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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外物与身内物

时间:2023-11-24 05:47:28


   
      
      成龙从小武行到大武行,从小演员到大明星,一共用了十几年。成名意味着什么?“你想想今天你拿300元钱一天,明天你有150万元的现金在口袋里的感觉是什么?”成为超级明星之后,认识财富对自身的影响,也许是更重要的话题。
      孩童
      我是1954年4月7日这天出生的,是父母的独生子,他们给我起名叫“陈港生”,意思是“出生在香港”。
      我父亲陈志平是山东人,英朗帅气。他3岁的时候随家人到上海,陈家在当时是受人瞩目的大家族。成年后,我父亲和另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结婚并育有两个儿子。日本侵略中国时,上海失守,父亲不得不放弃家里所有的东西,甚至被迫离开妻儿。
      我母亲陈丽丽此时也在上海,她出身贫穷,也结过婚,丈夫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之后带着两个女儿逃难。家里没钱生活,她靠卖点鸦片换钱。我爸那时候是国民党,在海关工作,抓到我妈妈,从她身上翻出少量鸦片,再看她戴着个兰花,知道她刚刚死了老公,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就放她走了。后来局势越来越糟糕,我父亲带着母亲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安全到达香港后,马上结婚,于是有了我。
      我父母在新移民中非常幸运,他们来到香港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受雇于法国驻香港大使。父亲成了大使的厨师和勤杂工,母亲当了看门人。
      我出生时重12磅,父亲后来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婴儿,于是和我妈给我起了个绰号,“Paul”,中文的发音就是“炮炮”,这便成了我的小名。
      我的出生让家里付出了巨大代价,父亲因此希望我能成才,对我要求也特别严格,每天天还未亮透就拉着我起来锻炼。先来到洗衣房往脸上和身上泼冷水,为的是让我迅速清醒过来,接着开始体能训练,跑步、举沙袋、做俯卧撑,并且花上好几个小时练武术。
      我那时年纪小,很难体会我爸的良苦用心。我不喜欢去学校上课,在学校我会不断地惹事,老师很无奈,最后在我脖子上挂一块牌子,说明犯了什么错误。譬如,“这是一个吵闹捣蛋的小孩”,或者“这个小孩把所有的书都丢了”,我爸妈意识到我不是读书的料,就把我领出学校,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
      这时,一封给法国大使的信成为我们家的转折。父亲的烹饪技术和母亲的管家能力给大使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的工作机会来了,有点好得难以放弃。其中一份工作是去澳大利亚的美国大使馆任厨师长。但是去澳大利亚做事意味着必须放下家庭,我父亲请他的兄弟们喝酒,听他们的意见。在他朋友们的建议下,父亲决定把我送到于占元师傅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 这一待就是10年。
      门徒
      去学院的这天,我换上了最好也是最喜欢的一套西部牛仔服,戴上帽子,拿起塑料的六发射手枪。现在我还保存着穿着这套衣服的照片。
      领着我们一家进来的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叫元龙,是学院里的大师兄,这位大师兄就是日后红极一时的武术指导、导演洪金宝。我爸爸、妈妈要去澳大利亚工作,一走没人照顾我,只有这样的学校可以住校。当时签了10年的合同。这是一份严酷的合同:合约上说,师傅有权得到徒弟挣来的钱,可以惩罚孩子……直至死亡。
      进入戏剧学院,师傅给我起了一个艺名“元楼”。大师兄来学院时间最长,排位最高,我当时是最小的,新来的学员,排在所有人的后面。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正在训练的时候,有人来访,是一对带着小男孩的年轻夫妇。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又来了一个新学员。大家正在做特技训练,小男孩抵挡不住诱惑,我示意他过来试一试。他模仿元龙做了一套复杂的筋斗,其他孩子尤其是大师兄心里不爽,显然是没能给新来者下马威,倒让人家出尽了风头。
