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关系；宗教因素；群体认同；意识形态；政治实体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7.008
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外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但是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是新鲜的话题。无论是历史上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的“圣战”，还是当代的宗教冲突和宗教复兴，尤其是冷战后的所谓“文明冲突”和“9·11”事件以来宗教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复杂关系，都能使人们明确地感知到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回声，以及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既与宗教本身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与超出宗教本身的、与宗教相关的复杂因素有关，同时有着复杂多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宗教因素”的概念，而不直接使用“宗教”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中许多与宗教相关联的问题，其中既有宗教本身的作用，但更多的是由于宗教与特定的群体组织（部落、族群、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及特定的政治运动等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复杂现象。
具体而言，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既要从宗教的特殊属性尤其是构成要素出发理解宗教因素，又要将宗教因素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之中，进而实现“将宗教融入国际关系”[1]的目标。根据上述理解，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就是宗教或者以宗教意识、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制度等构成要素为独立的表现形式，或者通过宗教构成要素向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领域的延伸，通过与特定群体的精神信仰、群体认同、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社会运动等相结合而形成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因素，进而实现宗教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外交决策、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领域的渗透和影响。
概括地讲，实现宗教因素与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联接，既要从宗教因素自身的特点出发，又要结合国际关系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本文尝试从群体认同、意识形态、政治实体三个层面简要考察宗教因素的表现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从群体认同的视角看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认同是“行为主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主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行为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在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为自己定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宗教、文化、阶级，乃至性别、语言，均是已经形成的集体认同”。[2]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整合社会群体的首要基础在于宗教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所建立的群体认同。[3]“宗教与认同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宗教的意义结构功能。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周围世界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从群体的角度讲，宗教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为社会秩序的合理化；从个体的角度讲，它与自我认同密切联系。”[4]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宗教认同因素与国际关系的联接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最主要作用体现为宗教认同的群体建构功能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塑造。
从宗教认同对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来看，宗教认同既可以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认同，对统一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发挥社会整合作用，如犹太教、神道教、伊斯兰教什叶派对于以色列、日本、伊朗国家认同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宗教或教派认同也可以作为多民族国家族裔群体的精神信仰消解国家认同，以宗教认同为基础形成诸多的次国家行为体。黎巴嫩伊斯兰教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徒三大族裔群体的矛盾，埃及科普特基督教徒与阿拉伯穆斯林的矛盾、苏丹北方阿拉伯穆斯林与南方黑人基督徒的矛盾，都对这些国家统一的国家认同构成了威胁，甚至成为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苏丹）。宗教或教派也可以通过超国界或跨国界的宗教认同形成跨界宗教集团或国际宗教组织，进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施加影响。无论是次国家的族裔—宗教认同，还是超国家的泛宗教认同，都可以对国家认同进而对国家主权产生消解与侵蚀作用，这在冷战后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中体现得十分突出。宗教认同冲击国家认同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宗教复兴对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排斥，进而导致“宗教原教旨主义”[5]和“宗教民族主义”[6]对世俗化或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及霍梅尼执政后，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伊朗宪法规定，神权统治高于一切，强调伊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位置在最高领袖之下。图为2017年6月4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郊霍梅尼陵举行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者、精神领袖霍梅尼逝世28周年纪念活动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中）挥手致意。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从广义而言，“意识形态被界定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由一整套通观世界的观念、看法和思想构成，被认为提供了解释全部现实的基础。它包含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偏好，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7]基于宗教价值认同的宗教政治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复杂，它突出表现为宗教理念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通过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理念渗透于国际关系之中。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与宗教相联系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例如，犹太教的“特选子民”和“弥赛亚”（救世主）观念不仅渗透于各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之中，还产生了犹太教复国主义这一特殊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8]受基督教新教影响的宗教价值观深刻地渗透于美国的外交理念中，并突出表现为“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美国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使命”“美国代表着铲除邪恶的正义力量”三大理念。[9]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新右翼的崛起尤其是作为其意识形态体现的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0]伊斯兰政治思潮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理念，同样对部分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沙特外交政策中的泛伊斯兰主义理念，伊朗外交政策中的“输出伊斯兰革命”理念。宗教意识形态不仅可以影响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理念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