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之一，曾先后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刊登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署名“皇甫平”。之后至4月份，《解放日报》又相继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当时理论界出现了改革“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的大背景下，这一系列“皇甫平”评论文章，呼唤继续深化改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成为了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在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报道》记者专访了“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之一，曾先后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听他讲述了继“真理标准”讨论后，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是如何进行的。
获知邓小平同志讲话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严重曲折；国内也发生了一些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这一背景下，有人将国内的波动归咎于改革开放，出现了“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
周瑞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此时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1991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次他去视察工厂、参观企业，还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他还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瑞金当时在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家里，看到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发表的讲话材料。“中国到底是往前走搞改革开放，还是往后退回到阶级斗争，这是很关键的历史关口。小平同志的讲话材料让我很激动，这激发了我撰写评论文章传播这一谈话精神的想法。”周瑞金说。
“当时市委领导给我看这个材料，没让我做记录，也没有布置写文章，我想就是为了让我了解情况，以便把握宣传口径。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更迫切了。”周瑞金凭着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养成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决心要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新思想。
于是在1991年2月14日，周瑞金请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三人共同商讨合作。周瑞金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这样就形成了“皇甫平”的写作班底。
“皇甫平”四论改革
1991年2月15日，辛未羊年大年初一，第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发表了。当天的《解放日报》头版上，上半版刊登邓小平同志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刊登的就是这篇评论。
“我把准备在大年初一发表的新春言论提纲口授给凌河同志，由他来执笔撰写，由我来改定，最后发表。”周瑞金说，发表前，他把集体署名定为“皇甫平”。“许多人把‘皇甫平’理解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皇’用我们闽南话就是‘奉’，而‘甫’就是‘辅’，当时的含义是‘奉命辅佐邓小平’，奉谁的命？奉人民之命。”周瑞金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这篇评论指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呼吁，“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在当时集中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下，着实有些石破天惊之感。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发表了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由我出题，施芝鸿同志执笔，再由我改定。”周瑞金表示，这也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提出：“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并指出当时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市场经济。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篇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错失良机。“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周瑞金回忆。
4月22日，第四篇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
“我们曾打算写5篇，拟展开论述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这篇文章的写作就给搁下了。”周瑞金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引发激烈的思想交锋
不出意料，《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引起了轩然大波。
1991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支持“皇甫平”4篇论改革的文章观点。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提出批评意见，表示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甚至还有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
不久，时任中宣部领导给上海市主要领导打电话，过问4篇改革社论的具体情况，同时派出调查组到上海调查此事。1991年4月17日，周瑞金又专门给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以及北京与全国理论界的反应。“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在审阅该报告后，并没有批评‘皇甫平’文章观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提出了诚恳的批评。”对此，周瑞金主动做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199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戴园晨、周叔莲、卫兴华、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吴敬琏表示，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就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1991年下半年，这种思想交锋仍在继续。9月1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提前播发了《人民日报》社论摘要，其中两处提出对改革开放“要问姓社姓资”。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过问，让把即将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周瑞金对《中国报道》记者说。
1991年12月，周瑞金组织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又发表了两篇评论员文章：《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和“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地视察南方。图为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仙湖植物园。这一年可谓是思想的激烈交锋年，引发了关于改革开放的“百家争鸣”。
南方谈话指引航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地视察南方，先后到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为题的重大社论报道，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内容。
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周瑞金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简明生动的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扫清了改革开放的阴霾。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要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些，建设的步子更快一些，千万不可丧失时机。”
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谈话，不仅给中国改革开放航线拨正了航向，也开启了改革开放新阶段。“在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为传播小平同志新的改革思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历史给我的机会。”周瑞金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责任编辑：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