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服务业强国，同样要在建设能级强大的服务业中心城市做文章，北京、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服务业中心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很突出，服务经济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研究员在4月5日举行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6：迈向服务业强国”发布会上表示。
该课题成果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经济管理出版社协办，与会著名专家学者、知名服务业企业代表共同研判了服务业发展形势和趋势，讨论了建设服务业强国的约束条件、目标、时序和主要路径，提出了建设服务业强国的政策建议。财经院副院长夏杰长代表课题组作主题报告，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代表课题组作专题报告。
研究报告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创新探索。一是通过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明确提出了2020年中国有望迎来服务经济的“窗口期”，迈入“服务经济时代”。到2030年左右，中国有望初步实现服务业强国的目标。
二是利用全球投入产出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析服务业、利用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解释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等多维视角的研究，发现工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在较长时期不会改变，即便在服务业强国基本建成的时代，也必须强调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服务业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有所低估，但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提出了建设能级强大的服务业中心城市是迈向服务业强国的必由之路的观点，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地位、国家战略导向、第三产业占比、地域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我国服务业空间格局的变化，北京、上海是我国打造世界服务业中心城市的不二选择。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快与弱
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以及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文化创意、信息消费等推动服务业重点领域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文件，服务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越第二产业，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重大变化。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5%，首次超过50%，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至51.6%，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2%，比2015年提高5.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20.8个百分点。
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正加快迈入服务经济时代，但服务业仍存在“大而不强”问题，主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力较弱；服务业结构不合理，传统服务业占比偏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落后；服务业资源向大城市或城市群倾斜越发严重；服务业区域差距越来越大；服务业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大多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发达，产业融合或黏合度不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力和支撑力不够；生活性服务业规模较大，但距离高端化、精细化、便利化、智能化的要求还很远，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
当前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市场层面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根据课题组的研究报告，约束条件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体制机制僵化，市场化程度不高。与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不同，服务业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制度，更加依赖知识、创新等高级生产要素和无形资产。除了餐饮、商贸等传统服务业外，我国许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体制机制，如准入机制、定价机制还是有着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很不够。这样就使现代服务业缺乏动力和活力，效率低下。
二是社会化分工程度较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服务内置化”现象比较严重，服务业发展需求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组织是“大而全、小而全”，大量的服务业或服务环节被内置在制造企业内部，由制造企业提供服务生产和服务产品。这样的结果，使得大量本应市场化的生产性服务变成了制造企业自我提供服务，既严重压抑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降低了服务业效率和质量，因为制造企业毕竟不是专业的服务产品供应商。
三是国际代工模式较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外资制造业与本地服务业关联度比较低，产业链普遍偏短，生产性服务业缺乏发展空间。在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上，我们主要是做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研发与设计、品牌营销等都在国外，从而使得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找不到依托和市场，发展空间貌似很大实则很小。
四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服务业发展有较大差距。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比较，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都是偏低的。而且，中国现代服务业整体水平不高、服务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国际营销渠道不畅，在品牌、标准、自主知识产权、人才等方面缺乏核心竞争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至51.6%，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2%，比2015年提高5.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20.8个百分点。五是服务业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和走势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需求不振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甚至可能出现“逆全球化”倾向。高端服务业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被发达国家占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可谓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形势严峻。
建设服务业强国，不是简单地提高服务业占比，更不是挤占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的空间。四步走战略建设服务业强国
课题组利用WIOD数据，在分析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经验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建设服务业强国的指标体系，并利用趋势外推法和使用法等方法预测服务业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建设服务业强国的奋斗目标和衡量标准，主张四步走战略建设服务业强国：
一是夯实基础阶段（2016-2020）。这一阶段是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阶段，服务业规模和增加值比重都得到快速增加，到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59%。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地位完全确定。与此同时，服务业就业成为中国就业的主力军，占全部劳动就业的比重达到47%，超过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服务业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步伐显著加快。
二是奋力攻坚阶段（2021-2025）。到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分别达到66%和52%。服务业在经济中主导地位正式确立，中国正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这一阶段，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离服务业强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是初步实现阶段（2026-2030）。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2%，基本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服务业就业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56%。服务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占GDP的比重达63%。基本达到服务业强国的中等水平。
