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畅谈从“石油美元”到“天然气人民币”之路
在经济还将持续增长、能源消费还将进一步提高的态势下，中国选择何种能源战略，不仅对中国自身，也将对区域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认为，中国提高天然气消费的比重是一种必然的明智选择和趋势。
黄晓勇教授给出的方案是，通过人民币在天然气投资生产和贸易当中的广泛使用，推动全球天然气市场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随着未来天然气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天然气人民币的计价和结算所形成人民币循环的链条，可以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当中的份额大大提高。
那么，这一与“石油美元”相对应的“天然气人民币”战略能否成为中国崛起的“大国之锚”？具体而言，它将如何增强中国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的定价权，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倒逼国内天然气行业改革，扩大国内天然气开发利用，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为此，本刊对黄晓勇教授进行了专访。
“天然气人民币”的战略背景
《新经济导刊》：能源系统任何变化都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处于能源革命重要节点，必将从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为主力，能源结构也正经历巨大变革之痛，在此过程中，城市化和治理大气污染提高了清洁化石能源需求。如何看待这一历史性变化？
黄晓勇：当前全球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和高效转型。在后巴黎协定时代，这一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在我国大气严重污染、雾霾笼罩的背景下，化石能源的清洁化转型，不仅仅是迫于国际外部压力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内在需求。
目前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尽管增速较快，我国甚至成为了年度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大国，但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仍不足3%。从全球看，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也难以撼动。BP统计显示，化石能源仍然是支撑全球发展的主要能源：预计未来20年非化石燃料将占能源供应增长量的一半；并且到2035年，化石能源供应仍将占全球能源供应的3/4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短期内我国治理大气污染，主要是靠调整化石能源内部的结构，以及促进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我国能源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多煤贫油少气。在化石能源当中，天然气是相对清洁的能源，因此，能源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是提升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长远看，则需要提高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新经济导刊》：“十三五”期间，我国天然气消费预计快速增长，尽管天然气价格较高，但因大气污染防治对煤炭消费的严格控制，天然气替代煤炭的速度将加快。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张有生曾经表示，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预计增长到3500亿立方米左右。假以时日，天然气会不会成为主导性的化石能源？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黄晓勇：天然气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的一种主导能源，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前面提到的环境压力，迫切需要我国提高天然气消费的比重。
二是天然气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仅约6%，不足世界水平的1/4。与发达国家或者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天然气消费比重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三是北美页岩气革命之后，页岩气产量占全球天然气新增产量的近八成，美国转变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全球天然气供给趋于宽松、价格不断走低，这为我国进口天然气创造了有利条件。2015年，全球各区域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下降。从区域价格看，美国亨利中心的年均价格2.6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同比大跌近40%；英国国家平衡点（NBP）年均价格6.6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比上年下降14%；与日本与原油挂钩的（JCC）亚太液化天然气，进口年均价格10.6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同比下降34.4%。天然气市场正从卖方转向买方。
四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重心东移，中国—中亚天然气合作更为密切，以及近期美国与中东关系恶化，这些地缘政治因素都为我国扩大天然气进口、拓展进口渠道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五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产天然气，特别是页岩气、煤层气产量显著增长。
六是随着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其间歇性的特点对电网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弃风、弃光问题严重，而天然气发电厂具有极优的调节和响应能力，可与可再生能源形成良性互补。
在这些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天然气消费将保持高速增长。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有望达到一次能源消费的10%，2030年提高到15%左右。
能源变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新经济导刊》：您倡导的“天然气人民币”是针对什么提出的？在您的战略构想中，这一新型能源体系将如何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而改变国际能源格局和国际货币金融秩序？
黄晓勇：天然气人民币是与石油美元向对应的一个概念。这个战略构想如果能够得以实施，对倒逼国内天然气行业改革、扩大天然气利用、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根据我们的构想，我们需要推动建立一个东北亚区域性的天然气交易中心，而这个交易中心的成立和运行，有赖于国内天然气行业的开放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定价机制的市场化。如果我们以天然气人民币的实施作为国内天然气行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甚至由此推动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
虽然随着天然气消费量和贸易量的上升，天然气未来将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大宗商品。如果我们推动天然气贸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必将大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塑全球资金流，进而改变现在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
《新经济导刊》：从历史上看，美元霸权凭借的是石油形成的强势地位，其崛起路径对您提出的推进以天然气为战略支点的中国能源变革，有何具体启示？
黄晓勇：石油美元对我们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石油美元的经验告诉我们，借助大宗商品推进货币的国际化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石油美元的经验也告诉了我们一种国际货币是如何有效运行的。
20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为了维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国秘密与当时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以签订石油交易协议为条件达成互助交易。根据该协议，石油交易将继续使用美元作为计价货币，而由于沙特阿拉伯在欧佩克的特殊地位，其他成员国最终也被迫接受这一规则并延续至今。上述石油交易协议规定，石油必须以美元计价和交易，从而奠定了美元成为石油交易主货币的基础，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统计显示，20世纪70年代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不但没有出现大幅贬值，反而一直保持强势地位，其在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更是从1969年的54.4%稳步提升至1977年的79.2%。
