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释政府监管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回到恐惧与贪婪。本质上，任何金融决策都可以归为这一动机。我是否应该冒险用我一辈子的积蓄进行风险投资，而这场投资可能让我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让我身无分文？还是我应该只是购买最棒的蓝筹股和最安全但收益低的债券？贪婪会驱使我选择前一个，恐惧则会驱使我选择后一个。如果风险投资大量增加，而投资者似乎赚钱很容易，我的贪婪可能会战胜我的恐惧。通常来说，政府不会参与我的决策，我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风险。如果我破产了，政府建立的破产法庭会帮助我的债权人瓜分我的资产，但政府不会阻止我做出可能会提高破产可能性的决定。
银行家也受制于恐惧和贪婪，因为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是储户出于信任而托付给他们的，政府会设定规则来保证银行家的贪婪不会压倒他们的恐惧。这类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资本要求。资本要求使银行避免单纯依赖储户存款进行运营，迫使银行也要把它们和它们的股东所提供的资金利用起来，这些钱称为资本。资本要求以几种方式对储户进行保护。如果一家银行破产了，资本用于偿还储户存在银行里的钱。持有资本会促使银行不要采取过于冒险的行动，以免危及它们自己的钱。资本也为储户提供了一种具体信号，即银行不会采取过于冒险的行动。有时候，资本降低风险会被形容成把银行置于“风险共担”的位置。政府多年来一直都会设定银行的资本要求，而且根据《旧巴塞尔资本协定》《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及《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银行需要对更高风险的资产持有更高比例的资本。
另一种批评是，监管者并没有提高衍生产品市场运作的透明度。也就是说，这些证券如此复杂且没有上市交易，客户很容易误解，甚至被误导这些投资产品的风险本质。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因衍生交易而破产。
次贷危机确实是“大萧条”以来一场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危机。当J.P.摩根被问及股票市场会如何，他著名的回答是：“它会波动。”确实，这是大部分市场会出现的情况。不论是证券、货币、商品，还是房地产市场，它们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上涨或下跌。当某部分资产或某一类资产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上升，投资者通常会相信上升将会无限期继续。恐惧会消失，贪婪会成为指导口号。一旦市场价格只会继续上涨的信念建立，借钱投入那一块市场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贷款可以用出售升值资产的钱来偿还。资产会继续升值的信念越坚定，理性的人会投入越多，人们都试图获得这顿看似免费的午餐。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得益于意识形态驱动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这种繁荣推动着新的、越来越具有风险的、看似利益无限可能的方法制定的货币政策应该对这场危机负大部分的责任。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恐惧和贪婪。21世纪初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使经济繁荣和投机行为增加，极大地提高了贪婪的收益，承担额外风险的动机增强了。不论监管会引发人们多大的恐惧（实际上并没有），它都可能会被高危水平的贪婪所压倒。
21世纪初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使经济繁荣和投机行为增加，极大地提高了贪婪的收益，承担额外风险的动机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