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得到二月初你们从上海来的信，我看完后，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饭也没有吃饱，便忙匆匆地提笔要来回你们的信。本来在前数天，我看山姊给念吾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们的信。不过山的信上说得很要紧，我以为一定是封长信，打开看后，自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现在这个观念消灭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精神已经从你们的信中活活地表现出来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乐！
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念吾也来了，不久——七天后——奈因也要来此过春假。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讨论一些社的事情。本来你们的来信，我应当给他们看了，有了筹划，再答复你们，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
……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惭愧我们得很！我们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声气；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登上“波尔多斯”号赴法，开始了他的旅欧生涯。他的足迹遍及巴黎、伦敦、柏林等地，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使他思考良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主义问题。周恩来这信中自陈，他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也就是信中所说的C.ism（即共产主义的英文Communism的简写）。
周恩来此前在南开念书时，是觉悟社的骨干成员。信中提到“社的事情”指的就是觉悟社。觉悟社是五四运动后，一批天津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社团，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封信的两位收信人谌小岑、李毅韬也是觉悟社的成员。资料显示，1897年出生的谌小岑，1920年与张太雷组织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896年出生的李毅韬，1921年在天津也参与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信中提到的念吾和奈因，分别指刘清扬、赵光宸，他们也都是觉悟社成员，当时都在欧洲求学。
1922年3月间，周恩来还给另外两位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有一首周恩来做的白话诗，他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来愿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