中,大概只有三百多万人在从事农业,占比约1%。可他们不但满足了美国本土的粮食需求,还把大量粮食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及农业规模化生产的推进,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升,预计未来几年,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持续增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到2024年,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下降到总人口的7.8%。

与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样,在工业智能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景下,随着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流程化、标准化的工作岗位将会被机器和机器人所替代,工业部门也会产生“工业剩余劳动力”。所谓工业剩余劳动力,是指工业部门供给大于需求的那一部分劳动力,他们从工业部门转移出去后,同样不会带来工业总产量的减少。

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每年产生的工业剩余劳动力多达上百万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或行业,出现类似于东北地区的情况。随着工业就业容纳能力的整体下降,工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麦肯锡从工业自动化发展角度预测,到2020年,中国约有一亿人面临职业转换,占就业人口的13%。

不仅中国,事实上全球制造业都正面临着非常剧烈的技术冲击和就业变革。特斯拉位于北加州的“无人工厂”,几乎能够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部生产过程。美国经济学家AronAcemoglu和PascualRestrepo的研究表明,一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三至五个工作岗位的消失。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60年的24%,持续下降到2016年的8%,下降了16个百分点。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未来几年就业结构的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为剧烈,中国将面临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剩余劳动力的双重剩余劳动力冲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预测:到2050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将下降到5000万以下,工业就业人口将下降到1.5亿以下,未来将有三亿多劳动力需要在非农、非制造业寻找岗位。

软产业和软性制造业是未来吸纳“双重剩余劳动力”的主阵地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在替代一些简单、标准化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大量新岗位。比如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会产生制造、操作、保养、维护机器人的岗位。同样,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和制造系统建设,混合云生态系统建设,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再比如,智能制造中对于感知、分析、自主决策、执行、学习提升等细分产业的研发、设计、生产等,也会产生许多新岗位。

虽然人工智能对传统工业就业的冲击不可避免,但对于那些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为主、以人类创造性思维为财富源泉的软产业和软性制造业而言,则是彼消此长,而且会吸纳越来越多的工业剩余劳动力。

所谓软产业,是指以软价值为主体的产业。如果一个产业创造的总价值中,软价值的占比在80%以上,就是典型的软产业。从大的分类看,软产业主要包括知识软产业,如教育、咨询、智库、会议、会展等;文化娱乐软产业,如影视、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等;信息软产业,如传媒、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软产业,如银行、保险、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风险投资等,以及其他服务业。与那些主要依赖消耗地球资源的煤炭、钢铁、基础制造等传统工业不同,这五大软产业不以自然资源为主要财富源泉,主要满足人们永无止境的精神需求,因而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就业吸纳能力。

事实上,上述五大软产业的迅速扩张,已经成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主要阵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业人数已经从2009年的1.39亿人的最低点,上升至2015年的1.53亿人,其中,主要新增就业机会,都来自上述五大软产业。

此外,软性制造也是缓解工业剩余劳动力冲击的重要产业。所谓软性制造,是指以满足软需求为主要目的,在制造过程中通过创造性思维活动,使得软价值在产品总价值占比超过50%的制造模式。在软性制造过程中,价值创造分为两部分:硬价值和软价值。硬价值主要实现产品的物理功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通过自动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由机器完成,提高生产效率。软价值则需要创造性的研发、设计、服务等软投入,满足个性化定制,提升人性化体验。这个过程主要依靠人的智力和智慧来实现。未来凡是实现物理功能的、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都可能被机器替代,而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创造软价值的软性制造环节,则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其现实注脚是,当通用汽车等公司挣扎在经营困难和裁员危机时,微软、特斯拉、戴尔、领英、华为等公司却在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开展业务,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软产业和软性制造业对个性化、人性化需求的深度满足,使得社会分工可以被细化到极致。比如,编辑信息,可能只需要少量编辑花费有限的时间;但是运营一个高关注度的微信服务号,却需要内容策划、品牌包装、活动推广、平面设计、IT制作等多个部门的合作,相应地就产生了微信运营、公众号程序员、公众号客服、文案编辑等大量新增就业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职责、工作模式、价值创造方式等与传统就业岗位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就业本身呈现出明显的“软性就业”特征。

