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究竟是加剧了还是缩小了“数字鸿沟”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的频率和关注娱乐性内容的频率来衡量网络行为，考察个人先赋因素与家庭收入情况、父亲职业类别和父亲教育水平等代际因素对于子女网络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先赋因素中性别和家庭居住地对于子女网络行为有显著影响；在代际因素中，家庭收入和父亲教育水平对于子女网络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父亲职业类别对于子女网络行为则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网络行为；家庭地位；大学生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交生活也更多呈现出一种“网络化倾向”。在大学生群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尽管在获取信息与知识的形式选择上该群体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但是其网络行为却有很大差别。比如有些同学在上网的时候喜欢刷微博了解明星资讯或是打电子游戏放松身心，又或是认识新的朋友来拓宽自己的社交圈；而有些同学在上网的时候则更愿意利用网络提供的便利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例如观看各式各样的网络公开课，或者是浏览各大新闻媒体网站、了解社会资讯等等。大学生群体还没有真正步入社会，在经济上不独立，家庭作为其生活的基本单位和社会化的首要场所，对于其网络行为差异可能具有一定影响。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子女的教养方式不同，可能会导致子女在网络行为上的偏好差异。因此本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学生及毕业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研究”项目组，针对全国范围内17所本科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的大学生实施的《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调查》中所得到的数据为基础，力图探究在校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网络行为之间的关系，希望验证除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先赋和后赋因素以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即代际因素是否对网络行为产生影响。
文献综述
（一）网络行为描述
翟延祥、金明华、杨琳指出90后大学生上网动机大致可以归纳为寻求探索和求知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心理安全的需要。林佩云针对七所高校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上网使用的是网络的聊天、影视、游戏、网上购物等娱乐功能，而利用网络获取学习资料、进行学习的只占19.07%。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描述
社会经济地位简称为SES（socialeconomicstatus），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用于衡量学生家庭成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对家庭成员所能够掌握的社会资源数量的反映，一般采用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和收入三个基本变量作为衡量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准。
（三）知识沟描述
该理论认为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获取到的信息将会呈现显著的上升，但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依靠媒介获得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媒介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信息的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
对于网络新媒体的影响，国内学者持有不同的态度。部分学者认为新媒体打破了以往的社会分层的对话机制和模式，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能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同等接触各类信息的机会。而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知识沟”的扩大。黄艾华认为网络本身并没有扩大或缩小“知识鸿沟”的倾向，但是由于众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使得伴随传统媒体出现的“知识沟”在新媒体便捷、高效的特点之下被无限放大。与之类似的是“数字鸿沟”的概念。王刊良等通过对中国大陆各地区因特网用户的定量研究发现，收入和教育在形成数字鸿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据分析
（一）大学生自身基本情况
通过对10766个样本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在我们所调查的大学生中女生占52.6%，男生占47.4%；拥有农业户口的占57.8%，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占42.2%。其中目前就读于本科的人数最多,占61.4%，其次是专科（高职）和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频率较高的百分比为80.7%，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频率较低的百分比为19.3%；用网络关注娱乐型内容频率较高的占86.5%，用网络关注娱乐型内容频率较低的百分比为13.5%。
（二）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综合情况
下表所列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可以分析网络行为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究在选择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或娱乐型内容的频率上哪些因素发挥的作用更显著。
首先对性别、户口、政治面貌、本人学历等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分析，这些因变量可以看成是个人的先赋性因素。发现性别对于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和娱乐型内容的频率均有显著性影响，呈负相关。户口对大学生网络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在先赋因素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收入、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水平等代际因素，之前的先赋因素在新的数据中作为控制变量，其影响力被削弱，代际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
1、家庭收入与大学生网络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上表可知，家庭收入对于大学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的频率有显著影响。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和娱乐型内容的频率都越高。这一点在访谈中得到了印证。现就读于北京市某211院校的T同学，父母亲均为干部，家庭月收入2万元左右。当被问及平时上网关注什么类型的资讯比较多时，T同学表示“之前我最多的就是上微薄刷热点。很多和我同龄的同学不太关心时事什么的，但我就比较关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家庭的缘故吧，中学那会儿我妈就让我每天回家看报纸，后来养成习惯了，现在都是用手机上网看了。当然，也会很关心明星八卦之类的。还有就是毕业之后打算出国，所以在网上关注留学信息比较多，会上各种英语网站刷托福、上知乎找经验帖。”
2、父亲职业与大学生网络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父亲职业对于大学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和娱乐型内容的频率均没有显著影响。只有父亲职业为“办事人员”的对子女用网络关注娱乐型内容的频率影响显著。
3、父亲教育水平与大学生网络行为之间的关系
对比上表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父亲教育水平对于大学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的频率的影响显著。随着父亲教育水平的增高，大学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的频率也随之增高。在用网络关注娱乐性内容方面，父亲教育水平从小学到初中，其子女用网络关注娱乐型内容的频率显著上升。其余父亲教育对子女用网络关注娱乐型内容的频率则没有显著影响。
结果讨论
综合前面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大学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内容和娱乐性内容的频率就越高；父亲教育水平越高，大学生用网络关注发展型和娱乐性内容的频率就越高；而父亲职业则与大学生网络行为没有显著关系。
家庭投资理论提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所占据的各类资本都比较缺乏，能够用于投入在子女身上的资本也相应较少，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因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发展等各方面的投入也相应较多，有利于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布迪厄认为，社会本身存在着阶层分化，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文化背景的总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进行社会化的场所首先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会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并鼓励他们利用可获得的资源完善自我、实现知识的再生产。同时，相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更重视资本的力量，也具有更强的知识储备，能够利用网络带来的便利条件实现资本的再生产。
现代社会中各职业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划分，但在剔除掉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发现父辈职业对子代大学生网络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间接说明造成大学生网络行为差异的的代际因素更多是来自于家庭收入、父辈教育程度等，而与父辈职业没有直接联系。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媒介水平的发展并没有缩小群体在知识水平上的差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种“数字鸿沟”。网络的开放性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获取资源的平台，但是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带来的隐性影响依然在这场博弈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好的孩子相较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的孩子的优势在于，在利用网络的时候既重视从发展型内容中实现自我提升，同时也更善于利用娱乐型内容。他们对于各类信息的获取和运用能力要高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的孩子。在传播学中，传播效果分为三个层面:认知、态度和行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劣势往往导致其子女对于信息传播效果的获取只停留在认知层面，而缺少将认知转化为行动的能力，这严重影响了信息传播的深层次效果。可见除去以往研究中所得出的研究对象本身的先赋和后赋因素以外，代际因素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它对于网络行为中“知识沟”和“数字鸿沟”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翟延祥,金明华,杨琳.90后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行为研究——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20(01):180-183.
[2]林佩云.大学生网络行为调查与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0,(09):69-72.
[3]刘左元,李林英.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与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03):14-16.
[4]黄艾华.网络传播加剧知识沟扩散[J].现代传播,2002,(04):54-55.
[5]王刊良,刘庆.从因特网应用看中国大陆的数字鸿沟[J].管理学报,2004,(02):207-21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