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三个“出乎预料”。一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之难出乎多数人预料。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人以为世界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就会恢复强劲增长。但实际情况却是，继美国发生金融海啸之后，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陷入了经济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迄今未形成有较大带动作用的增长点。二是各种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出乎多数人预料。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不可逆转。但是，在2008年之后，由于各国经济迟迟未能走上持续复苏道路，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各群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显现了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反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大。三是一些国家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态势出乎多数人预料。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反全球化声浪，人们普遍期待政治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家采取理性、正确的选择，继续推进全球化和重振全球经济。但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修宪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以及当前法国、德国大选的形势都出乎多数人预料。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意味着各国的政治家们要采取理性的、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政策措施，会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掣肘。
总的来看，现在“黑天鹅”这种小概率事件不断出现。更值得忧虑的是，如果这种态势发展下去，那些原本是小概率的事件，可能演变成“灰犀牛”这类大概率事件（比如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
主动作为，携手应对
面对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是坐等观望、消极应付，还是积极谋划、主动作为，以应有的担当突破“重围”，走上新的发展繁荣之路？我们的答案显然应当是积极谋划、主动作为。
历史表明，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主动作为还是被动应付，结果会显著不同。面对不确定性，人们主动作为，能够通过消除不利条件和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发生负面事件的概率，增大发生正面事件的概率。在这方面，中国有着丰富的经验。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面对国有企业发展中的困难，我们没有像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任其“自生自灭”，而是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奠定了国有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基础。如果没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对国有企业的主动改革，就不会有今天国有企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主动作为，重在事先周密谋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经济社会发展总有不确定性，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世界经济要走出当前的发展困境，必须长短结合，对未来发展做好统筹谋划。
确定无疑的是，各国要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结合解决当前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需要，对自身未来发展进行谋划。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交易和交通成本不断降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深化，国际贸易和国家间的投资合作极大发展，资源、资本、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大大加深，各国人民的命运相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所做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其溢出效应无论是有益的还是不利的，影响面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大。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在谋划未来发展时，应该处理好自身发展和他国发展的关系，处理好本国国民福利增进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关系。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力度较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给其他国家造成了汇率升值压力，导致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使这些国家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滋生不稳定风险。近年来，个别发达国家又在逐步收紧货币、启动升息周期，其他国家又面临着陷入进一步衰退的危险。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反过来又对发达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绝不是零和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应是荣损与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就会下降0.2个百分点。
因此，各国既要谋划好自身发展，也应携起手来，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共同对全球发展进行统筹谋划。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个别国家的次贷危机肇始，最终演变成长时期、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衰退，即使各国推出了大量刺激政策，也未能扭转全球发展的颓势。研究表明，问题的本质不仅在于各经济体内部，更在于全球层面上发达国家始终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导致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冲突多发，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难以持续扩大，也使发达国家拓展海外市场遇到了屏障。这就迫切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谋划，进而优化全球治理秩序，使全球发展更具包容性。也就是说，要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都能收获应有的利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不仅会在经济层面遇到挑战，而且可能会在社会层面遇到挑战，这也需要世界各国来共同做好谋划，加以应对。
现在“黑天鹅”这种小概率事件不断出现。更值得忧虑的是，如果这种态势发展下去，那些原本是小概率的事件，可能演变成“灰犀牛”这类大概率事件
全球治理的中国探索
在谋划全球未来发展方面，中国政府做了积极的探索，履行了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应尽的责任。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判断，之后又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阐述，并逐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勾画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倡导通过支持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力，创造就业，释放新的经济潜力；同时，明确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利用科技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机遇，制定相关战略和计划，推动包容性发展。
当前，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最大的难点在于，一方面，随着各国经济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性议题发言权的诉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原有治理体系下所形成的利益格局难以撼动。在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应舍弃旧有治理体系下所获得的不当利益，把人类共同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全球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
在完善多边贸易机制方面，各国特别是大国要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继续发挥这一组织在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把区域性的贸易安排作为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而不能使之成为一种超国家的、空间范围更大的排他性安排。在全球金融协调方面，主要大国要加强合作，强化全球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之间要在信息、资金和技术等领域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在平衡南北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当前，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对世界经济格局，还是对发达国家乃至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各相关国家应根据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性质和规模，以及基本国情、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所处的阶段，制定和实施相应有效的政策，尽快化解结构性矛盾，走出困境，谋求新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贡献。
目前，中国正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和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建立供给结构能够更好地适应需求变化的长效机制。2016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7年，我们将按照既定部署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值得强调的是，我们所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的短期政策，而是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一长远目标出发，对经济结构进行深度调整，重点要抓住与供给侧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大调整有碍于市场对配置社会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相关政策规定。这种改革，不是皮肤之痛，而是“伤筋动骨”，是要准备付出沉重代价的。例如，为了去产能，必须承受巨大的失业压力，必须花费大量资金安置下岗职工；去杠杆，必须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等等。但是，这也是结构性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不可持续，就必须早日实现转变，长痛而衰不如短痛重生。
推进结构性改革，还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特别是要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2016世界投资报告》，从1990年到2015年，跨国公司海外雇员从2145万人上升到7951万人，海外资产总额从4.6万亿美元上升到105万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技术变革、产业革命以及南北平衡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各国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跨国公司要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研发全球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加快其创新成果的扩散和应用；也要利用其跨国经营的生产优势，在与相关国家政策沟通和政策协调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还要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在东道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特有作用。
在结构性改革中，专家学者和智库也大有用武之地。智库应利用自身的人才、知识和平台优势，深入研究破解结构性矛盾的方略和措施，为各国政府提供可信、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文据李伟主任在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欢迎晚宴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