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战略的提出，正值“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常态阶段、供给侧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另一方面将带动产业转型、改造升级传统动能。
如何从内涵、机制、技术、产业、投资等角度，深入阐释“新经济”的来龙去脉，剖析培育发展“新经济”的土壤和环境，前瞻“新经济”发展趋势与投资机遇？
王俊秀：中国新经济升维的五个判断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在《新经济：信息时代中国升维路线图》一书中，从升维的角度提出了新经济的总体框架，并提出了中国新经济进入升维时代的五个判断：
第一，在全球格局演变中，亚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原来大西洋时代正向太平洋时代演变。这种趋势，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变得更加突出。
第二，在全球竞争格局中，新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非常有趣的直观现象是，在信息空间的格局里，中美成了一个双子星座。非常意外的是，欧洲为什么会落伍？因为欧洲采取了非常防御性的保守的政策，使它的平台经济根本没有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看到反而是中国这么一个法治不很健全的国家强盛起来，一个新全球主义的逻辑或新世界主义的逻辑也就此产生。
经过25年的变化，中国的互联网已经由工具变成了渠道，又从渠道变成了平台，然后从平台变成了经济体，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今年3月21日淘宝经济体超过了3万亿，这标志着它超越了沃尔玛，沃尔玛达到这个数字用了54年，淘宝用了13年，可见其效率非常之高。
某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2016年全球G20国家互联网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平台了，它真的成为了一个经济体。从互联网经济体这一角度看，去年“两会”提出了“互联网+”，这就是说先有互联网经济体，然后才有“互联网+”，“互联网+”实际是要在互联网经济体的基础上，向更多传统产业渗透，这个渗透过程就是新全球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连接、全球贸易、全球普惠、全球治理的一个框架。——这是一个远景。
第三，由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成了一个广义上的基础设施，包括今年比较火的所谓阿法狗事件出来，所谓的智能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使得互联网成为一个泛在化的，摸得见看得着的，在地球表现成为另外一层的基础设施，这是最大的变化。原来我们只看到铁路、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全世界的基础设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互联网，而且越来越智能化。
由于这种信息空间的变化使得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这就涉及到经济学领域的变革。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由于空间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人行为的变革。这种行为的变革最重要的是三个。一是生产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小——还是社会化生产，但社会化生产成为一个个小生产。二是原来以公司为主要形态的商业组织，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微经济、个人经济形态。三是2008年之后关于全球范围内共享经济的兴起，包括平台经济，其实都是新经济有机的组成部分。共享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平台为基础，以数据为养料，以算法为核心，不断调整它的产品，跟客户进行互动，形成一个有形的商业模式，然后在全世界推广。
国家竞争中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一个引擎，在工业领域事实上也面临着一种变化，它不仅仅是商业集市的概念，对整个国民经济转型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原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以雁阵模式，为先进国家做配套加工走出去，这是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模式。但现在由于外贸领域受限，中国经济有可能更多依靠内需，这时平台起到了龙头的作用，聚集需求，通过需求来倒逼整个制造业改革和转型，这成为了一个现象。现在出现了所谓的淘工厂，互联网平台为之起了非常大作用。
第四，治理政策的变化，这也应是新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认为，比较固化的制度经济学已经不能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了，在变动中的新政治经济学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微观上，行为经济学可能会对原来经济人理性做比较大的修正。这是两大变化。
中国政策要跟着新经济的变化做调整。新一届政府执政之后的变化，就是降低了整个的社会交易成本。社会的交易成本除了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之外，事实上还有两大成本，一是政府运行的成本，包括李克强讲的“三张清单、一张网”，还包括司法层面的改革和治理。
政策和新经济密切相关，今年4月8日我们看到一个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出台，它直接牵扯到了整个保税区的政策变化。在一个月时间内，整个跨境电商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成本提高了17%。所以现在这个政策执行不下去了。包括对智能交通这些政策，如果不是采取一种包容性、前瞻性政策的话，就会扼杀新的经济势头的成长。
