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邓超饰演的留美青年孟晓骏，面对黄晓明饰演的成冬青的创业邀约，他喊道：“我留下来跟你混。”
这是真事。
当年新东方初具规模，俞敏洪想要拉大学同学徐小平、王强、包凡一回国合伙。为“诱惑”昔日室友们回来，俞敏洪每日非常大方地花美元，想让同学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三位同窗果真就放弃了在国外顺风顺水的事业。
不过，三个人回国的真实原因，俞敏洪也是事后才知道。“我们回来，就冲着你大学四年为我们打了开水。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
事实上，与毕业时分的依依不舍相比，只有经历过岁月的刻痕之后，你才能真正明白，当初的“好室友”对于你的意义。
周国平和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同学故事，发生在更早时期的北大。他们是共同就读于哲学系的室友。郭世英床头的一本《牛虻》，开启了周国平的文学阅读之路。这类世界名著，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在当时，只是内部发行，并且只有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到。
回忆同学少年岁月，周国平这样说：“我从与郭世英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
室友真的有救命之恩
这是一个在“最阴暗角落里，再度开花”的名人故事。主角是写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高晓松。
高晓松因醉驾而入刑时已经42岁了，但在同屋56岁、被判7年徒刑的一位“大哥”眼中，无论年龄还是刑期，他都是“小弟”。牢中伙食清淡，除了馒头，只有清水煮白菜、清水煮茄子、清水煮土豆，这位大哥把珍藏的一小盒酱豆腐全送给他。“大哥”以“往自己伤口撒盐”的方式每日开导高晓松：“大哥7年都熬得过，你6个月担心个啥。”高晓松后来说，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同学还曾救过同学的命。杨振宁和邓稼先其实做了多年的“好室友”，从战时在西南联大，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曲起，同为安徽老乡的两人便每日一起论辩量子物理学，后来又一起赴美留学。
毕业后，邓稼先回国造氢弹，杨振宁留在美国研究量子物理。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访问大陆，提出想见邓稼先。时值“文革”，邓稼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青海做“牛鬼蛇神”被群众批斗。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邓稼先因此被“放”，回到北京与杨振宁叙旧。
帮追女孩，也帮带小孩
他曾是中山大学校长，他曾留学日本，与朝鲜皇族公主相恋；他曾是中共党员，也曾是孙中山的秘书；他在日本和一位室友共同爱上一名日本女子，他和这名日本女子生下一子，因怕老婆发现，又将儿子过继给了上述室友。
他是戴季陶，他的好室友叫蒋介石，故事中的“儿子”叫蒋纬国。
死敌与“死党”
股神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常与室友克莱德互相嘲笑。克莱德说巴菲特：“你的球鞋太烂了，你的T恤太土了，你的外裤太长了，你的内裤太臭了。”
巴菲特马上回击：“你的内裤不臭，可是你的考试成绩实在太臭了！”
如此“人身攻击”下，两人的友情维持了一生。这位后来成为巴菲特一生“好基友”的克莱德，其实是在大学第二年才“替补”成为巴菲特的室友：巴菲特的前任室友非常用功，看到巴菲特日日在眼前闲逛，考试成绩却比他好，最后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搬走了事。
只是，按照当今的标准看，他其实也是巴菲特的“好室友”：感谢这位看不惯巴菲特的聪明、愤而搬走的室友，当年对巴菲特的“不杀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