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3.008
社会民主主义源自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中后期曾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指导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这一阶段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与科学社会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语。此后一百多年的发展中社会民主主义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团结等进步主义价值标准，采取强化社会财富再分配、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劳动者经济管理权等政策。尤其20世纪下半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福利国家模式，改善了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社会民主主义所推行的政策虽然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在历史的演变中，还是和与其本出同源的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慢慢分道扬镳。这些相似性总是导致一些人对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模糊认识。实际上，从一个多世纪前伯恩斯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始，社会民主主义就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并一步步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出现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当时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程中提出利用民主共和制度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进行社会改良。法国的赖德律—洛兰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主张应当先通过普选使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全民，再依靠国家的帮助，建立取代资本主义剥削的“国家工场”，从而较早地表述了通过普选和议会斗争改造社会的思想。在革命进程中，这部分小资产者与工人进行联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派别。马克思曾这样论述两者的联合，“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抹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1]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改良色彩。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2]。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并没有“笼统地否定这个小资产阶级运动”，而是“承认小资产阶级运动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的初步形态”[3]，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表示愿意与这类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一道，共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总的看来，在这一阶段，社会民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在行动上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靠拢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工人运动复苏和发展的基础上，工人阶级政党开始大量涌现。由于当时德国等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仍然是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革命者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需要[4]，加上欧洲革命失败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被视为力求颠覆现存制度的概念而受到封禁，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有利于工人阶级政党在政治高压和妖魔化的舆论宣传下实现长期合法生存，这些政党多数自称社会民主党。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采取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制定纲领路线和理论政策，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思潮进行斗争，使社会民主主义不断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影响。到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等政党都制定了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的党纲。如1891年德国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指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总体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一时期接受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与此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了较大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尽管如此，无论是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第二国际，在内部仍然存在深刻的思想分歧，特别是在取得政权的手段问题上。
改良主义抬头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开始背离科学社会主义
到了第二国际后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出现新发展，体现出一定的活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加之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斗争中取得很大成就，出现了通过合法途径改善工人阶级经济政治地位的可能，而且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没有从原则上排除工人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改良主义思想抬头，以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右派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提出以“阶级缓和”和“阶级合作”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议会合法斗争”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特别是提出“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主张放弃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以点滴的改良取代彻底的革命。虽然第二国际各党特别是德国社民党内的左派反对和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但这种斗争并不彻底，改良主义的影响仍然不断扩大，在第二国际内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社会民主主义也由此开始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
一战后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泾渭进一步分明
一战爆发后，大多数欧洲社会党领导人背弃了第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政治危机发动群众推翻本国政府的决定，转而支持本国政府参战，导致第二国际停止活动，并引发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大分裂。列宁在1917年4月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应该摒弃社会民主主义，改称共产党，并发起成立了由原各国社民党左派组成的共产国际。原社民党的中派和右派则维持原来的组织和名称，仍旧把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并且组建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与共产国际对立。此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二国际时期相比发生了两点显著变化：一是明确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公开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政策体系；二是认为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是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提倡抽象民主或一般民主，推崇多党制议会政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成为与布尔什维主义针锋相对的对立体系。不过，此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以马克思主义自诩，仍旧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大多数社民主义政党虽然批评苏俄的一些专政措施，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说明其仍然带有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痕迹。
