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转变发展方式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了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国家明确促进引领并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与发展方式的尽快形成的国家战略。中国经济近年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惯性轨道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始终高度依赖投资，经济生产以要素投入为重，生产率技术水平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提升。供给侧出现产能的相对过剩使得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环境承载能力与资源消耗水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据万得数据库数据收集与其他相关文献数据统计，我发现中国近年来三次产业的比重逐渐开始接近国际发达国家水平。第一产业逐步下降至低于8%，第二产业比重稳定在50%以下且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并且在近年稳定高于50%并在2011年出现了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动力与可持续发展仍然存在较大挑战，中国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缺乏进一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持续动力。中国经济近年重虚轻实的现象逐渐浮现，产业空心化成为了众多企业当下发展的通病。
本次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有一定程度的连通之处，但是英美的背景经验是完成了工业化市场化，经济结构和市场机制相对成熟；而我国目前工业化尚未完成，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不能对英美的阶段经验照搬照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实体经济和经济结构赋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构筑起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显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改变支配市场行为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制度架构也存在着问题，政府与社会也对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改革。从国际实践环境上看，我国在国际专业分工中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渐被新兴东南亚国家取代；科技创新多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准存在较大差距，欧美高端回流的压力增大。这些变化迫切要求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供给体系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发展。
另一背景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政府由于信息充分性缺乏造成结构畸形，过剩产能越调越多，产业内部结构变得越来越扭曲。以去煤炭过剩产能为例，行政机关发布计划指标之后把指标层次分解到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为了真正达到降低产能的目标，只能按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等硬性指标划分。然而行政部门会优先保护自己的产业，这导致效率低下的设备和企业并不能有效淘汰。
法制上,社会经济参与者的产权边界是否清晰决定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与效率。模糊的责任主体导致资产流失与经济效益低下。国家应完善《公司法》等外部法律严格划定任意市场主体的权责利边界，建立适应新经济发展方式的监管结构体系，结合以实行微观企业内部权责利边界界定条款的审批制度，松市场、紧法制，实现产业质量结构变革、效率结构变革与法律监管结构变革。
科技上,科技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技术结构革新的先行力量。个人认为国家科技创新应加大对传统行业的技术更新投入，实现传统行业技术升级与新兴技术开发的平衡。具体措施可以分为两步实行——第一步推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传统行业的技术研发升级，关键是实现全方位的技术铺展，涵盖农林牧渔、采掘、建筑、能源材料的技术提升，实现第一第二产业绝对量的大幅提升与比重的下降，完成全要素生产率的跨越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优化；第二步推动第二第三产业的技术开拓，关键是实现逐点的技术突破与布局。由于新技术开拓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全方位布局所承担的崩溃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等量补偿，因而我认为新兴高科技结构逐点突破的布局方案是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决策，如此既能弥补技术领域短板又能占据国际技术领域的不败之地，是技术产业结构的有效战略。
财税制度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财税制度也应该同步变革，实现地区化特色化。以中央财政补贴为例，我认为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财政补助对于不同地区产生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应该调整不同地区专项财政补助与一般财政补助的比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成熟且形成了自己的第二第三产业体系与特色，应将财政补贴大体上完全设定为一般财政补贴以实现效率的最优；成都、杭州、南京、天津、重庆等省市应尽可能降低专项补贴比例，尽量提高一般补贴比例，力促达到经济成熟化；对于内陆农村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的脆弱性则应扩大调研范围，以第一第三产业专项补贴为主要稳定经济手段，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小幅调节一般财政补贴的比例，专项辅助地区特色产业以尽快形成独立的地区性特色经济。
思想上,一切实际的政策措施都离不开思想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行，其长远的持续推动力在于思想的解放。如果经济发展依然沉浸在重能耗、重环境消耗、重外需与投资的思想教条，那么纵使在改革早期出现了雷厉风行的势头，也注定会在改革后期堙没于制度、理论的自我怀疑与舒适区的自我倒退。我认为必须大力推进思想的解放，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全面分析中国所处的实际经济发展阶段，实现思想理论结构的革新。在经济学思想突破约束的同时还要在社会进一步倡导和培育“工匠精神”的社会思想，形成弘扬工匠精神的良好环境和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