软就业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

与农业和工业的硬就业方式不同,所谓“软就业”是指顺应软产业的价值创造和协作模式,打破了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单一就业岗位等工作限制,注重激发创造性思维的新社会组织方式。为此,软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就业的外延与内涵,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一是软硬就业呈现出“七三定律”。在美国的就业岗位中,1980年软就业占比是55%,1990年是58%,2000年是61%,2010年是67%,近年来一直在70%左右波动。未来软硬就业的“七三定律”将成为社会组织方式的新趋势,即软就业将占到总就业人口的70%,而硬就业只占30%。

二是就业时间与空间的弹性变化。软就业时代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传统农业、工业社会有明显不同。农业的特定生产组织模式是农田和村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业以企业为单位,通过生产线、车间厂房、固定工作时间组织生产。软就业则呈现出分散化、平台化的特点。比如,那些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只需按进度提交作品,并不须固定在某一场所、某一城市,甚至某一国度。部分软产业虽然也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办公时间,但其意义只限于团队成员间必要的交流与协作,除此之外,则可以处于相对自由和弹性的工作状态。随着互联网和包括视频在内的通讯技术的发展,很多团队交流与协作也由“线下”移到了“线上”。

人类思维创造的瞬时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软就业的弹性工作特点:不是传统的“朝九晚五”式的刚性化安排,而是适合自身特点、有利于激发创造性思维的个性化“生产”模式。比如,大学教授可以选择在上课的时候才到学校;作家可以选择晚上写稿,白天休息;演员可以拍完一部戏之后休息很长一段时间;设计师可以通过看似毫无目的的漫游、与无关的人聊天等方式,寻找灵感,启发思维。

在硬就业环境下,劳动者个体一旦失去农田或离开工厂,通常就失去了创造价值与财富的能力;在软就业环境下则不然,个体独立创造价值与财富将成为常态。比如,画家从事艺术创作,就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并不依附于任何他人和组织。再如,2017年中国的活跃网店超过49万个,这些网店店主不仅从事着富有弹性和个性化的工作,而且带动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超过130万。

三是就业者的多重身份特征。软就业时代,一个人不再受制于单一企业劳动合同,可以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美国作家麦瑞克提出的“斜杠青年”,形象地描述了软就业的这一特点,如:杰克,天使投资人/软件专家/人像摄影师。201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既是行为经济学奠基人,同时还是优秀基金经理、奥巴马竞选智囊团成员、“非著名”电影演员、专栏作家、畅销书作者。再如,知名教授、咨询师、律师们,常常在正常工作之外,从事演讲、咨询、顾问等;越来越多技术专家们,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运用其技术成果和专业能力开展实业经营。这种多重职业身份的软就业模式,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软价值创造能力。

一旦鱼类从海洋爬上陆地,演化成爬行动物,它们就不再是鱼类了;一旦爬行动物长出翅膀,飞向天空,那它的生活空间也不再限于陆地了。而软就业带给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变化,甚至比从鱼类到爬行动物,从爬行动物到鸟类的变化还要大,有可能会远远超过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

如何适应软就业时代的社会变革

面对软就业带来的上述变化,企业在生产经营组织方面要顺势而为,个人在技能培养和职业规划方面要未雨绸缪,国家在经济管理和就业保障等方面也要与时俱进,积极调整,有所作为。

首先,有关部门需构建与软就业相适应的就业统计方式。软性就业在增加就业弹性的同时,也使得就业和失业更加隐性化,传统的就业统计方法越来越难以反映真实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因此,在继续重视传统硬就业的前提下,有必要构建与软就业相匹配的就业统计新方法,既不能把软就业的人误认为是失业,也不能把软失业的人大量遗漏在失业统计之外。

其次,在兼顾软硬就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与软就业相适应的新型就业引导模式。据统计,中国网络经济每年累计创造的新增软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解决“双重剩余劳动力”冲击的主要出路就在于软产业和软性制造业。有关部门应提供更充分的软就业信息,更专业的转岗培训机会;对于主动扩大软就业的企业和个人,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帮助更多的劳动者具备就业软能力。

第三,社会救助和人口管理也要适应软就业的新形势。在把握软就业规律,区分隐蔽性就业和隐蔽性失业的前提下,精准定义救助群体,及时帮扶,维护社会稳定。在人口和社会管理方面,应更高度重视软就业带来的人口流动和社会组织模式变化,及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脸识别等现代信息技术,跟踪人口流动,并重视微信群、贴吧、论坛等互联网社区的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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