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经济”，其本质是由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新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活动，这些活动表现为人类生产方式进步和经济结构变迁、新经济模式对旧经济模式的替代。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业结构分化、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新经济既是积极应对新产业革命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的战略要求。
为了更理性地看待“新经济”、理解新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及其政策着力点，本刊“高端访谈”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
对“新经济”的基本认识
《新经济导刊》：“新经济”这个词本身并不新，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美国一直在提“新经济”。当时对“新经济”理解不同，甚至一种美好的观点认为新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驱动下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等特征的经济。但到2000年下半年以后，以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主导的“新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黄群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互联网这种技术和制造业结合在一起。离开制造业，仅仅停留在科技发明和金融追逐而衍生出来的经济大多都会成为泡沫。如果说在上世纪末美国提“新经济”还为时过早，现在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信息技术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已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并广泛地应用改变着社会经济生活，现在提“新经济”则是水到渠成。
现在新经济已不再是主要指美国的经济现象，而是指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驱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其技术革命基础虽然还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但还包括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制造技术，以及以纳米、石墨烯等新材料技术，氢能、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等生物技术。新经济既表现为基于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还表现为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发展。
《新经济导刊》：具体而言，新经济具备哪些方面的基本特征？
黄群慧：新经济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以信息技术突破应用为主导形成的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相互渗透的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构成了支持新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驱动下，整个工业系统将逐步发生内涵丰富、多层次巨大变革。现在看来，这种变革表现为四个层：一是以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激光粘结、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层面；二是在通用技术基础之上的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机器人、3D打印等为代表的制造技术层面；三是以柔性制造系统和可重构的生产系统为代表的各种集成技术系统层面；四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层面，而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正是德国工业4.0的目标和要求。与德国工业4.0相对应，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一个以智能制造为核心，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转型的工业生产体系。
第二，信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逐步成为独立的生产投入，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和利用直接相关，但以前这些信息或数据独立性和流动性弱。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现在信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独立流动性日益增强，可以独立出来作为新生产要素。信息（数据）不仅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还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统（CPS）等大幅度提升边际效率贡献。正是信息（数据）作为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一方面拉动了信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APP等这些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带来的大量投资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供给要素的信息（数据）流动性和可获得性的大幅度提高，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社会分工协作方式变化，协作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方式变了，于是出现了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等，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第三，不断创新的社会分工形态和商业模式更适应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范围经济的优势，进而成为新经济的效率源泉。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云网”为基础设施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企业组织生产协作的成本，促进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社会化、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小微化，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日益成为主流制造范式，不仅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而且企业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基于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个体创新创业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促进了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本质上说，新经济的发展实际是发挥了范围经济的作用，范围经济成为新经济的主要效率源泉。
第四，以智能制造为先导、一二三产业逐步融合，是新经济的产业体系特征。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三次产业边界日趋模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现代产业体系正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主线不断演进，现代产业体系的最终方向是智能化，并进一步也支持了整个社会向智能化方向转型。
新经济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新经济导刊》：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而言，为什么说新经济的发展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
黄群慧：进入“十二五”以后，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构成新经济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和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与以前积贫积弱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具有了抓住新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条件。同时，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经济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取得快速发展，增速远远超越其它发达国家，就得益于这样的市场优势。因此，面对新经济大潮，我国可以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近两年的经济运行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我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通过抢抓新经济的发展机遇来实现向经济新常态的平稳过渡。
《新经济导刊》：但是，新经济的大潮对我国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把握新经济发展历史性机遇的同时，现实存在的挑战又是如何体现的？
黄群慧：一方面，我国发展新经济的整体基础要相对薄弱，我国虽然是经济大国，但不是一个经济强国。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我国产业主要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能够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还较少，我国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劳动生产率还较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我国产品质量亟待提高等等。
另一方面，发展新经济，关键在于创新能力，而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工业国的差距巨大，这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据统计，我国95%的高档数控系统、85%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高端传感器、工业应用软件基本被国外垄断。2015年，我国集成电路芯片进口总额达到2307亿美元，同比增长6%，远超原油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够，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
例如，我国虽然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产品市场，但工业机器人所需的伺服电机、减速器等基本被欧美和日本企业垄断，国产核心部件在稳定性、寿命、精度、噪声控制等方面仍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断裂脱节问题；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5年全球具创新力企业50强”中，我国仅有3家公司入榜，而入选的美国企业达29家。
从国际看，新经济正在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发达工业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利用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在全球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的高端位置，逐步形成对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替代和产业转型升级高端下压的“双端挤压”态势，不利于我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发展新经济的政策着力点
《新经济导刊》：面对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挑战，2015年我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对此，怎样从国家层面看待其价值？
黄群慧：这成为我国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核心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旨在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手段、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发展、高端装备五大工程，以及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10大领域来实现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创新创业、协同制造、电子商务等11个经济社会领域深度融合，以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如何通过更好地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未来发展新经济的关键。
《新经济导刊》：那么，发展新经济的政策着力点主要有哪些？
黄群慧：一是加大力量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源泉和装备基础，而“互联网+”计划则展示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各种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两大战略中重合的部分是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既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规划的制造业发展方向，也是“互联网+”行动的主战场。互联网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工业互联网，或者称为工业物联网、物理信息系统（CPS）。通过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实现工业的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和服务化制造，而这也正是未来制造业信息化发展的方向和制造强国的标志，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美国先进制造业振兴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将此作为战略方向积极推进。因此，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势，未来决定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201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投资明显放缓，尤其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3.1个百分点。这无疑不利于未来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和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的发展的关键不是电子商务，而是制造业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现在应该是制造业沿此方向升级的大好时机，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在一定程度表明在这方面推进力度不够。
二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新经济的核心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首先要注意修补制造业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约束，围绕行业需求整合现有创新载体和资源，构建新型制造业创新平台，开展行业前沿和竞争前共性关键技术、先进制造基础工艺等方面研发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工作，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其次要注意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按照市场化原则，强化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方面创新主体充分互动，促进信息、人才和资金在各类组织之间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最后要注意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提高中小企业制造创新能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从而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是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发展新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力扶持发展某些具体产业上，而应有长期战略视野，把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培育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基础性创新环境建设上，就具体包括促进人力资源培育，发展多种形式的应用型职业教育；实行普惠政策，广泛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注重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而非市场本身能够较好解决的成熟技术或者具体产业，可以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政策。
四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面对新工业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人才结构，无论是管理制度，还是基础设施，我国都存在全面不适应的问题。一方面，逐步引导培育“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弥补我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
五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积极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调整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向强调效率导向的产业融合和产业质量能力提升转变。要打破政府主管部门界限，突破只站在本部门角度思考产业发展的思维定式，鼓励生产要素和资源部门流动，以智能制造发展和打造智能制造体系为先导，促进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和向服务业延伸，以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制造发展为目标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培育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
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势，未来决定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