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革命从世界观开始
现代西方管理学说将要走过一甲子的发展历程。1959年，由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资助，两份关于美国商业管理教育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Gordon&Howell报告，Pierson报告）。报告批评商业管理教育没有理论，只能算是职业技能培训。发表后，商学院痛定思痛，以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为楷模，大力发展管理学说。
60年过去，管理学说大发展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严格规范的理论缺乏实践价值。2007年，《管理季刊》（AMJ）发表一系列50年回顾文章，反思“浮士德现象”（R.Agarwal&G.Hoetker语，比喻过分强调理论规范，牺牲实用价值）。麦纳（JohnMiner）等横跨20年的研究也指出管理学说的局限性：确定性有限（Validity），可靠性有限（Reliability）和应用效果有限（Usefulness）。其它系列反思文章也出现在《管理研究》（JMS）等重要管理学期刊上。它们得出类似结论：在迅速发展过程中，管理学说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趋于严格规范化的方法论往往以牺牲理论的实用性为代价。2）目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有格式化八股文的趋势。研究过分偏重因果关系的规律。
本文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现代管理学说的局限性。遵循库恩的范式思想，我们认为严格规范化的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但那是一种“深刻的局限性”。它促进管理学精细化分类和专业化分工。另外，方法论层次的反思不会引发理论大变化。如库恩对科学历史的总结，范式革命需要发生在世界观的改变上，然后它才会对概念、方法、证据重新整理，并带来理论更替。现代管理学说革命也如此。因此，我们建议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场有论”的角度，我们说明，没有实体，没有主客观，只有一元的场有活动。企业和产品都是场有活动作用产生的信号与能量凝聚现象。
以“场有论”观，一些因果律无法涵盖的管理现象也能够得到系统一致的解释。我们发现，商业组织不同于机械系统和有机系统，更加具有“意愿系统”特征。意愿系统现象早已被讨论，但无法在因果律指导下管理。当我们引入“场有论”后，意愿系统的概念和方法与之对应一致。它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从亚马逊（Amazon）到乐视等一系列新鲜的管理现象。
本文思考方法承继库恩（Thomas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述的范式思想：范式有自我强化的内在设定。范式革命要从世界观改变开始。我们研究发现，东方的“场有”世界观与西方的意愿系统论相结合，它可以解释和预测新兴的商业现象。
深刻的“局限性”
什么是理论？它是一套概念，用以解释现象之间的关系，达到自我理解的效果，进而促进相互之间说服沟通，并可以预计现象未来变化的走向。因此，它有解释、理解、沟通、预测四项功能。
以上述功能为标准，《易经》有时被认为最早的管理思想。系统理论家邱吉曼（C.WestChurchman）就是这样认为的。按照他的解释，六十四卦代表典型的决策情境，乾坤八卦体现系统起、承、转、合的变化过程。每一卦的六爻包含了决策过程中事态、时态、情态之间动态组合。它们共同构成三百八十四种大概率可能性。至于被当作迷信的占卜，邱吉曼认为它也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为人不能控制占卜草棍倒下的方向，这引入了“随机性”。这样，占卜者就不能囿于一套说法，而要创造性地寻求不同的系统解释。
精通《易经》文本的术士可以用它“附会”解释一切现象。不过，泛泛而论的代价是丧失“深刻”的力量。做为理论，《易经》优点包括1）系统一致性；2）观象取义；3）容纳动态变化；4）全息解释；5）概念简洁；6）形象分类；7）模棱两可的文本；8）适用于广泛的人文现象。另一方面，它的缺点包括1）缺乏理论边界；2）没有针对具体范畴的清晰概念；3）不用假设语言；4）无法证伪；5）很难发展专业细化的知识；6）往往沦于重复的自圆其说；7）不利于知识的分类和差异化发展；8）没有衍生出多元的思维方法。
