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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第四次核试后韩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时间:2024-10-25 11:27:56


    口董向荣/文

朝鲜第四次核试之后,韩国的安全认知发生变化,朴槿惠政府大幅调整对朝政策,由合作与高压并举转向全面施压。在大国外交层面,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进一步强化,对美日韩三方合作的诉求有所上升,但这些举动却导致其与中俄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疏离。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韩国这样,既享有战后“汉江奇迹”的经济繁荣,又深陷无处不在的安全枷锁。2016年1月6日,朝鲜不顾各方强烈反对,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声称是“氢弹”。2月7日,农历新年除夕,朝鲜宣布成功发射“光明星4号”卫星。作为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当事方,韩国认为朝鲜在拥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原有的对朝措施无法应对新的安全威胁。为此,朴槿惠政府大幅度调整对朝政策,由合作与高压并举转向全面施压,动用手中所有能用的政策工具,力求切断朝鲜与外界的经济联系,阻止朝鲜拥核。在大国外交方面,韩国进一步倚重美国的安全保障,提出要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韩国虽说要“继续重视与中俄的联系”,但“萨德”牌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与中俄的关系。

韩国对当前地区紧张局势的认知与基本判断

首先,韩国认为朝鲜的核开发与弹道导弹发射相联系,严重威胁韩国国家安全。由于一个国家进行五至六次核试验之后一般就被认为是有核国家,因此当前是阻止朝鲜拥核的最后机会,生死攸关。韩国前统一部长官玄仁泽指出,“留给韩国的时间非常有限,如果错失此次机会或许将会后悔终生、后患无穷。一旦朝鲜将二者相结合开发出洲际导弹,那么国际社会近20年来的无核化努力将宣告彻底失败。现在韩国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非常强。”[1]

其次,韩国认为朝鲜国内没有能够制衡金正恩核开发的政治力量,必须从外界施压。韩国前统一部长官玄仁泽指出,“当前朝鲜金正恩体制下的外交政策,已经丧失了制约和均衡的机制。在恐怖感支配的社会中,谁能向金正恩提出所谓的‘合理化建议’?朝鲜如一辆没有刹车的快车,在核开发的道路上狂奔。”[2]如不改变现状,朝鲜将会部署核导弹,韩国则将饱受恐惧与恐慌的折磨。

第三,韩国相信经济制裁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有效手段。玄仁泽认为,“迄今为止,对朝鲜制裁措施中最有效的是冻结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BDA)的账户”[3]。2005年9月,美国把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BDA指定为暂定洗钱嫌疑对象之后,要求其冻结2500万美元的朝鲜资金。第四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辅之以单边制裁。韩国期待新的制裁措施能够复制和放大BDA措施的效果,切断朝鲜的外汇流入,约束朝鲜的核计划。

第四,韩国主流舆论相信“萨德”系统有助于维护韩国的国家安全,认为“萨德”系统弊大于利的声音相对边缘。韩国KBS和联合通讯社2016年2月11—12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67.1%的受访者认为,“为应对朝鲜威胁需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只有26.2%的受访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等国的强硬立场不要部署‘萨德’”。[4]韩国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金兴圭教授持相对谨慎的立场,他撰文指出,“通过美国‘声东击西’式地打压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想法,也是不可持续的,失大于得的可能更大。‘萨德’部署问题,中美应通过战略对话予以处理,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表达韩国对于安全的忧虑,发挥外交努力将中美引向合作而不是对立。部署‘萨德’的争议,如果走入朝鲜希望的那种框架,韩国将可能成为大国政治、朝鲜离间、新冷战到来、国际资本等虎视眈眈的囊中之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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