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权威人士谈经济，又看到了国务院连发三篇文章谈经济。这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了对新经济的看法。怎么看待新经济？在GDP下降的时候，为什么就业还能保障？中国这几年服务业为什么能够超过制造业？这其实都是新经济在起作用，而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五，中国的民间在治理层面积累了世界级的经验，包括网规，这是中国民间和所谓互联网公司的发明。通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网规现在事实上成为了网民自治的一种象征，而且已成体系，且越来越统一化，最后可能会向国家的立法体系靠拢。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有可能出现从网规出发，形成一种跟原来大陆法系完全不一样的普通立法体系，是自发的、多层次的，又在不断合并以后走向完善。
现有电子商务立法完全走的是这条路，这跟原来立法的方向和方式完全不一样。中国整个的法律变化也在适应整个互联网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的调解问题，整个互联网纠纷非常多，一百元以下的纠纷法院根本受理不过来，所以像新浪、百度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他们通过调节把大量的纠纷解决掉了。中国的法律体系，《专利法》、《知识产权法》也在变化。比如原来专利授权得一个月，但现在基本上在矛盾高发区，比如说莆田、南通这些地方，受理6天完全就可以了。所以司法也在变化，这都是由于新经济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变革。
基于上述五大判断，可以断定：这是一次升维，中国人，中国的经济，由于有了信息化的维度，面临着新的现代化转型的可能。
阿里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新经济基本形态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了：持续突出对创新型领军企业发展的有力支持；明确部署了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推进共享平台建设的任务；以及继续通过“互联网＋”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与能量。
“平台经济”是基础、“共享经济”是实质、“微经济”是土壤。紧密联系的三者将构成中国新经济的基本形态。
“平台经济”贡献愈加显著
平台将相互依赖的不同群体集合在一起，通过促进群体间高效互动，创造了独有价值。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崛起则是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强力渗透的结果。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5年全球互联网趋势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5月，按照市值计算的全球15大互联网公司均为平台型公司，其中美国11家，中国4家。这15大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接近2.5万亿美元，是20年前的144倍。互联网平台的力量可见一斑。
互联网平台引领着新商业生态的生成。作为创新业务的开拓者，形成了与众多合作伙伴的“共同创新”。
互联网平台推动着新型就业大量涌现。根据BCG报告，受雇于特定企业的“传统就业”，正向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市场连接的“平台型就业”转变。按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仅以网购平台天猫淘宝为例，就直接创造了1000万新的工作机会。
互联网平台汇聚必备资源、抹平地区落差、加速创意流动。在2015年阿里云计算大会上，2万多名年轻的创业者让人们领略了互联网平台带来的创新浪潮。
互联网平台释放共享经济、微经济的潜力。互联网平台显著降低了各方沟通成本、直接支撑了大规模协作的形成，向全社会共享能力，从而激发微经济活力。
互联网平台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赋能。2015年之前是互联网公司快速发展的“增量崛起”阶段，未来十年，将是互联网平台帮助传统企业拥抱互联网、实现向线上迁移的“存量变革”阶段。
互联网平台间竞合成效突出。正的网络外部性令互联网平台成长迅速，其业务涉及多个相关方，用户在不同平台间自由选择，形成了良性的竞合氛围，市场逐渐扩大，服务创新不断推出。
“共享经济”价值持续体现
“分享行为”悄然兴起，其赋能者是互联网平台，其参与者是个人、企业、非盈利组织和政府部门，其目的是超量物品和服务的流通、分享和重新使用。但“分享行为”其视野仍局限于资源范畴——超量物品和服务，显然过窄。支撑新经济发展，能力范畴——强大的商业基础设施能力，通过“共享平台”实现面对海量人群、规模化输出才是关键，此意义上的“共享经济”规模更大，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塑造也更具变革性。从“分享行为到共享经济”，既是思路上的拓展，更是供给侧能力的有力释放。
“共享经济”的深刻影响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全局贯穿性，令多层次主体卷入其中，提供了超越单一所有权的向其他层次在服务、产品、才能、制度等方面的扩展性接入。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流通业等新业态均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以山东曹县淘宝村为例，演艺服装小企业，在众多服务商（物流、营销、运营、设计等）的帮助下，在淘宝网电商平台的依托下，在能力充足的电信网络支撑下，其创业热情得到激发、财富显著增加。“共享经济”能量的释放，建立在贯通的数据流动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度、法律、政策等在内）之上。
“微经济”模式强势涌现
纵观生产、就业、消费、市场和分配方面，微经济的涌现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向。