《易经》的缺点正好对应现代管理学说的规范性优点。它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逻辑规范：运用归纳和演绎的逻辑；2）研究方法规范：定性和定量分析；3）概念规范：定义、前提、适用范围、边界条件；4）标准规范：严谨性（符合专业认可的方法）、可靠性（能重复证明）、相关性（有应用价值）；5）研究设计规范：命题、假设、概念构造、概念度量、统计方法的约定；6）表达规范：文献、理论、命题假设、研究方法、发现与结果、未来深化研究建议。
上述的种种规范必然带来限制条件，派生出局限性。选择了一套规范，也就意味着放弃其它的认知角度和方法。可是，在库恩看来，规范科学（NormalScience）自我设定的限制条件也是促进一种范式内生发展的力量。我们同意库恩的观点，并称之为“深刻的局限性”。过去60年西方管理学说茂盛成长得益于规范化的范式思维和因为限制条件多而激发的严谨性。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说明，科学理论历史是一个“范式”自我维护、修补、并不断自圆其说的过程。“范式”代表一套科学活动规范，包括概念、理论、应用、方法、表达格式和沟通语言。当遇到新证据和新理论挑战时，科学家首先试图通过修补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来巩固范式，直至新证据和理论带来世界观的改变。维护范式是科学理论活动的定势。只有在世界观也被改变后，新范式才能开始。因此，范式有内生的规范化力量。库恩认为，规范化带来的“局限性”是理论知识茂盛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范式像盒子一样把理论活动装限起来。这种相对刻板的限制不会鼓励科学家去发明新奇的理论，但会促使他们把精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细节化、精密化、深度专业化上。”（1962：24）
“反者，道之动也！”范式思维的规范化力量制造了限制效果。而限制性规范又引导学者内向发展理论的精细化知识、专业化分工和认知工具。西方管理学说60年大发展也得益于范式的思维特征。因此，我们应该以正面的态度欢迎理论规范化的价值。与之相伴随的限制效果是一种有益的、符合范式思维规律的、深刻的局限性。
科学理论的范式特征在管理学说上的表现可以用五个阶段来显示。如图1，管理学说往往走过下面的“五解”：1）解析。例如，管理学依据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出“理性决策”（RationalDecision）的范式，用它解析管理现象。2）解决。例如，运用“理性决策”分析方法去指导实践，解决问题。60年代，理性决策分析方法被大公司广泛运用。3）解散。根据库恩对科学历史的观察，科学家往往不理会范式以外的证据，常把不能解析的现象做“偏差”处理。管理学者也一样。对“偏差”现象，他们常刻意忽视。例如，决策中的情感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长期被忽视。4）解释。对于反复出现的，无法用既定理论去分析的异常管理现象，学者往往用“随境”（Contingent）方法去设立新的边界限制条件，以维护既定理论基本点。例如，“有限理性”、“满足原则”、“准理性”、“交易成本经济化”等学说试图修改边界条件，维护既定的理性主义。5）解放。当一系列随境解释无法继续成立时，异常现象刺激新视角，启发新的世界观。新世界观开启又一轮规范化的研究。例如，卡尼曼（DanielKahneman）“风险偏好与启发式决策”理论开启“非理性”的新视角。在它之后，长期被忽视的情感因素研究进入决策理论的范式。
综上所述，规范化的局限性有巩固范式、丰富理论的功效，不可全面否定。同时，突破局限性的道路也很曲折，因为“解散”和“解释”活动始终存在，帮助维护范式的稳定性。库恩强调（1962：146）：范式革命只有在世界观改变后才发生。世界观改变后，新的范式才开始整理早就出现的证据，开始又一个规范化限制的过程。这就是范式理论局限性的悖论。
局限性悖论在管理学说的因果律研究中特别明显。受实体论世界观影响，西方学者注重研究管理现象背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与组织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即使引入非线性因果关系和多变量研究，因果关系模式的局限性还是非常明显。学者指出，管理现象离不开丰富的社会互动，除了因果关系，管理现象中还有1）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2）看似矛盾对立却共存的“悖论关系”；3）没有强关联性，却在同一时空发生的“共现”关系；4）有闭环反馈效果的、互为因果的“学习关系”；5）无法事先预想的、极端不确定的随机关系。
这六种关系在有强烈的意愿特征的商业组织中普遍存在。但是，没有引入一个新的世界观之前，对因果范式的诸多批判仍停留在修补性解释层次。在下文中，我们首先说明因果律不能满意地解析意愿系统的活动。然后，我们以“场有论”世界观替代“实体论”，说明“意愿场有论”能更好解释管理新现象。最后，我们总结意愿场有论对现代管理学说的意义。
