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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五章》和“政治剧场”

时间:2024-10-25 12:46:38

《轻松五章》7位儿童演员,此次到中国是他们的第100场演出

“柏林戏剧节在中国”今年行至第三年,带来的作品中《轻松五章》最受关注。7名儿童演员与1名成人演员,而孩子们扮演的人物,来自20年前比利时娈童杀人案。这桩对比利时社会产生过“9·11”式影响的现实案件,交由戏剧舞台重塑,产生的是何种效果?

“间离”直面禁忌

2016年,《轻松五章》在布鲁塞尔的一个艺术节上首演后,立刻引起关注。原因有二:一是它以上世纪90年代比利时一桩骇人的恶性事件为故事人物出发点;二则是除了一名成人演员外,其余7名演员全是12岁以下的儿童。

真实事件是比利时人马克·迪特鲁(MarcDutroux)在80~90年代先后绑架、囚禁以及性侵了7名女童,其中仅幸存2名,其余5名在遭受非人待遇后被杀害。此案因为涉及“娈童”(Pedophilia)而异常敏感。该剧导演米罗·劳(MiloRau)面对这部戏上演后的争议与成功时,曾说:“观众既受震动又被感动,因为《轻松五章》讲述的是隐密之事,而娈童,是这个社会少数几个禁忌之一。”

但《轻松五章》并未将重点放在罪犯迪特鲁本人身上,而是关切案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按照米罗·劳的说法,它只是寓言式故事外壳,内在主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创伤,如何理解这个世界。《轻松五章》剧照,右一角色是迪特鲁的父亲[图片由歌德学院(中国)提供]米罗·劳并不希望“煽情”,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他们的愤怒与悲伤,都不是他想见到的。当排练进行了一个多月时,米罗·劳意识到,倘若不与现实故事本身保持距离,将很难保持冷静。所以,要谈论案件,又需从案件抽离,米罗·劳在剧中添加了一层“戏中戏”设置。

我们看到的因此是这样一个故事:彼得·塞纳夫(PeterSeynaeve)扮演的导演,要排一部与迪特鲁案件相关的话剧,他找到一些孩子,让他们出演角色,这些角色包括受害者、一对受害者父母、罪犯的父亲、办理此案的警察等等。剧本分成五幕。起先是孩子们来试镜,面向观众,逐一自我介绍,回答导演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何想要试戏,想要演哪个角色。随后,教导孩子们表演,排练过程中有一方屏幕,放映事先拍摄好的视频,孩子们只需模仿视频中的内容。

戏中戏设置,为观众留下喘息余地。为了能将这种“轻松感”更巧妙地传达给观众,米罗·劳特意设计了一个桥段:男孩佩潘·卢柏克需要扮演受害者朱莉的父亲,他在舞台上有一长段独白,包括忏悔自己曾做错的一件事:“朱莉告诉我她拿到不错的分数,我奖励她一张CD。她非常开心地听了一整晚。随后我发现她隐瞒了差的分数,我非常生气,做了一些我特别后悔的事儿:我拿走CD,并告诉她,她没有资格得到奖励。”此后,他开始叙述朱莉如何与她的好朋友梅丽莎双双消失,之后如何寻找,如何获得死亡噩耗。当观众沉浸在男孩的表演中,彼得扮演的导演突然问道:“哭得出来吗?”男孩摇头,彼得起身,递给他一支催泪膏。

这一幕迅速让观众放松下来,气氛变得不一样了。男孩面对观众,涂抹眼部周围的动作持续时间比预想的要长,观众随即开始笑。

“这本就该是好笑的。”米罗·劳表示。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在《轻松五章》里得到安放。在米罗·劳看来,悲伤当由喜剧方式演绎。而与儿童合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令人心碎,又兼具严肃与幽默。“当孩童穿上警察制服开始表演,你会立刻明白所有制服的可笑之处。”剧作家、导演米罗·劳1977年出生在瑞士,现定居柏林。社会学出身,曾是记者,2003年开始戏剧创作至今(东方IC供图)儿童演员的微妙边界

比利时根特市的CAMPO艺术中心以让儿童演员参与作品闻名,当他们找到米罗·劳,请他为其制作一出戏时,米罗·劳自问:最令比利时民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重大事件与儿童相关?这件事又对比利时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几件元素一叠加,迪特鲁事件出现在他的选项里。

根特是弗莱芒大区的一个自治市,此地母语是弗莱芒语。彼得·塞纳夫最初以米罗·劳助理的身份进入剧组。作为弗莱芒人,他能够与不懂英语的孩子们沟通,居中为出生于瑞士伯尔尼(Berne,官方语言是德语)的米罗·劳和孩子们翻译。与此同时,也承担教导孩子们表演的责任。

剧中第一幕展示的孩子们的面试过程,台词正是来源于真实的面试过程。CAMPO接到近100人的报名申请,报名的孩子们来自该地区的普通学校,都是没有表演经验的学生。如何筛选?彼得说,他们的目标并非选择与真实事件相仿的孩子,或者最会演戏的孩子,反而是希望“让演员通过戏剧舞台获得新的认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教育剧”(Lehrstück)——布莱希特在1920~1930年间积极创作的剧作类型,简单地讲,相较于为观众服务,教育剧更倾向于为实践者建立认知与态度。

米罗·劳为此用了斯特拉文斯基(IgorStravinsky)的《轻松五章》(FiveEasyPieces)为名,作曲家100年前创作这个简易钢琴小品,目的是为小朋友提供练习素材。本剧中,五章,也意味着五堂戏剧课,表演难度逐渐增加,孩子们要学习的表演理论似乎也变得艰深起来。