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有时也会将民主社会主义当做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词使用，但并不普遍。1951年欧洲社会党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并在思想上全面继承第二国际以来中、右派的政治遗产，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一基本纲领，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作为理论支柱，强调通过民主方式来实现其理想和目标，以突出其主张的民主主义性质，突出与布尔什维主义专政的对立。自此，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指导思想，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也被重新界定。一是提出“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指导作用。二是指出“社会党人之所以要反对资本主义……最主要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者作出个人的贡献”，从而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并将社会主义等同于一些伦理价值的实现。三是提出不应把公有制本身看成目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共存，关键在于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对生产成果进行合理分配，转而倡导混合经济。
在社会党国际这一纲领的影响下，各国社民党也纷纷修订了党纲，如德国社民党1959年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宣称“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它不想宣布什么最终真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互助”，并宣称“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自身也要经受自由和公正的考验”。为了吸引选票，《哥德斯堡纲领》中还放弃工人阶级政党的提法，而代之以“人民党”，强调社民党要致力于实现“所有人的自由与公正”。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是对此前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次重大调整，进一步淡化甚至是抹去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的痕迹。
2016年11月30日，捷克总统泽曼（右）（1993—2001年担任捷克社会民主党主席）在布拉格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1997—2008年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2012年当选法国总统）。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日访问捷克，与捷克总统泽曼会谈，双方就影响两国经济合作的员工工资标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2016年6月25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首都维也纳召开全国党代会。于2016年5月份宣誓就职的奥地利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在本次党代会上正式当选党主席。图为当日克恩在社民党党代会上发表讲话。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名义上的回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欧美右翼竭力宣扬“历史终结论”，社民党尽管一直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与苏东的“现实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区别，但在这一形势下也感到很大压力，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信誉扫地，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将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应当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1992年，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变化世界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等一系列文件，并交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个词汇。自此之后，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民党文件普遍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但这种名义上的回归实际上反映了社民党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立场的重大变化。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无论是从革命角度还是从改良角度解释，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都是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制度。“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民主”是形容词，说明社民党依旧追求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此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则突出强调“民主主义”，“社会”成为形容词，说明其目标是赋予当前的民主制度以“社会的”内容，而不再企求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5]
“第三条道路”推动社会民主主义“中转”
20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发起了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政策调整和理论创新，其核心内容是主张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属性，超越左右划分的旧思维，重新定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借鉴新自由主义某些理念与政策，力求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一是在经济体制上向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靠拢，主张放松国家管制，更多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二是在公平公正和福利国家问题上由强调结果平等、财富分配平等转向机会平等、条件平等，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从预防风险、提高劳动者技能等角度建设福利制度；三是在社会体制上强调培育公民意识，使公民为公共利益承担更多责任，实现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和目标相结合，如德国社民党前主席、前总理施罗德明确反对依靠“国家更多发挥作用”来实现公正，认为社会应当更多实现自我管理，每一位公民都应作出贡献来塑造自己和社会的生活；四是在党的建设上主张从纲领党进一步转变为选举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现实需要和选举需要制定政策，争取更多选民。
“第三条道路”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西方社会党的选举和执政需要，帮助其一度实现复兴，但这种改革在实质上是向资本让步，向新自由主义妥协，加速了社会党在政治上的“中转”，在政策上扩大了同保守主义政党的趋同，不但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天壤之别，与传统社民主义也大相径庭。这难以避免地引发了传统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也为其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
新世纪社会民主主义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左修正
“第三条道路”在其后遭遇发展危机，多数欧洲社民党受到激进左翼政党和向中间靠拢的右翼保守政党的双重挤压，社会民主主义也陷入困境。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等力求通过向左修正自身立场以求恢复失地。德国社民党2007年通过《汉堡纲领》，改变前总理施罗德“德国社民党是一个新型的中间派政党”的说法，重申自己是“左翼人民党”，强调与工人运动及工会的亲密关系，并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加剧了旧的不公正，创造了新的不公正”，但并未重新提出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只是重申对民主、公正、团结等伦理价值的追求。相比之下，英国工党回调的力度更大，新领袖科尔宾自称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提出要重新推动国有化，增加税收和福利，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但这种修正不可能超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民主义的范畴，与科学社会主义依然相距甚远。
总体而言，从第二国际后期开始，社会民主主义就通过广泛、深刻的“修正”与“改良”不断“右倾”，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反对通过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把渐进式改良作为唯一可行的道路方法，不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与科学社会主义彻底分道扬镳，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外力量转化为体制内力量，从资本主义共同的“掘墓人”转变为其“病榻前的医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美大局）
（责任编辑：徐海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6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3]《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4]张世鹏：《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5]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