商业组织是意愿系统
邱吉曼（C.WestChurchman）和阿科夫（RussellAckoff）用意愿系统（PurposefulSystem）解释能动的社会组织。当管理复杂的意愿系统时，因果律的局限性就特别明显。
如图2，辨别机械、有机和意愿系统的方式有下面三项：
系统目的（Objective）和目标（Goal）的特征。对机械系统，例如手表，它没有目的，只有“准时运行”的目标，而且在设计制造完成后，就已经内置。手表没有目的，它可以是计时装置，也可以是礼品，随主人而定。有机系统有目的，也有目标。不过，目的单一，例如花草动物的目的就是“活下去”。为了单一目的，有机系统的目标可以调整改变。例如，为求生存，熊可以找野果，或捕食小动物，甚至冬眠。意愿系统是人的社会组织系统。社会组织的人可以随着意愿变化而改变系统的目标和目的。例如，走戈壁是威胁生命的活动。如今，它成为EMBA学生宣扬生命力的活动。手段和目的/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征。机械系统实现目标的手段单一，一旦设定，不能改变。有机系统实现目标/目的的手段多样，但在进化中被固化，不会在系统生命期内创造新手段。意愿系统有学习和创造的能力，可以不断制造新手段，改造旧方法，甚至改变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例如，有人用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信仰和信念。对生命而言，本来生存是目的。现在为了一个新目的（表达信念），不生存（自我牺牲）成为手段。
信息的来源和使用特征。对机械系统，如手表计时方法，信息是外部输入并内置不变的。对有机系统，信息是内外对应的。例如，动物与食物源之间刺激和反应关系。对意愿系统，一切信息加工（处理、提纯、沟通）的过程也就是信号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信号是包含意图的信息。例如，狼烟烽火是敌人进犯的信号。情人节玫瑰是爱的信号。对于社会组织，“信号能力”集中体现了意愿系统实现目的/目标的能力、创造手段方法的能力和资源管理能力。它代表一种利用信息沟通意愿的能力。它能改变资源的性质和数量。
强调信号能力的意愿系统不能只用因果关系去解析，因为1）目的和目标不仅多元，而且变化；2）实现手段在不断创新；3）手段与目的之间可以互换；4）资源/能量形式都不是单独存在，都附有表达意愿信号的功能。而且，资源形式既是信号的媒介，也是信号的一部分，不适合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离；5）信号可以是悖论的、辩证的、共时的、学习的，甚至随机的。
美联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说道：“假如您认为您完全理解了我（关于市场）的讲话，您一定是听错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格林斯潘必须通过发送微妙的信号来调动市场意愿。微妙在于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意愿系统和“信号能力”理论没有得到有效传播，因为“范式更替需要配套的世界观”（库恩）。尽管布迪厄（PierreBourdieu），勒温（KurtLewin），弗里格斯坦和麦克亚当（NeilFligstein,DougMcAdam）提出的“场”概念比较适合解释意愿系统的能动性，但他们没有讲透。其中，西方实体论的世界观是重大障碍。在前人“场”概念基础上，我们引入哲学家唐力权的“场有论”。它为意愿系统管理提供了配套的东方世界观。
场有论、信号能力、空间时间化
场有论不仅认同“信号能力”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任何空间存在（企业和产品）都是发送信号的媒介。糟糕的是，在西方主客观实体论思想下，具体空间形式占据商业理论的中心地位。企业的精力花费在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等空间概念上，而不能接受商业做为一种时间历程的存在。倒是那些搞产品版本化和迭代创新的企业更加能接受商业存在的时间历程规律。例如小米，他们强调产品的迭代创新。他们的实践是一种朴素的场有论。版本化和迭代与场有论的“空间时间化”（历程化）概念完全一致。
朴素有时候也是片面的代名词。场有论同时强调“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两种场的活动作用。而先行的企业缺乏理论总结指导，片面执行一个方面，忽视另外一个方面。下文先概述场有论的世界观，然后说明它对商业管理相关影响，并总结意愿场有论的要义。
做为“场的活动作用”的场有世界观