在生产上碎片化趋势明显，中型和大型企业的数量逐渐减少。
在就业上个性化特色突出，大量劳动者会在新型服务业中实现自我就业。
在消费上多样化需求迫切，不仅在实体消费方面，而且是在投资、理财等虚拟消费方面。
在市场上透明化效果显著，时间、地域、场景都不能成为交换的障碍，信息不对称成为历史。
在分配上福利化程度提高，不但总体收益会增加，而且分配也更加公平。
根据调查数据及预测，中国小企业总数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密度会提升，即企业小型化趋势明显。
消费者日益呈现出新特点，即需求个性、见多识广、相互联系增多和更加积极主动。他们的转变倒逼了商业组织向着“平台+小企业（个人）”的方向去演化，这样才能“接得住”大量“小多快”的需求。因此大企业内部也体现出“微经济”的特点，企业会将自身看作平台，内部员工组成类似于中小企业的创新小团体，企业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员工团体和个人服务，调动这些“创意精英”，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由于员工的信息向社会公开、透明，企业之间的较量便转变为“平台＋创新小团体（个人）”之间的竞争。延伸到组织外部，围绕着互联网平台，会形成众多“平台＋小企业（个人）”的组合。
腾讯研究院：新经济发展重点与政策保障
新经济并非今年两会首次出现在总理讲话中。早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克强总理就在其主旨演讲中指出要大力发展以绿色能源环保、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丰富了新经济的内涵。简要来讲，新经济是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被广泛接收和应用，诞生的新产业、新消费、新组织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创业创新浪潮、产业转型升级、就业结构改善、经济提质增效。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过程，是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新经济与传统经济都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有着深刻而紧密联系。新旧发展动能转换不应被扭曲为通过引爆新经济来代偿传统经济熄火。实际上，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互补共生、不可分割的。以新经济、新思维来引爆传统经济，盘活资源存量，才是理解十三五规划的正确姿势。
新经济的重要作用
新经济除了经济拉动作用外，提升人民生活福祉也是主要发力方向。新经济解决就业，信息动能降低连接成本，让更多民众受益于数字红利，带来更多的获得感，从而真实提升人们生活幸福度。
当然，新经济也是当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工具，通过信息动能及时交换供给与需求信息，使得定制化生产、个性化生产成为新的经济发展趋势。新经济最终将信息动能助力到传统企业之中，放大传统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用信息动能驱动传统产业变革，成为拉动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新经济的发展重点
新经济的基础是底层通用技术的变革，这些变革首先触动经济领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的外溢效应明显，其影响已经不再局限在经济领域，开始广泛影响到公共服务、民生福祉等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克强总理的报告对于这些外溢效应，特别是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外溢效应产生的正面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提出要“推动依法行政和治理方式创新”，“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更要求“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
2016年，以分享经济为引擎的第三产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并由个人闲置资源分享向企业和政府闲置资源分享阶段演进；基于C2M模式的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将成为传统产业“互联网＋”的发展重点；消费金融在政策红利驱动下将释放巨大发展动能；另外，农村的“互联网＋”值得期待。除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外，5万个行政村通光纤将为加快推进移动医疗、在线教育、数字内容等行业的下沉创造机会。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线下服务线上化、移动化以及集成化，为充分释放双创潜能提供广阔空间。
新经济的政策保障
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全力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可以预见的是，下一步各级政府将投入更多精力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出台相关政策，并推动新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打造能力强劲的新引擎。
实际上，克强总理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新经济发展。例如，“制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意见”，出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再如“启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扩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信后续会有更多具体的落地措施出台，以保障新经济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