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胤：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大家都比较少接触到缅甸电影。我相信，在电影的销售上，肯定有猎奇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电影触及了一些缅甸的文化、一些人和故事，所以有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价值。我有一些短片电影是卖给了当代艺术馆的，香港的M+视觉文化博物馆收藏了我的六部短片，大概也是从这些影片的社会学价值来考量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拍电影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甚至是不符合常规的，这种拍摄和制片方式在台湾多见吗？
赵德胤：像我这样的制作方式，在台湾可能也只有我一个，因为台湾的电影工业已经相对健全了，大家做东西都蛮成熟的。而我刚开始拍电影时，其实是在这个体系之外，也是无知者无畏吧，所以敢用一些非常规的方式去拍电影，很仓促但是也非常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要感谢数码时代，不然像你这样、像毕赣这样的导演可能是没有机会拍电影的。
赵德胤：对，至少我是不太可能的。在东南亚，现在能够进入电影行业的几乎都是出国念书回去的、家境很好的人。我有些不太一样，我16岁离开缅甸到台湾，不是什么留洋深造，真的是生活所迫。我这一代缅甸华人，精神上可能比较像张艺谋那类导演，就是还是要养家糊口，要考虑生存问题。所以，电影或者艺术对我来说，兴趣是其次，它首先要能让我生存和养家，所以你会发现，和台湾其他艺术片导演相比，我的创作更量产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操作方式很独特，但你的电影美学还是主要受台湾新浪潮一代影响吧？金马电影学院对你的电影创作影响大吗？
赵德胤：早期的电影美学来得更直接，就是看别人的电影，当然，台湾新电影看得比较多。金马电影学院的学习更多是偏技术层面的，侯孝贤导演亲自指导我们上课，启发我们如何在创作和客观条件下去破解，去完成拍摄。我觉得外在的东西可以变得很快，你可以去拍类型片，也可以去拍长镜头很多的独立电影，但一个导演的核心思想不会变化太多。我也可能去拍科幻片，但我大概不会特别关注于宇宙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更关心的可能是，外星人离开自己的星球，他们会不会也有乡愁。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天听你分享，感觉你对纪录片和剧情片理解区别不大，拍摄方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赵德胤：没太大差别，都是形式，大家来玩弄一下形式。《翡翠之城》虽然是纪录片，但其实是剧情片的套路，一个人要去冒险，去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中间遇到困难，经受很多心理挣扎，最后有一个高潮，主角也终于想通了，其实是三幕剧的结构。对很多普通观众来说，《翡翠之城》比《挖玉石的人》可看性更好。但对很多秉承着传统理论来拆解电影的人来说，《翡翠之城》假一点，《挖玉石的人》真实一点。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套路，就像那天说的，你拿起摄影机就没有真实可言了。拍摄、剪辑这些都是制造真实的手段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电影里很多人为生计、为一个泰国或者台湾地区的身份而拼命，现在身份问题还困扰你吗？
赵德胤：很幸运我最近10年已经没有生存问题了，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的经济问题基本解决了，虽然不是有钱人但不需要担心温饱。我可以去世界的任何地方，身份问题不会再成为我生活中的障碍。但只要一想到拍电影，最初蹦出来的还是16岁之前的记忆，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割舍不掉的东西，一般年轻导演也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早期的电影创作素材，这很正常。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拍了这么多部和缅甸、缅甸人相关的题材之后，会感觉到了瓶颈或者有一些局限吗？
赵德胤：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第一是，因为这些和家乡有关的东西太需要走心，不是走观众的心，是走我的心，所以元气消耗比较大。第二是，我也想去尝试一些电影工业体系内的工作方式，拍一些更通俗的东西。我不愿意用“瓶颈”两个字，毕竟作为导演来说，我太年轻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方面，《再见瓦城》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赵德胤：对很多艺术片导演来说，我们习惯了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下完成创作，所以一直在调动自己的变通能力，这个能力本身会给电影带来惊喜，但也的确很辛苦，电影质量受很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再见瓦城》比较像是一个商业规范下操作的电影，在整个的资金运作和人员配置上都更严谨，虽然总投资也不大，但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规范化操作的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你经常来大陆，也和这边有一些合作，整体感觉上，大陆和台湾电影业差距大吗？
赵德胤：很不一样。在我看来，台湾电影已经没有主流和独立之分。本土电影花费4亿新台币和50万新台币差别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差别不大”是指哪方面？
赵德胤：占领市场的信心差别不大，当然，内容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赵德胤：好莱坞电影在台湾的势头太强了，从投资者、制作者到观众，大家都对台湾电影缺乏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投资成本就变少，电影在类型的选择上就很局限，品质也没有保障。
三联生活周刊：恶性循环。
赵德胤：对，但我觉得，台湾电影面临的最大困难还不是资本，而是创作本身刺激点的匮乏。
三联生活周刊：好像不像新浪潮那一代有那么强的本土意识了？
赵德胤：也不是本土，其实就是关怀社会。现在的电影更像是纯粹的商品，对社会、对未来没留下什么。讲极端一点，如果我们完全放弃好莱坞电影，极致地回归到本土创作和自我表达，会不会有好东西？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核心推动力没有了。你会看到，现在所有的台湾电影都在讲一种状态，《大佛普拉斯》非常好看，但它也是在表达底层人的状态和情绪，只不过是非常成功的表达。大家不太关心真实的社会处境，不太关心人类发展史中面临的危机，这些东西在新浪潮一代的电影中是有的，而现在已经没有了。
（感谢林象×词语放映对本文的帮助）
这些和家乡有关的东西太需要走心，不是走观众的心，是走我的心，所以元气消耗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