首先，场有论没有实体的概念。“一切现实都是关系”（布迪厄），“一切均衡只是准均衡”（勒温），“一切事物都在成、住、坏、空的流转历程中”（怀特海）。所以，场有论的世界观是一元的：一切都是活动作用和历程。实体是“实相”。资源/能量（以下简称能量）在形式上叠加，信号在特定时空汇聚，于是产生实相效果。它不久就被替代。
现代电子产品和网络产品是场有实相最直白的例子。从BB机到智能手机，从雅虎到谷歌，一切依场而生，因场而灭。
能量叠加为凝，信号汇合为聚。到了下一个时空，因为活动作用，信号和能量的凝聚又产生不同的实相。所以，实相存在于活动作用中。活动作用的综合形成场效应。存在（有）也就是场效应的实相表现，是场有。（唐力权）
像光的波粒二相性一样，没有遇到信号和能量凝聚机会之前，“场有”处于活动作用中。当机会出现时，凝聚效果就以实相表现出来。以人的感知习惯，凝聚效果往往先表现为“震颤事件”。马斯克就是制造商业“震颤事件”的高手。
唐力权认为，在场有的活动作用过程中，信号和能量不断有机会凝聚，不断以不同实相的形式展现。如果信号内容越来越深刻，与能量结合的形式越来越生动，信号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有影响力的信号代表“权”。如果能量叠加的累积效果越来越大，它的“能”级别越高，它与信号之间就有加权效果。二者组成不可分割的“权与能”。它只能在活动作用的历程中不断展示。“权能”既可以升华，也可能走向寂灭，这就是它的造化（去创造或被化解）。如此，场有的“权能”活动作用世界观和意愿系统强调的信号能力达成一致的解释。“实相”的企业和产品其实是权能（信号和能量）在场的活动过程中的凝聚效果。企业要不断自我否定（体现辩证关系）才能提升价值信号的深刻程度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做为时间空间化的具体产品要兼顾空间时间化（历程化）的要求（形成悖论关系）。以产品为媒介的信号能力同时体现在具体化和历程化两个方面（保持共时关系）。
概而言之，企业是场的权能活动作用现象。产品是场活动的信号和能量凝聚的暂时实相。两者都是场效应，不是实体存在。另外，商业活动中，人的意愿依场活动中的信号变化而改变。那些有高超信号能力的企业家善于把企业和产品化为传达信号的媒介。他们的高超信号能力直接有助于企业组织调用资源。这些企业家成功地收获意愿场有中的权能效益。马斯克就是这类企业家中的佼佼者。
马斯克是意愿场有的管理大师。无论产业链的场中，还是社会舆论的场，或者政商关系的场中，马斯克都游刃有余地利用他的信号能力，调动别人无法事先想象的资源。图3仅显示他的特斯拉产品走过的“空间时间化”历程。从实体论的角度看，特斯拉是失败的产品，因为每个阶段的价值承诺（数量、设计、质量）都没有兑现。从意愿场有的角度看，特斯拉、SpaceX和太阳城是利用场效应的典范。马斯克管理的重心在于保持一个权能不断凝聚的意愿场有。每个时期的产品不过为企业权能开显的实相。它们不断被替代，持续升华到下一个权能境界，以另一种实相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一种产品的权能开始衰竭的时候，马斯克善于用另一类产品的轰动表现（震颤事件）再次唤起社会意愿，保持在场有之中信号和能量的凝聚能力。2017年，在发射超重型航天火箭之前，他认真地表示，要么这是一个失败的大烟花，要么是向星际移民迈出的第一步。无论成败，他都是英雄，都能发射令人心旌摇摇的强烈信号。在人们普遍诟病乐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的先进因素。从“意愿场有”的角度看，乐视把产品当作发送商业模式信号的媒介。每过一段时间，乐视就推出具有轰动效果的计划，从影视、超级电视、体育、到超级手机和超级电动车（见图4）。它的系列计划确实有梳理意愿的效果，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资深企业家参与其中。在“空间时间化”的维度，乐视策略暗合意愿场有的规律，有极高的先进性。但是，在“时间空间化”的维度，乐视从计划到计划。每一代产品都是未完成时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乐视在商业和社会“场”之中的权能地位，使之无法获得实相凝聚效果。最终走向溃散和寂灭。失败的乐视从反面说明意愿场有的效应。
成立20年没有过利润，隔三差五搞个轰动收购计划。亚马逊看似为美国的乐视，却有着境界的区别。二者区别首先在于“时间空间化”的产品上。亚马逊每一次推出的新计划都有具体的、完成的、实相的产品形式。其次在于信号的一致性和精湛水平。亚马逊的每一个商业“震颤事件”（网店，线下，娱乐，医疗，超市）都围绕着“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平台经济”（见图5A、B）。所以，它每一次权能开显都是去捕捉升华的商业境界中新机遇。尽管它至今未创造利润，投资人买的是它强烈的信号能力和新境界中的实相开显能力。与之相比，沃尔玛仍然停留在“实体论”的范式阶段。这就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理论范式能够产生的差别。