石油美元的循环主要有两个链条：其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要寻找投资渠道，又因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使得石油美元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银行存款以及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这构成了石油美元循环的第一个链条；其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东亚地区大量出口廉价商品，对美国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美元大量流向东亚地区；而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都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需要大量进口资源和原材料，于是又将部分美元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石油、矿产等初级产品和资源，这构成了石油美元循环的第二个链条。
2015年全球和中国能源结构美国拥有的由这两大链条构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使得美元在全球顺畅流通，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通过美元的发行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所需的商品，并通过上述两大链条填补了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从而支撑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维持了其经济霸主地位。可以说，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和交易奠定了这两大链条的重要基石。美国以其特殊的经济与金融地位，维持着石油美元环流，长期呈现消费膨胀、外贸逆差和大量吸收外资并存的局面，美国经济亦得以在这种特殊的格局中增长。《新经济导刊》：能源期货交易市场是能源价格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如何基于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解决能源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建设自己的国际能源期货交易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中国应当利用经济和区位优势以及市场契机，建立天然气现货与期货交易市场，以此发现价格、获得天然气定价的话语权，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黄晓勇：天然气期货市场建设与天然气定价权，确实也是我们在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构想中非常看重的一个角度。
统计显示，2013年中日韩三国遵循的天然气贸易体系基础价格——日本液化天然气平均到岸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16.17美元，约是德国、英国天然气进口价格的1.5倍，是美国亨利枢纽中心天然气价格的6倍。可以看出，“亚洲溢价”在天然气市场表现得比在石油市场更为突出。东北亚地区作为全球天然气特别是LNG的重要进口区域，在国际天然气市场定价权方面的话语权严重缺失。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推进，北美天然气产量大幅增加，全球天然气供给宽松，已逐步使天然气成为一个独立的能源品种，东北亚天然气定价与石油价格挂钩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需要，不能反映东北区地区天然气的供需状况。
中国应当利用经济和区位优势以及市场契机，建立天然气现货与期货交易市场，以此发现价格、获得天然气定价的话语权，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战略面临的障碍与机遇《新经济导刊》：在“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框架下，您给出的策略组合矩阵是怎样呈现的？策略之间又将如何实现功能分工与配合？
黄晓勇：天然气人民币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整个构想的策略与功能大体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块。国内的策略和功能，我前面也有一些阐述，就是通过区域性交易中心的设立，去倒逼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开放，包括上游的天然气勘探开放权的开放、进口权的逐步放开，中游的管道对第三方公平开放等，推动天然气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定价。只有理顺价格机制、促进市场主体的适度多元化，形成交易市场庞大的交易量，我们的交易市场才能有效地发现价格。我们通过交易市场倒逼体制机制改革，可以提高我国天然气行业的效率、扩大我国天然气利用的规模，促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
国际的策略和功能，主要体现在我国通过期货交易，以及天然气贸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以此获得天然气定价权，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就是说，我们把中日韩大国的天然气需求“打包”后，我们可以在天然气定价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可以获得更充足和便宜的天然气供应。与此同时，以天然气贸易作为载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获得的红利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可以获得更廉价的人民币融资成本，还可以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新经济导刊》：就当前和一段时期内而言，“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构想所面临主要路障有哪些，有无显性或潜在风险，是否存在对未来的审慎监管问题？
黄晓勇：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构想，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当然也不少。从国内层面看，我国天然气产量、消费量和贸易量不足，制约着我国天然气交易市场的建设。我国天然气行业体制机制有待理顺的地方还非常多。其次，我国外汇管制还比较多，资本项目开放还不够。
从国际层面看，首先，东北亚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利益难以协调。其次，或将遭致美国和天然气出口国的抵制。再次，我国还缺乏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作为支撑。
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审慎监管的问题。比如说，对天然气行业逐步开放之后对一些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再比如说，推进天然气人民币需要在资本管制方面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我们的风险如何应对，这都需要我们做更周密的思考和设计。
《新经济导刊》：全球化出现逆流之下，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开启新型全球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天然气人民币”体系设计与实施，是否有着更多有利因素和面临更大机遇？
黄晓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的确给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实施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一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天然气进口。因为天然气的进口高度依赖管道、储气库、LNG接收站等基础设施，未来相关出口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有助于扩大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进口的规模。二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外油气资源的开发，输出中国的资本和技术，也有助扩大全球天然气的供给，构建全球天然气市场更加宽松的供需格局。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通过贸易和投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也将为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更加成熟的条件。
《新经济导刊》：推动“天然气人民币”从一种学术构想和政策倡议变为国家战略，可以说意义非凡，有赖于学界、公共部门、产业界以及媒体互动，形成更强的舆论共识。对此，您有何具体计划或打算？
黄晓勇：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实施，要从学术构想到落地实施，需要学术界、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媒体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我们希望这一构想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可，逐步形成更多舆论上的共识。在更多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各方一道来讨论认识上的一些分歧，以及推进这一战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当然，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来说，我们也有一些规划和打算。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们的研究，将这一战略构想分成若干的研究子课题，并通过研讨会、著作、论文、要报等多种形式呈现我们的智力成果，为这一战略构想的落地不断地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