四是基本建成阶段（2031--2050）。服务业功能更加强大，对产业升级、民生改善起着关键性作用，将建成3--5个全球服务业中心城市，将其打造为全球高端服务业集聚中心、主导和引领全球价值链，经济控制力显著增强，位于世界最发达的服务业强国行列。
服务业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2007年，原建设部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首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在其名词解释中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金融、贸易、管理、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对外门户，表现为全国层次的中心性和一定范围的国际性两大基本特征。
迄今，被明确定位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地方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等8座。此外，沈阳、南京、西安、长沙、杭州、青岛、厦门等城市正在积极争取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行列。
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是我国参与服务业全球竞争的核心地域、国际交往的国家门户，同时也是对所在区域（跨省地区）具有强大的服务能力和辐射影响力的城市。其中，中心性至关重要，体现在市场中心和网络中心两个方面；国际性是加分因素，体现在国际门户、创新中心等方面。
夏杰长表示，作为全国服务业空间网络的顶端城市，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空间布局事关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及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事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创新转型，说它是建设服务业强国的必由之路一点也不为过。
纵观世界服务业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世界著名的服务业中心城市，比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中国要建设服务业强国，同样要在建设能级强大的服务业中心城市做文章。我国区域大、人口多、地区和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建设服务业中心城市一定是多元和梯度的。
课题组指出，北京、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服务业中心城市，其他一线城市也应向建设全球服务业中心城市迈进。世界服务业中心城市的打造，有助于提高我国服务业集聚度和整体提升我国在世界服务网络中的引领和控制能力。深圳、重庆、天津、广州、杭州、沈阳、南京、武汉、成都、西安、青岛、长沙、郑州、昆明和乌鲁木齐十五大城市，目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金融、贸易、科技创新、商务服务枢纽和文化交流门户等综合服务或专业化服务功能的国家服务业中心城市。
当然，也要重视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服务功能，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中原等城市群的中小城市的服务业。既包括承接中心城市、大中城市服务转移的功能，也包括服务本地企业和居民的功能，以及辐射农村农业农民的服务功能。
专家认为，要积极促进中小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对接，重视利用中心城市服务资源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打造区域物流枢纽和制造业配套协作服务中心，主动承接中心城市旅游、休闲、健康、养老等服务需求。支持具有独特资源、区位优势的小城镇建设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科技教育、民俗文化等特色小镇。
如何建设服务业强国
建设服务业强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发力、多管齐下打“组合拳”。夏杰长代表课题组表示，要通过深化服务业改革、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激励服务创新、构建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和农业的深度融合、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创新政府治理和市场监管方式、掌握服务业标准制定的主动权主导权、唱响“中国服务”品牌等措施，助推服务业强国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在深化服务业改革方面，要从六个方面发力：一是以着力解决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为重点，全面推进服务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面向社会资本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开放电力、民航、铁路、石油、能源、邮政、市政等行业竞争性业务。
二是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进竞争机制。国有企业在教育、文化传媒、医疗卫生、金融、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占比超过2/3。要改变这些状况，就必须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为核心，建立服务领域平等规范、公开透明的准入标准，并适时动态调整。切实打破垄断经营，形成多元竞争的大格局。
三是改革投资审批体制。例如，对铁路、高速公路、快递、房地产等诸多服务行业的投资方面，仍存在大量的政府审批现象。这是一种对市场投资决策的扭曲，因为投资审批者并不对投资结果负责任，而审批的标准、原则、程序等又不够透明，容易造成服务业投资效率低下和滋生腐败。要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行为，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四是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完善企业、社会和个人信用环境体系建设，推进信用信息共享，打破数据孤岛，健全激励惩戒机制，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
五是顺应新经济新服务的要求，不断创新政府治理。要构建统一高效、开放包容、多元共治的监管体系。创新新业态新模式监管方式，坚持底线思维和审慎监管的原则，包容创新试错，允许草根成长，避免过度监管，充分发挥平台型企业的自我约束和行业（企业）自律的作用，建立健全“互联网+”、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监管模式。
六是深化服务业价格改革。服务业价格改革的关键是分类指导。竞争性领域的定价要尽可能放开，加快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即便是公共服务领域，也要合力界定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价格改革。
在服务创新方面，要推进技术创新来带动服务方式革新和服务内涵提升，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为基础，推动创意设计、网络视听、数字娱乐、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征信服务、检验检测、精准营销、远程医疗、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引发产业体系变革的新兴服务业快速成长，推动服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和迭代创新。
此外，要推动服务理念创新，大力发展供应链管理、企业流程再造和精益服务，加快由单一服务环节向提供全过程服务转变，由提供一般服务向多层次、综合性服务转变。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积极开拓个性化的专业服务产品，加快形成基于健康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的综合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创新教育服务模式，建设大规模智慧学习平台，推广慕课、虚拟大学等新型教育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建立联盟、基地、基金、人才“四位一体”的创新机制，统筹服务创新资源，集聚创新合力。围绕创新链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环境。
“建设服务业强国，不是简单地提高服务业占比，更不是挤占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的空间。”夏杰长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工业等产业的多个环节，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强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的深度融合，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建设服务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既可以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又可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催化剂”。具体路径有：推动制造业延伸产业链，实现服务化经营；推动制造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实现生产性服务环节专业化、社会化发展；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园区内融合发展；推动服务外包高端发展，创新服务外包模式；推动“互联网+”协同制造，推进制造过程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一体化，依托移动互联网终端等智能设备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