      对于师兄们来说,接下来的事情一定是“复仇”。晚饭后,趁着师傅师母外出。师兄元龙和元泰找碴儿,我挺身出来护这个小师弟,挨了元泰几巴掌,鼻子出血。幸亏师傅回来,才阻止了这一切。小师弟充满感激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放进我的嘴里。直到几周后,我才知道他叫夏令震,师傅给他起的艺名叫元彪。
      我很快适应了学校的规矩,平静地过着生活。父亲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我,他和母亲请学院所有师生吃饭,席间我父亲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建议,让我明白了他的举动。他要带着我母亲到澳大利亚去共同奋斗,因此请师傅收我为教子。
      一天,师傅把我们所有学员召集起来,宣布将选出7个人进表演剧团。元龙、元泰、元华、元武、元奎、元彪还有我入选,成为日后闻名的“七小福”。
      我们签的合约逐渐到日子了,学院的活也越来越少,师傅所依靠的表演机会正在逐渐消失,这时,与我们一起长大的“福星”基本都离开学院了,各自去闯荡。我向师傅说了自己离开的想法,师傅默许了,他只说:主意已定,必须身体力行,我希望你好。
      出道
      17岁,是青年阶段的黄金时期。我在这时离开了戏剧学院,独自踏入了熟悉又陌生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香港最大的影业公司归邵氏兄弟所有,他们是香港最初的两位巨头,有自己的电影城,从道具棚、音响、舞台到提供给邵氏公司签约演员的宿舍。
      当时对高级特技人员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龙虎武师。要想成为这样的人员,就得去做一些高难度特技动作。
      一天要拍摄一组镜头,表现剧中男主角越过阳台围栏背向摔下,需要完成空中转身,双脚落地,警觉地准备开打。这类坠落大多数是在一根细钢丝的帮助下完成的。
      那个导演真的很笨,他提出一个疯狂的要求,下坠不用钢丝,武术指导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希望我们自己的人有任何闪失。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思考这个特技的可行性。成功的关键在于时间,我当时就认定自己能做到,而且会成功。
      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随着“开拍”指令的下达,我在头脑中飞快地计算时间,在空中平稳地扭转身体,头部朝上,看快到了地面,使双腿及时地落在地上,在挺直身体的时候,打了踉跄。导演大喊成功了,并兴奋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家很激动,当然我也获得了“龙虎武师”的称号。
      1978年,思远公司拍摄电影《蛇形刁手》,大胆起用武师出身的袁和平为导演,并由我担纲主演。结果《蛇形刁手》大获成功。我注意到,有人知道了我的名字,外出时也会被人认出来了。
      不久,袁和平与我商量,制作一部有关黄飞鸿的新片《醉拳》,我们将《蛇形刁手》成功的模式在《醉拳》中合理完善,影片中,添加了狂放的特技,闹剧式的滑稽表演,以及富有喜剧色彩的哑剧,甚至正剧。
      《醉拳》之后,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做名人的感觉,吴思远支付给我5万港币的报酬,这远远高于之前承诺的每部片子3000港币的报酬。这比我一辈子见过的钱还要多。
      成功
      突如其来的名誉和财富对人有很多影响,我是深有体会,一成名自己也糊涂了。你想想今天你拿300元钱一天,明天你有150万元的现金在口袋里的感觉是什么?那时我就去买钻石,买手表,买汽车。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完全被蒙住了双眼。通过做慈善改变了我的做人,让我变成踏实、低调、包容的人;在玩古董的时候,又让我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是

真古董、什么是假古董,也被人骗过。经历过这些之后,发现整个人变了,看事、看物也变了,奢侈品对我已经没吸引力了,钻石表、名车、豪宅对我来讲都是身外物。慢慢我才知道,原来现在我所收藏的这些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但这个价值,不管我、你、他,还是全世界的人,都是暂时拥有,所以最好让它们回归社会,充分发挥物质背后的文化价值。
      (王晓燕摘自《三联生活周刊》图/周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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