空间时间化（历程化）、时间空间化（具体化）、信号能力，这三个维度描绘出做为信号媒介的企业在意愿场有中的分布。图6中，苹果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突出。不过，囿于移动手机实相已经很久的苹果会不会像沃尔玛一样走向寂灭？值得观察。意愿场有理论不仅可以比较大公司的权能差别，例如淘宝和京东是不一样的企业，它也能折射出中小企业的潜能。例如，备受质疑的斐讯路由器零价格购买模式。斐讯的策略包含意愿场有的种子。它已经显示具体化和历程化的能力。它的瓶颈在如何提升信号能力，如何像亚马逊那样不断升华到新的商业境界。
意愿场有论要义：做为信号媒介的企业和产品
理论是一套概念体系。联系商业管理，意愿场有理论包括五个方面的概念关系。
第一、商业管理的本质是场有。它体现为生生不息的活动作用，以及代表信号能量凝聚现象的“权能”。企业和产品都是表达权能的媒介。
第二、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定义、相互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为之“涵”。“我表达你，你表达我”的关系为之“摄”（唐力权的定义）。相互涵摄关系包含在企业的权能中。
第三、一个具体化的产品是权能活动的“时间空间化”。它发生在信号能量凝聚的机会点上。犹如光的波粒二相性，各方关注和参与集中在一个机会点上，产品的实相便呈现出来。虚机是数不清的潜在机会。抓住其中一个，便是具体化的了断。它代表权能在一个特定机会点凝聚。因此，企业不必挂念一个过气的产品，不必懊悔一个消逝的机会。
第四、单个产品实相是权能活动“时间空间化”的表现。重要的是，系列产品才体现“空间时间化”的历程属性。产品必须系列推出，生生不已，否则它所代表的权能就走向寂灭。它可以升华，也能够走向寂灭。这就是企业和产品的造化历程。
第五、做为一种场有生命现象，企业不可能维持在同一个场有层次上。它要么走向寂灭，要么升华。管理活动就是不断推动企业向更高的境界升华。境界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信号能力上。有精湛信号能力的企业也必然有调动资源的尖端能力。所以，境界也是企业的权能层次。企业通过产品开显的基本境界包括产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境界开显如杜甫的诗言：“江山多变态，一上一日新”。
结论：意愿场有论的实践意义
勒温说：没有什么学说比一个好理论更有实践意义的了。"nothingisaspracticalasagoodtheory"(1945:129)。意愿场有论是一个有实践意义的好理论。
首先，我们把意愿系统中复杂的六种现象关系简化到两个维度上：信号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与传统的资源理论相比，我们更强调信号能力的优先性，说明二者之间是相互依附但主次分明的“权能”。权能是一切管理的核心。
其次，我们说明没有主客观分割的实体，只有权能活动作用在“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两个维度上的场有实相。因此，我们把一个具体产品和一系列产品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有时是辩证，即用新的否定旧的。有时是悖论，即新旧同时空存在。有时为共时，即互不干扰的存在。有时是学习，即相互影响并提高的存在。有时是随机，即偶然因素促成新产品。
第三，意愿场有论的信号能力比核心竞争能力更有解放思想的效果。当我们把企业和产品简化到信号媒介层次后，企业创新需要关注的问题更加集中。即：我们的价值信号是什么？我们的活动作用是否有利于信号的生成和传播？我们的信号质量阶段性提升和增益的策略是什么？它在资源调动上面显示出应该有的“权能效益”了吗？
第四，“境界开显”的概念比企业成长和管理变革的概念更生动和精准。它提示，权能活动不能仅仅限于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它必须思考下一个实相开显的境界是什么。每上一个境界，企业都将会收获更高层次的意愿资源。
爱因斯坦说：解决问题的方案只可能在发现问题的上一个层次上实现。现代管理学说在实体论层次上发现的问题也只可能在意愿场有的层次上找到解决方案。本文仅仅是寻找解决方案的一块路标石。
本文责任编辑：刘永选
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袁文龙：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阿斯皮尔商学院创业学讲席副教授
管理活动就是不断推动企业向更高的境界升华。境界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信号能力上。有精湛信号能力的企业也必然有调动资源的尖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