另一层意义上,《轻松五章》并不轻松。

观众在戏剧过程中会经历某种心理不适,其中最令人坐立不安的一幕发生在名为瑞秋的小演员身上。现实中,对应的这名女孩被迪特鲁囚禁在地牢,她给父母写了信,却从未能寄出去。舞台上,彼得与瑞秋排练这场戏,他得按照剧本,要求瑞秋读信时脱掉外衣。

彼得告诉记者,当米罗·劳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未能立刻接受。“我虽然能立刻明白导演的用意是寻求舞台边界,这种边界探索对作品本身非常有益且必要,但我作为成年人却无法立刻说服自己。”而米罗·劳将这个段落视作与观众对话的关键一幕,“令观众不适,想要喊停”,但又不能走得过远。

建组伊始,《轻松五章》就有心理医生加入。彼得告诉本刊记者,在6个月的排练过程中,心理医生持续跟小演员们对话,而每当米罗·劳或彼得有疑虑,去咨询医生时,他总回答他们:“不要担心,你们做的都没问题,不会伤害孩子。”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段发生在20年前的暴行,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他们领会不到其中深意,即便在舞台上表演一些成年人看来触目惊心的段落,他们也只当是游戏。

但孩子们会长大。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副教授陈恬曾在2017年柏林戏剧节现场观看过此剧,《轻松五章》巡演中国期间她第二次看后,感慨地说:“演警察的小演员,去年还是圆滚滚的皮猴样子,今年已是少年模样。”

彼得·塞纳夫的感触更明显,尤其是扮演警察的小演员佩潘:第一年演出时,当彼得在舞台上对孩子们喊“停”,佩潘会立刻停下来,可熟悉舞台后,已经会回问“为什么”了。米罗·劳也清醒地意识到,儿童演员成长为青少年后,与成人间的界限一定会消失,而原本像安全气囊般存在的隔断一旦消失,游戏就不再是游戏,现实的沉重与残酷将会入侵。此时,他们就不再适合。

实际上,此次中国演出结束后,这7位小演员也将离开《轻松五章》。孩子们这一段教育之路走到尾声,接下来,还会有另外7名小演员再次开启这趟路程。

文献体裁和政治剧作家

米罗·劳在面对CAMPO发出的邀约时,毫不留情地选取了迪特鲁案作为创作基底,大胆、激进,同时野心勃勃,他一伸手想揭开的就是比利时社会肌理中最深的伤痕。

1986年,马克·迪特鲁因绑架与强奸5名女童被捕,1992年即被假释出狱。1995~1996年间,他重新开始作案。而第二轮作案期间,比利时警方的调查进展缓慢,无视某些重要证据,这些失职行为直接导致两名孩童未能被及时发现,其中就有《轻松五章》中瑞秋扮演的那位读信的小女孩。据迪特鲁自称,在他第二次被捕前几天,囚于地牢的两位小女孩仍然活着。但比利时警方去搜寻案犯住处时,却并未找到她们。

人们追问过无数个“如果”,伴随迪特鲁审判的是,比利时人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全面怀疑,整个国家的情绪从最初的担惊受怕,又集体转换为愤怒和受伤。这些情绪最终引发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

剧中台词讲:“每个人都深陷悲伤,整个比利时都与我们一同哭泣,因为这些孩子事实上已成为所有比利时人共同的孩子。”《轻松五章》对比利时观众而言显然意义更重大。与此同时,它的普遍意义在于,“我们如何在舞台上重现悲剧发生时人们所受的冲击,以及,又该如何战胜创伤”。

首演当年,米罗·劳获得比利时戏剧和舞蹈评论家奖(BelgianPrixdelaCritiqueThéâtreetDanse)的“评委会特别奖”,获奖词写道:“这不是表演,是鞭笞。米罗·劳不但没有遏制小演员的直白,反而借此插入隐喻。”

米罗·劳鞭笞现实的手法之一是“原案重现”(Re-enactment),比如重现瑞秋在地牢读信的段落。不过,他试图重现的内容却是虚构的,“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地牢里那些事件如何发生”,他认为,这种重现有助于人们重拾某种情感。陈恬认为这正是米罗·劳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使用了文献剧的方法,目的却不是做文献剧”。

陈恬总结这位瑞士导演的作品特点是“社会剧变,充满创伤和隐痛的人物”。时下正在进行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上,米罗·劳的新作品《重演:戏剧史I》〔LaReprise-Histoire(s)duthéâtreI〕同样聚焦一起暴力案件。往前追溯同样如此。他的“欧洲三部曲”——《内战》(TheCivilWars,2014)、《黑暗时代》(TheDarkAges,2015)和《帝国》(Empire,2016)试图还原欧洲历史,为他在文献剧和政治剧领域奠定声名。

米罗·劳观照欧洲衰败和由此带来的民众恐慌,这一聚焦点在2012年首演的《布雷维克声明》(Breivik'sStatement)中表现更直接。人们是否还记得7年前在挪威作案的冷血杀手?他在奥斯陆引爆炸弹,随后又随意开枪射杀,最终导致77人死亡。米罗·劳在他的舞台,原样呈现这一极端分子在奥斯陆法庭的认罪过程,其供述的犯罪原由也被引述:移民和多元文化致使欧洲衰落。

米罗·劳为社会学出身,2007年,他创办剧团兼制作公司,将其命名为“国际政治谋杀研究所”。他在戏剧创作中融入田野调查,十分擅长“混淆”这些调查结果于虚构。《布雷维克声明》干脆就将舞台设在欧洲议会所在地。

“我总在寻找个体和国家的创伤和悲剧时刻。”站在这些时刻之上,米罗·劳这位被誉为“欧洲无畏的政治剧作家”,构建出的正是观照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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